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的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余地《内心：幽暗的花园》
如何保卫诗歌？现代诗和诗人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
这是近期以来，先后引起中国诗坛动乱的话题。比较走运的快餐厨子韩寒，把下半身诗人沈浩波的献媚方式，以及被戏称为“诗坛芙蓉”的赵丽华的探索行为，分别当一道菜爆炒一通。随即，诗人苏非舒在一场诗歌朗读会上当众脱衣读诗，让更多的公众知道了世上原来还有诗和诗人存在。尽管如此，诗人在大众的视野里，仍然只能冒充行人。
穷人没有时间欣赏诗歌，富人没有时间关心诗人，显然，在这年头担任诗人有点生不逢时。
诗人是被自己绑架之后，经常又被世人遗忘或嘲弄的人质
诗人是什么东西？诗人只不过是光天化日下的一个自命清高的乞丐、残羹剩饭旁的一个忘乎所以的酒徒、在红灯区最喜欢讨价还价的嫖客或妓女。诗人，甚至有的还是病入膏育的患者。诗人的自恋、自负、手淫与意淫习性，都是常规症候，有些诗作简直就是诗人的病历。在财富面前、在明星面前、在时尚面前、在足球面
前、在超级女生面前，诗人所遭遇的尴尬只有诗人自己知道。
诗歌，是被世界忽略了的美丽，诗人于是成了被自己绑架后又被世人经常遗忘甚至嘲弄的人质。诗歌应该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没去过的地方仿佛已经去过，以及多次去过某些地方。对于诗人，需要记忆的东西总是很多。诗人的情绪通过文字在那瞬间暴露出来，或兴奋得惊天动地，或在悲情当中死去活来，或在无聊之际长吁短叹，可当星移斗转之后，又往往会背叛自己。因而，诗仅仅是生活中的一种调料，不是物质不是权势，也不是人的形体与品貌。哪怕鳄鱼的眼泪，也比诗的实际作用要大得多。
诗人苏非舒在公共场合的裸体朗诵，他的初衷或许不是哗众取宠。如他事后所称，衣服代表了众多的枷锁，“我们要去掉这些枷锁，”把诗歌以前所承载的东西一件一件抛弃。那么，这些“枷锁”具体是指诗本身的节奏、意境、美感，还是外在因素？
我不知道苏非舒写诗的时候是否也把衣服脱光，更不知道他写的诗已经都脱掉了什么。但是，惨遭网友恶搞、亦被诗友声援的女诗人赵丽华，她的诗作显然脱掉了许多东西，读起来颇有意味：
一只蚂蚁
两只蚂蚁
三只蚂蚁
一群蚂蚁
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
——赵丽华《我终于在一颗树下发现》）
而沈浩波，这个被韩寒惊叹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的知名诗人，却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写诗的时候不穿衣服。例如他的一首被韩寒引用过，可能是写尹丽川们的女诗人：
我爱看她的诗
每次看
都有一种
想操她的冲动
想得厉害
把我的鸡巴
一头扎进去
——沈浩波《女诗人》）
沈诗人虽然往自己的诗里撒了点尿，但他毕竟没像苏非舒那样把尿撒到公共游泳池里。他这首裸体诗，勇敢地揭发了自己的真实欲望，显然与毛公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各有千秋、相映成趣。前者所透露的只是一个概念，后者却是做的总结。古体诗与现代诗的区别，亦即一目了然。现代诗不合韩寒的胃口，对毛公这首古体诗还不知道他都有什么观感。诗人写诗之时，就像喜欢唱歌的人引吭高歌之际，往往自我感觉良好。而旁听（观）者的感受却是各有不同。类如饮食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偏爱的口味。汉语诗歌日益远离公众，这是最让诗人难堪的现象，两者之间一直似有明显的差异。
