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已经注意到老徐（微信公众号：易经实修）前面的文章引用了刘大钧老师的文章，甚至是整篇转载。
有人会不以为然。
现在大家就能理解老徐这个做的原因了。
第一，老徐非常欣赏刘大钧都是的研究，他总是引经据典，写作扎实。这是中国国学研究中所缺乏的。
第二，刘大钧老师有独特的研究，但也继承了中国2000年易学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可系统展示易学研究的主要观点。
第三，老徐既然要颠覆传统易学的观点，就要讲出这些观点，搬来这些观点，还要原封不动的搬来，然后讲出自己的观点。
老徐今天的观点就开始与刘大钧老师不同了，与传统易学观点不同了。
上一篇写的是《谁写了<周易大传>？》一是讲《易经大传》不只是“十翼”，还有更多的研究版本。这个我赞成。二是《易经大传》的写作年代和先后顺序。
这个老徐也没有意见。
但今天的问题老徐有不同意见了。
老徐继续引据刘大钧老师的“关于《周易大传》”的第三部分，有不同意见的用红字写在其文章的后面。
最后谈谈《易大传》学术思想的归属问题。
清儒崔述曾指出《象》引用曾子之言：“《论语》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这件事应引起我们重视。
若看一下《彖》《象》《文言》，特别是《大象》，有些地方显然是发挥曾子之言。如《彖·震》之“君子以恐惧修省”，《象·复》之“‘不远’之‘复’，以修身也”，“‘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象·益》之“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象·蹇》之“君子以反身修德”，《象·坎》之“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象，颐》之“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象，未济》之“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等等，这些话，与曾子在《论语》中表现出的自我省察的内省论是多么地一致！
此外，曾子说：“有若无，实若虚。”（《论语·泰伯》）《象·咸》亦说：“君子以虚受人。”
曾子说话言必称师，总是“吾闻诸夫子”（《论语·子张》），故《象，大畜》赞美“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等。这自然启发我们思索《易大传》与思孟学派的关系。
侯外庐先生曾从方法论上分析《易大传》与思孟学的精神分不开，他说：“因为‘显微阐幽’（下传）‘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上传）的方法与荀子精神不合，反而与其所评的思孟的方法相近。”①
我们认为这分析是正确的。《易大传》里虽无“五行”的文句，但像《系辞》中“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末，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等，《系辞》里这种被荀子责之为“案往旧造说”的话颇多。
另外，像“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等等，这些话，也真可谓“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了。（如果你读过先秦的著作，讲这些内容是出自曾子，就会有怀疑。这些内容曾子中有，但其他著作中也有。并不是曾子的独创和原创。）
然而我们认为《易大传》之《文言》《彖》《象》应属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主要还是依据如下事实：
人们都知道， 《易大传》里面谈“中“的地方很多，像《文言，乾》“龙德而正中者也”“重刚而不中”“刚健中正”等等。
《文言·坤》：“君子黄中通理。”“美在其中。”
至于《彖》《象》讲“中”就更多了，仅对“中”的称谓就有：“中正”“正中”“得中”“时中”“刚中”“中行”“使中”“在中”“中”“中直”“大中”“积中”“中心”“中道”“行中”“刚而过中”“中无尤”“未出中”“中未大”“久中”“中不自乱”“中节”“中心为志”“中未变”“中有庆”“中心为实”“位中”“不中”“中心为正”等，共有二十九种提法。
这些关于“中”的提法，分布在《彖》之《蒙》《需》《讼》《师》《比》《小畜》《履》《同人》《大有》《临》《观》《噬嗑》《无妄》《大过》《坎》《离》《睽》《蹇》《解》《益》《娠》《萃》《升》《困》《井》《鼎》《渐》《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等三十六卦之中；分布于《象》之《需》九二爻与九五爻、 《讼》九五爻、 《师》六五爻、《比》九五爻、《小畜》九二爻、《履》九二爻、《泰》六五爻、《同人》九五爻、《大有》九二爻、《谦》六二爻、《豫》六二爻、《随》九五爻、《蛊》九二爻、《临》六五爻、《复》六五爻、《大畜》九二爻、《坎》九二爻，九五爻、《离》六二爻、《恒》九二爻、《大壮》九二爻、《晋》六二爻、《蹇》九五爻、《解》九二爻、《损》九二爻、《夹》九二爻，九五爻、《娠》九五爻、《萃》六二爻、《困》九二爻，九五爻、《井》九五爻、《鼎》六五爻、《震》六五爻、《艮》六五爻、 《归妹》六五爻、 《巽》九二爻，九五爻、《节》九五爻、《中孚》九二爻、《既济》六二爻、《未济》九二爻等王十八卦、四十三爻之中。
若进一步研究这些称“中”的卦爻，我们发现它们都是吉卦、吉爻。如《乾》卦九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一个吉爻，故《文言》称此爻为“龙德而正中者也”。《坤》卦六五爻之“黄裳元吉”也是吉爻，《文言》称此爻“君子黄中通理，美在其中”。《象》说它是“文在中也”。再如《讼》卦卦辞： “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这段卦辞由两部分组成：“有孚窒惕，中吉”“利见大人”，是吉占；其余“终凶”“不利涉大川”，是凶占或不利。故《讼》之《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 ‘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 ‘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很清楚，其吉占“有孚，窒惕，中吉”，被《彖》作者称之谓“刚来而得中”，其“利见大人”被称之谓“尚中正也”。故在《彖》《象》《文言》作者的眼里，凡吉占都是因为能“正中”“得中”“中正”“黄中通理”等。
《易大传》里这种赞誉“中”的思想，并不是《彖》《象》《文言》作者的发明，实为继承《周易》古经而来。如：
《讼》卦卦辞：“有孚，窒惕。 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师》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复》六四：“中行独复。”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央》九五：“苋陆央央，中行，无咎。”
《丰》卦卦辞：“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卦六二爻：“丰其部， E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丰》卦九四爻：“丰其萄， 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周人的这种思想，在《逸周书，武顺》中亦有表述： “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而《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刘子既称“闻之”，可证前人早有此说。《左传·昭公五年》也记载了“日上其中”的说法。周人的尚中思想，在《论语》中又得到孑L子的进一步肯定与赞扬，而后，子思、孟轲都称誉“中道”，尤其在《中庸》里，“中”大大地被加以渲染了：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中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作为这条思想长链上的一环，《易大传》的“尚中”思想应归属思孟学派，便是很自然的了。
