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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家处方用药风格（上） 作者：王键， 黄辉，王又闻 校对：卜菲菲 所谓处方用药风格，是医家或医派个性鲜明而且相对稳定的遣方用药特点，反映了医家或医派临证认识处理疾病的特定思路和方法。方从法出，法随方立，处方用药作为理、法、方、药的基本内容，是中医诊疗思维过程中的最终环节，一家一派的风格与其创新理论和治法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笔者以“新安医学十大学说”和创新治法为线索，根据新安医学文献记载和现代研究[1～23]，进一步对新安医家群体内在的用药规律和特点作了梳理和提炼，认为主要有“平正轻简”、“时方轻灵”和“稳准狠猛”这三大处方用药风格。
平正轻简，固本调理相兼顾 “平正轻简”是指立方平和、用药精简、用量轻巧，这一风格与“固本培元”、“调理脾胃”治法密切相关。 明代固本培元派开创者汪机就曾申明“宁可用药柔和，不可过用刚烈”，强调用药“与其毒也宁善，与其多也宁少”[1]，体现了对生命的慎重和珍视。 徐春甫也反对“不察其虚、顿加攻击之药”的伤命殒生行为，推崇药味少而能取奇效的小方，认为“药味简而取效愈速，药品多则气味不纯，鲜有效验”，强调为医者掌握的秘方不在多而在精，多而滥不如少而精，晚年公开刊行的《评秘济世三十六方》，组方多为8～15味，绝大多数用药平正中和，方简力宏，临床疗效确切[2]。 孙一奎创有治疗温补下元的代表方壮原汤（人参、白术、茯苓、破故纸、桂心、大附子、干姜、砂仁、陈皮），组方9味，总剂量折合不超过30克，加减出入也不过一二味[3]。 罗周彦创有治疗先后天元阴元阳不足的4个代表方——益元冲和汤（人参、白术、当归、黄芪、茯苓、炙甘草、干姜）、益火复真汤（人参、附子、当归、白术、黄芪、干姜、甘草、肉桂）、滋阴益元汤（当归、白芍、沙参、甘草、茯苓、麦冬、熟地、大枣、五味子、浮小麦、粟米）、补水益元汤（熟地黄、生地黄、当归、麦冬、甘草、白芍、五味子、大枣）[4]，用药均在7～12味之间。 程仑也反对处方庞杂，主张方贵专一、药贵用简，其《程原仲医案》有“贵简”一论，指出：“若今之人，三十味合一方，望其有专一之功，则难矣。”[5～6] 即使倡导重剂挽凶险的清代吴楚，也强调用药“宜轻不宜重”，宁可再剂不可重剂，提出“治重病先须用药探之，方为小胆细心”的观点，其《医验录》治难症，先以轻轻平和之小方投石问路，以药测证，试探治疗，静观药效，效则行之，病情好转再少少加量，若方不对证，则再作推敲。 吴澄首倡“外损说”、“脾阴虚论”，其《不居集》提出“补托”、“解托”和“理脾阴”之法，以濡润滋补之品创立了22首平正中和的效验方，其益气健脾不用白术等相对燥烈之品，而善用山药、扁豆、莲子肉、薏苡仁、太子参等品甘淡平补、理脾健胃； 滋阴补血不用当归、川芎等相对甘温辛窜之品，而用白芍、石斛、玉竹、制首乌、黑料豆等药甘润养脾、补阴扶阳； 芳香醒脾喜用味轻气淡的莲类药，如莲子肉、莲须、荷叶、荷蒂、藕节，而不用气浓味烈的芳香辛燥之品； 补精益阴常配燕窝、紫河车、海参、猪肚、猪腰、淡火腿肉、鲤鱼等血肉有情之品。 其中扁豆、山药、人参、莲子肉出现的频率最高，“唯选忠厚和平之品，补土生金，燥润合宜，两不相碍”，刚柔互济，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行而不滞。 