诗人每当预支情绪之后，经常出尔反尔。但是诗人所敌对的又往往是自己所制造的情绪，于是，诗人在现实里经常以为自己所担当的都是悲剧的角色，仿佛多么困苦，而且难以解救，这与随遇而安的民工形成鲜明对比。在精神上，诗人的自我堕落意识更浓，却又总在自我矛盾当中，无论是对爱情的歌颂与亵渎，还是对物质的渴望与疏远。诗人不仅没有勇气把对世俗的抗战进行到底，而且正在成为俘虏。只有勇于自嘲、自虐、自残，自尽的诗人正在完成或者已经完成某种超越。仍在苟活的诗人简直不是诗人，或者尚未成为真正意义的诗人，因为诗人已经死了，或者精神失常。
诗人的显著特点，就是爬山的时候故意走下坡路，或者有灯不点而点蜡烛。有桥不走却踩石头过河，也是诗人行径。诗人在向某种极限的过度追寻当中反复折磨自己，直到就像蹦极的人，脚上的绳索忽然断了。诗人如果没有心理缺陷，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诗人。例如，李白对权势的崇拜，杜甫对财富的向往，李清照对情爱的怀念，在这过程当中，命运把他们造就成诗现场的典型人物。
沈浩波等人组建的下半身诗歌团体，果然形成一股流派。诗人郭力家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七届铁狮子坟大型先锋诗歌朗诵会上，读出了“生命比鸡巴还短”这样的句子,因而获得“流氓诗人”的光荣称号。女诗人春树则在诗里宣称“我操这个傻逼的世界，”以此对在场的学子予以启蒙。估计他们的下半身可能早就烂得差不多了，只好依赖意淫满足自己。而裸体写诗的苏非舒，只能说明自己的下半身目前比较健全，不仅不是太监而且尚未阳痿。可这能否也让诗歌坚挺起来？诗人本身又能坚挺多久？
诗人写诗的过程，其实是在季节的角落里抓耳挠腮的过程
诗人写诗的过程，曾被看作跋涉的过程，诗人一边喘着粗所气，一边吐着（或咽着）口水。他们在这过程中，把对虚无的想象与愿望奋不顾身地表达出来，然后拾起多余的叶子，任其渐渐憔悴，把异样或类似的感受予以引伸，建造出来近于虚幻的世界，忘乎所以地一遍一遍夸张地抚摸自己。或者抚摸山山水水花花草草。
由于性情不同，诗人的思维与行为过程各有千秋：
玩弄深沉的过程。类如北岛、芒克、西川，他们总是把诗歌里的骨头弄得过于坚硬，然后企图再让骨肉分离。最终的结果是：骨头还是骨头，肉的部分风干成木乃伊。虽然他们尽可能地往肉上淋些水，但那毕竟不是露珠，也不是汗，更不是血。读他们的诗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他们实在太狡猾，太世故了，很难被人识破某种伪装。
纯粹得让人不知何去何从的过程。类如我曾喜欢过的的一个诗人于坚，以及至今我也喜欢却又遭受牢狱之灾的俞心焦。当初每每读至我个人所以为的妙处，仿佛孙悟空听得菩提祖师讲道那般喜不自胜。
例如于坚二十年前写过的一首令我至今难忘的诗：
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回来
抱着三部中篇一瓶白酒
坐在那把四川藤椅上
演讲两个小时
仿佛全世界都在倾听
——于坚《作品39号》
又及：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才能拉开窗帘
对着寒冷的星星
显示我心灵最温柔的部分
有时候我真想惨叫
——于坚《给小杏的诗》
俞心焦的诗同样有亲切感：
我就要离开你
就要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爱你
在那里我会健康如初淡泊透明
我会参加劳动对生活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
如果阳光很好我会展露微笑
会对自己说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
除了美丽我什么都不知道
——俞心焦《最后的抒情》
芬芳得让人心疼的过程。活跃于西陆论坛的才女雁无伤，显然是在花丛当中长大的诗人，读她的诗能领略到一种欢悦，总能让人情不自禁，然后安然入眠。
或是流火或是爱情
或是七月里悲伤聚积的碑岩
醉人的红在流动了
我不能说出
说出那最后一声颤栗
是如何打开一朵缄默千年的花
——雁无伤《花街》