然而最初的“中”与“正”，恐为吉人进行天文观察的专用术语，如《周易》古经《丰》卦卦辞里有“宜日中”，其六二爻和九三爻中有“日中见斗”“日中见沫”等，《史记·历书》曾引《左传》：“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史记·集解》引韦昭曰：“气在望中，则时日昏明皆正也。”“中气在晦则后月闰，在望是其正中也。”皆可为其证。故《彖·象》里面的“中”，也有着不同含义：一方面，它吸收了前人著述中有关以天文观察解释《周易》古经的资料，如《彖·剥》：“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彖·损》： “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彖，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彖·贲》：“刚柔交错，天文也”等等，故《彖，需》说：“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彖·娠》：“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正中”与“中正”仍未失去最初作为天文术语的含义。同时， “中”在《彖》《象》里面，特别是在《象》中，还指某一爻在卦中的位置，但主要的篇幅，却是把人的德性修养，与“中”结合在一起的。如：而这些“时中”“中正”“中道”在《中庸》中亦可见到：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由共同赞誉“中”，进而对“中”的称谓亦一致，更说明它们应出于同一学派。
若进一步考察思孟学派所称誉的“中道”，可发现其具体体现在“诚”上。
郭老在《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指出：思孟学派“与仁义礼智为配是‘天道’，‘天道’，是什么呢？就是‘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其在《中庸》，则是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并说“诚是中道”。
由此可见，思孟学派所推崇的“诚”不仅体现“天道”，在人道中又与“中道”联系在一起。
带着这样的认识，让我们再拿这个“诚”的标准与《文言》中的“诚”对照一下。《文言·乾》：“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又说：“君子进德修业一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因为《文言》释“诚”的这些话，旨在解释取象于天的《乾》卦，显然已将“诚”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了，又讲到“德而正中”及“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其与《中庸》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如出一人之手！自然也是以守“中道”来存其“诚”的，可见对“诚”的认识，《文言》与思孟学派亦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 《中庸》曾提出：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读《易大传》，我们发现《中庸》的这些治国思想，在《象》《彖》
中，几乎全部可以找到。
还有，《中庸》时时表现遁世思想：“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文言·乾》亦说：“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象·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因思孟之学乃渊源于曾子，自然，《中庸》作者也是很清高的：“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而《系辞》也说：“君子上交木谄，下交不渎。”《中庸》说：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文言》则称：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说：“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系辞》也称：“曲成万物而不遗。”“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
意味深长的是，《文言·乾》：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系辞》：“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中庸》也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刘大钧老师这里以孟思学派的《中庸》和《易经》、“十翼”中的“中”、“正”等联系起来，证明《易经》、“十翼”中有大量的孟思学派的思想。刘大钧老师研究细致，列出了很多例证，并且非常系统。但是刘老师犯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中”、“正”并不是《中庸》的原创，而在《中庸》之前就多有论述。比如《易经》中就多有论述。没有人说《易经》在《中庸》之后吧。《中庸》独创的词是“中庸”。也就是说，如果是以《中庸》为主要著作和以“中庸”为核心思想的孟思学派写了“十翼”，就不能没有“中庸”二字。而最大的问题是，刘大钧老师列出了那么一大堆“十翼”中的“中”、“正”，恰恰就没有一处“中庸”二字。这就是“十翼”不是思孟学派著作的铁证，也是最无可辩驳的证据。你读读现在版本的《周易》，只要写到“中”、“正”二字，作者解释使用的多是“中庸”二字）。
《文言》《系辞》《中庸》都以“天”“地”“四时”“日”“月”依次对举，何其一致！重要的是，这里面是否透露出思孟学派“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内容呢？
因为郭老在《十批判书》中曾引《礼记·月令》：“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认为《月令》是属于思孟学派的撰述（《儒家八派的批判》），而这段文字亦是以“天”“地”“四时”及“月”以次对举的。不可忽视的是“播五行于四时”一句，既然《文言》《系辞》《中庸》都以与《月令》同样的次序提到了“四时”，是否这里面也含有“播五行于四时”的内容？只不过在当时这样的书俱在，并无说明的必要罢了。（天地、日月、天地人、四时、五行，这些概念在孔子之前的上百年就有了，孔子《论语》中没有这些概念，说明孔子与《易经》无关，也与“十翼”无关。几百年后《中庸》讲到这些概念并不稀奇，更不是他们的独创和原创，不能拿来他们写作“十翼”的证据。）
总之，由以上所考看， 《易大传》之《彖》《象》《文言》等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当是比较清楚的事实。（刘大钧老师写了那么多，而我挑了几个毛病，就把孟思学派否定了？可大家读读，老徐讲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并且讲到了要害处。)
老徐（微信公众号：易经实修）的观点是，你不能拿大家都有的东西来作证明，而应该拿出别人没有你原创独创的东西来证明。大家都有的东西，也可以证明是别人的。而只有独创、原创的东西，才能证明是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