汪广期著有《济世亘方》，临床注重保元气，“用药甚平淡，而奏效如神”，认为“近人体质壮健者，十无一二”，用药过峻或“分两”过重，甚或发散太过，则伤人元气，为人治病“凛凛药味，惟取平和，不敢炫奇，分两极斟酌，不肯孟浪”，治小儿更专用轻剂 [6]。 康熙年间温疫流行，他创制逐疫解毒的“乾一老人汤”，药仅黑豆、甘草、金银花、鲜黄土4味，总剂量折合不过55克左右，表面平淡无奇，而治疫之效如神，后加药改进新制“救疫汤”，总剂量也只在100克左右，乾隆壬申年治疫活人无算[6，9]。 方肇权处方讲究药味药量适中，实则更崇尚精专，认为药味极少如“一味可治数病”者，“功专力薄”亦难以成方，而“十余味、二十味者，药性多而杂”，有效则不知何药之功，“倘若不中病，药性必发”，脏腑气血伤而益伤；并以五积散为例，指其“味计十六，烦而又杂”，“效未知孰胜孰不胜之力而难明”； 甚至对公认“精简不杂、量大力专”的张仲景方亦持有异议，而有所改订。 其《脉证正宗》创方力求简约，“按证立方，皆以八味成汤”，自拟内科、妇科方80首，皆不超8味，所附治案医方也无一例超逾10味，用药剂量除极少数主药大至3钱、反佐或使药小到三四分外，绝大多数均在8分至2钱之间。 虽然一律以8味成方未免呆板，却比较符合临床实际，对纠正药味过多、品类繁杂、攻治不专之弊显然是有益的。 “固本培元”治法以脾胃为途径培补脾肾元气，组方遣药必然要求平正中和、甘淡灵巧、药味药量适中，方药与治法相辅相行，从用药风格来说也形成了平正轻简派。 中医临床有经方和时方之分，以张仲景方为经方，宋元以后通用方称为时方。清代新安医家往往取经方用药精简不杂的特点，而不取其大刀阔斧气势，崇尚“平正轻简”之风。 清初汪昂著《医方集解》，主张方简药专，他在凡例中明确了选方标准和原则，一是选录“正中和平，诸书所共取，人世所常用之方”，仅“间有一二厉剂”，“至于药味幽僻，采治艰难，及治奇证怪病者”概不选录；二是选录药味简洁、组方严谨、精当专一、疗效卓著之方，鲜有逾10味以上者，品类庞杂、药过20味以上者概不选录[24]。 程正通处方用药极其精炼简约，药味精专，药量适中，简洁明快，丝丝入扣，《程正通医案》所治不论外感内伤，用药一般5～6味，少则4味，最多亦不过7味；并且药量轻，一般每剂折合大约40克左右，少者仅26克，至多亦不过75克[11]。药精量轻，“轻可去实”，并防祛邪伤正，所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程钟龄处方用药以善轻、贵简、精当、灵验著称，喜用一病一方灵活加减，创制了许多切合实用的名方，多数为几味药，且“药极轻微，而取效甚广”，如止嗽散药虽7味，量少而专，服者多效，他如启膈散、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痢散、消瘰丸、贝母瓜蒌散、程氏萆解分清饮、生铁落饮等，君臣佐使多寡得宜，用药简明、轻巧、精专、平和，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有出其不意之效。 其辨治太阳经证，力主轻宣微透，自创加味香苏散以代替张仲景麻黄汤、桂枝汤之峻剂，药稳而效。著《医学心悟》，认为“药不贵险峻，惟期中病而已”，强调“寻常治法，取其平善”，轻浅之病必须轻简处方，切莫浪施攻伐，以免药过病所，损伤正气。程钟龄方轻简精专，后世医著中多记载有运用之验案，经反复验证确实灵验，至今仍为临床所普遍称道和推崇。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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