她的新作《青梅》是她经过莫明的徘徊之后，对她以往的芳菲之旅的一种延续,那番甜蜜的感觉沁人心扉：
我看见半路的糖
它们高高挂在楼顶
铺在窗上
甚至混在将至的雨雪里
还有在冬天的果园
它们细密的分布
然后指给我一朵花
那是打开所有糖的钥匙
它们告诉我摘下
——雁无伤《青梅》
迷踪的过程。诗人往往就会觉得或者正在模仿别人，或者正在重复自己，明明知道自己走的都是弯路，却找不到捷径。索兴闭上眼睛顺其自然，寄以另辟蹊径。赵丽华显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而且并非山穷水尽。我真的觉得她终于在围墙上发现了一个门，此时此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另外的风景扑面而来，她却还没拿定主意何去何从。她的状态实在让人有点着急，她本应该借机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但愿（也相信）她能一路走好，完成一种跨越。
在灭亡中求生的过程。诗人大多是用水做成的，或者汇入江河湖海幻为一朵浪花忽隐忽现，或者流进沙漠被空气蒸发。海子、戈麦，或者顾城等等就是误入沙漠的溪水。近闻长居昆明的湖北籍年轻诗人余地割脉自杀，亦与他们殊途同归，诗人余地难道真的没有生命的“余地”了吗？两个呱呱待哺的孩子，身患绝症的妻子，而他处于待业状态。余地的死，难道是生活所迫，导致他精神崩溃？我怀疑他并没爱上他美丽的妻子，否则，他应该向顾城学习。已被冷落于边缘地带的诗人，如果失去物质与精神、或者情感上的供给，诗人的尴尬与脆弱，便会更醒目地显现出来。我们对诗人的幽怨与宽容，也就微不足道。他们从原来的欢畅走进贫瘠，被定格成一条凄美的曲线留存于世。我们无可否认，这也是一种写诗的过程。
拿腔捏调的过程。代表人物类如我曾崇拜过的徐志摩，贺敬之，郭小川，甚至艾青。这一过程的两大特征，一是骚首弄姿，一是声嘶力竭。他们或者夸大，或者伪造某些情绪，在表现形式上看似行云流水，但其实质，却虚脱得不伦不类，甚至他们对生命的一腔热忱，也显现着人工痕迹。他们在丧失自我的途中，其做派又很容易误导别人，尤其文学青年。
女人失身的过程。写诗的过程如果像沈浩波那样被当作女人失身的过程，也是一种方式。沈浩波的意淫行为，都是人之常情。女诗人写的诗末必就有色情意味，或许是让读者产生某种共鸣，而激发了情欲。影视或图片中的美女容易让人想入非非，女诗人通过自己的诗能让读者对其充满憧憬，应该说是遇到知音了。你可以拒绝对方进入你的身体，但你没有理由拒绝对方走到你的诗里，尤其没有理由拒绝对方因而浮想联翩。
女诗人写出好诗，以及男诗人给女人写诗，经常都是男人在意念上让女人失身的过程。女诗人春树，她这样坦白了自己的“失身”过程：
我需要三个男朋友
一个陆军，一个海军，一个空军
……
这样我就可以
走到哪儿哪都有我的男朋友
倍儿有安全感
那我就可以在做爱时
想到我国的军队建设都在我这儿统一上了
如此紧密有序
──春树《七男友》
脱衣服的过程。诗歌如果堕落到了要靠诗人脱光衣服拯救诗歌，实在让人哭笑不得。诗人虽然也是凡夫俗子，毕竟不是吃屎长大的肢体动物。脱衣舞娘的激情表演是想振兴男人，让男人想起自己是个男人。裸体写诗读诗却能振奋谁呢？其本意应该是想振兴诗歌，借以引导人们对诗歌倍加关注与拥护。在公众面前不穿衣服的诗人是否具有猛男特征我不知道，因此我不知道裸体诗人的“行为艺术”，能给男人争光还是能给诗人争光。我仅仅是知道男人也敢公开脱衣服了，而且是以诗人的名义。
读者比诗人可爱，诗人比读者可笑
如今已经不是那种只要靠引亢高歌，就能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了。也不是拿一本诗集为诱饵，在北大的未名湖畔就有女生上钩了。诗歌在喧嚣的物质世界里形同一叶芥舟，或者、是飞禽抖落的一枚羽毛，正在随波而逝。
而诗人的寒酸、诗人的浮躁、诗人的刻薄、诗人的狭隘、诗人的轻佻以及诗人的自以为是，却又远比诗人的形体醒目。诗歌本来是生活的花环，好多诗人却成了生活的裹脚布。权钱之外，农民宁愿选择狗屎，老鼠选择大米，性情中人选择帅哥美女。选择诗歌的人，显然也就成了最特别最可爱的稀有动物了。
