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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不只是和事佬!

 陈鑫医师 2016-11-26


甘草又名“国老”,有中药“四大天王”之一的称号。《中国药典》载甘草用量在1.5~9克左右。《中药大辞典》载“内服,煎汤1~3钱,或入丸、散。外用研末掺或煎水洗。” 

而在《伤寒论》113方中,配伍甘草的有70方,居诸药之首。药量为4两(笔者认为伤寒方中的1两相当于现在的14克,4两即56克)占5方,3两(42克)占9方,2两(28克)占45方,6铢至一两十八铢(4~22克)占11方。

可见《伤寒论》中甘草的配伍量分为三个等级量:大剂量42~56克,常用量22~42克,调和量4~22克。此外,《伤寒论》以甘草命名的方剂占5方:甘草泻心汤(甘草四两,56克),炙甘草汤(甘草四两,56克),甘草干姜汤(甘草二两,28克),甘草附子汤(二两,28克),甘草汤(甘草二两,28克)。

其代表方炙甘草汤用了炙甘草56克,且方后言以清酒7升,水7升,共煮取3升,温服1升,日3服,这是1日1剂的剂量。如此大剂量重用甘草,煎药、服药的方法,均值得研究和重视。 古今甘草用药量差别之大,足以说明《伤寒论》方药配伍的特点是:独特、奇重、随证施药施量、重病重药。

而药与量正是临床关键之关键,是医者求效之中心。 笔者又查阅了多种中医药学术杂志,用甘草大都囿于3~10克,22~42克少见,42~56克罕见。《本经》列为上品、《别录》列为无毒药的甘草为何反而用量很小很轻?这说明今人临床用药时,常把甘草作为调和药运用,却大大忽略了甘草作为治疗药或主药(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放弃重用甘草有历史原因,由此,笔者开始思考造成汉时方药剂量减少的历史原因。公元1107年陈师文校正《和剂局方》,改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多以温补香燥,小药量为方;当时医事制度,严考试,起度量,重规矩,称权衡,分六科。

方书用药,多从方圆立案,考取合格始准报官挂牌行医,既行之后,又每月严课,或有荒谬,小则撤牌读书,大则令其改业。在如此背景之下,宋时之医为生计或名誉,当然方药从小从轻,不敢越雷池一步。 然此风既行,一刮千年,不知束缚了多少医道之人的手足和思维,时至今日,甘草也由“天王”贬为调和诸药而已,难以登堂入室。 

炙甘草可温补后天之气,从甘草的性味主治辨析,《本经》有:“主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金疮肿、解毒。”《日华子本草》有:“安魂定魄、补五劳七伤、一切虚损、惊悸、烦闷、通九窍、利百脉、壮筋骨、解冷热。”甘草之所以能有如此众多的功效,在于它禀坤土之气最厚,蜜炙更可温中以补后天之气。

经方所用甘草几乎都是炙甘草,可见仲景用炙甘草之意重在坤土之运,建中气以厚德载物,故而有胃气者生,无胃气则死,救胃气,保肾气,乃仲景《伤寒论》之圣旨。 

笔者认同某些医家的观点,认为甘草生用乃半阴半阳,甘草炙用就是纯阳之品。炙甘草其味甘,其色黄,是禀坤土之气最重最全的一味药物。一旦阳气归沉坎水,以炙甘草扶土则可伏藏坎阳,伏藏生命立极之火,伏藏好了坎阳,坤土之气又在坎中。故炙甘草配伍桂枝可上温心阳,炙甘草配伍干姜可破群阴,温中土脾阳。统观四逆汤辈,炙甘草配附子,乃扶阳回阳救阳,伏肾火坎阳之气,先后天之气旺,以达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笔者在谨守病机,辨证论治的前提下,炙甘草常用量为20~40克,大剂量为40~60克,均未出现不良反应,且常有良效。例举如下。 

夏某,男,教师。曾在某综合医院诊断为:窦性心动过缓原因待查(心率最低时42次/分)。住院治疗1个半月(用药不详),收效甚微。转求中医诊治。

刻诊:患者自汗、易感冒,饮食减少,自觉四肢乏力,劳则心悸心累,走路有晃荡之感,二便尚可。

查:面色暗淡无华,形体消瘦,舌质淡,苔白腻,舌体偏胖。

辨证:心肾阳虚,寒湿浸淫,脾土失运。治宜温阳益气,散寒除湿,方用炙甘草汤合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减。

组方:炙甘草50克,制附片30克,细辛15克,桂枝20克,生黄芪50克,麦冬30克,五味子15克,姜半夏15克,熟地30克,茯苓30克,白芷15克,甘松15克,生姜50克。3剂,水煎服,1天半1剂。

患者服药后良效,此方加减共服药10剂而愈。多年随访,未复发。

文摘自《中国中医药报》,作者:秦仁琼、陈凤群。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请随时与我们联系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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