我们应该致敬的其实不是诗人而是读者，就像我们应该感谢的不是俞伯牙而是钟子期──是钟子期让我们知道了高山流水。身为诗人，我们应该感谢读者挽救了诗人自己，尽管太多太多的诗歌让人读的时候哭笑不得，经常如同嚼蜡却不是在吃糖。在写诗软件面前，无须秦始皇或毛泽东兴师动众，诗人自己就会争先恐后跳进火坑，以此让别人认为多么崇高，多么壮烈，甚至以为自己多么伟大。对于某些诗人来说，诗歌明明是意淫的道具，却当成遮羞布，把床单弄湿的明明是自己的口水，还以为不是口水。读者把这些看在眼里，但是不能大声说话，或者仅仅隔靴搔痒。因为一旦惊了诗人的好梦，诗人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怀疑别人偷了他的什么东西。
读者只好很可爱地苦笑。
功夫在诗外。诗人本来应该是苦行僧，到荒漠上流放自己，在花前月下与自己孤独的影子交谈，却又不甘寂寞。从苏非舒在北京第三书局的裸体读诗到日前在北京嘉里中心举办的中国汉语诗歌手稿拍卖活动，这一系列自慰试的行为艺术，显然都是诗人正在自毁长城。策划者的自拍自买，尤其一位姓叶的诗人花21万拍走了自己的两首诗的这些恶意或善意的炒作场面，都不同程度地加重了读者对诗歌的视觉疲劳以及读者对诗人的审美疲劳。我们当然希望诗人身价百倍，诗人的作品一字千金，诗人不仅个个都是精神贵族，还是腰缠万贯的富翁。我们当然希望诗人的手稿真的价值连城，若像重庆诗人王琪博的那首《大律师：止戈》那样能抵80万元的债务，都是值得称道的好事。然而，诗人的真实状况被虚拟成黑色幽默的荒唐角色，诗人就滑稽得万分可笑了，这对诗人本身也是一种损伤。
诗坛的口水战，双方都认为自己赢了
偏爱“泣血之作”的记者李舫收罗并编造了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的言论为证据，给现今诗坛做出了这样的概括：“不关心人民痛痒，不触及现实生活，更难听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就是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诗坛的现状。”并质问：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显然，李舫的观点与时下的部分诗人格格不入。李舫主张把政治，宗教，伦理等应当承担的责任放在诗歌的头顶，“我们心中的诗歌应该是只大鸟，它曾经搌翅高飞，直冲霄汉，然而今天，它离开了曾经到达的高度，因为它的翅膀上负载了太多的污垢。”而数十位现代诗人2006年9月在北京策划的一场诗歌保卫战，以苏非舒裸体读诗为热点，呼吁给诗歌松绑。
诗歌难道是一种需要呐喊的艺术吗？我怀疑是否有人（包括李舫）误解或错怪了诗的功能。关于诗坛的纷争，尽管交战双方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赢家，其实双方都有偏颇。吃皇粮长大的文化特务李舫，无限夸大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同为诗歌盲流，无论裸体读诗的苏非舒在诗外的行为艺术，还是裸体写诗的沈浩波在诗内的行为艺术，甚至海子、戈麦等人以身殉诗，都难以此唤醒公众对诗歌的觉悟。诗人在森严壁垒的世俗面前几乎无路可行，只能在各自的角落里，以及所谓的圈子里自娱自乐、或者相互取悦。
“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80后娱乐阶级的代表人物韩寒，以此把新新人类的反叛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知深浅地企图通过焚诗坑人，把现代诗和诗人赶尽杀绝。他们的本意无论是想消灭诗人还是振兴诗坛，同样无济于事。谁们尽可以容忍赵丽华“坚决不能容忍”的大便后不冲厕所的人，谁们尽可以不喜欢吃赵丽华做的被她自己认为是全天下“最好吃”的馅饼，而去选择牛肉面或比萨饼。谁们尽可以不像沈浩波那样对女诗人能产生性冲动，而继续沉迷于对明星艳星的幻觉。但是，谁也没有权力把赵丽华和沈浩波们扼杀，况且谁都扼杀不了。
纯粹的诗歌部落在社会潮流当中虽然属于弱势群体，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台湾，男有余光中，女有席慕容；在大陆，曾有汪国真，今有赵丽华。只是，他们在诗歌现场虽然都是（或曾经是）风云人物，能领风骚几何？
艺术门类的谁是谁非，永远是没有结局的话题，任何旁观者的看法只是个体意见。就如韩寒只能代表韩寒，李舫只能代表李舫。从汪国真现象到赵丽华事件、从口号诗到格言诗、从朦胧诗到口语诗、从口水诗到裸体诗，中国新诗其实仍徘徊于荒漠当中，尽管人为地命名了什么什么流派。诗人尽管挣脱了欲望被慨念化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的价值取向与伦理观念空前混乱的今天，诗歌的失落导致了诗人的失宠。只有不落窠臼，才能避免自己被芸芸众生淹没。面对传统文化，迫切需要我们做的不是复制与模仿，而是开拓与超越。诗人所做的实验属于经典还是昙花一现，历史自会予以判决。可实际上，现今的诗歌作品，并不一定是诗人针对各种生命现象的透视与反思、所得出的最圆满的论证。通常是黔驴技穷之后的无奈之举，这对诗歌本身来说并不光彩。
诗人最值得从事的活动似乎不是写诗，他们已像苏非舒被拘留时的那样，与小偷及吸毒者们成为难兄难弟。
如果没有手纸，就不拉屎了吗？
诗人的脚下，路在何方？诗人阿撸选择了杀人越货的生存方式，从另一个角度对自己的生命之旅进行了注释。而为了摆脱窘迫的物质生活，湖南诗人黄辉通过媒体想被富婆包养，从而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就像我从来没读过苏非舒的诗作一样（我实在不忍心过多占用我玩牌的时间），也没读过黄辉的诗，但是他以与苏非舒类似的勇敢，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可贺的是有人主动表示，愿意包养黄辉一年。期满之后，对方如果不拟续约，是否还有肯对诗人行善的富婆富姐？但愿可怜的黄诗人在这被包养的一年当中，最好写出一部或多部世界名著，并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日子从此就好过了，甚至都可以包养文学女青年了。
黄辉既然没有韩寒式的混世才学，到建筑工地出大力流大汗其实也能维持生活。蘸着汗水，没准还能写出更生动的诗出来，然而。诗人骨子里的贵族基因可能让他认为若那样做有失身份，于是换了一种方式出卖自己。“被人包养着，享受一定的文化和时尚生活，可以去喝上一杯咖啡，能过上一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衣食无忧地进行我的文学创作，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黄辉语）”，通过捷径（比如被人保养等等）提前过上富裕、安逸的幸福生活，本无厚非。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诗人“享受一定的文化和时尚生活”之后，能否切实改变诗歌目前所遭遇的诗人般的命运？如果不能“享受一定的文化和时尚生活”，诗人难道就不想写诗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手纸，就不拉屎了吗？
诗人一般是以出卖灵魂维持精神生活，而像黄辉这般大张旗鼓地向富婆推销自己的肉体，甚至也是人的求生之道之一。让人敏感的是，他特此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于是增大了他的份量。承认自己是个诗人而非自然的人，显然他丢失了原始的我，尽管他在公告当中并没忘了突出男人的标志：“我有丰富的性经验。获得就必须付出，如果需要，我会尽一个被包养对象的义务，包括性。”黄辉之所以终被认领，应该是诗坛的佳话而非笑话——诗人为了过上富裕而安逸的日子，原来也可以广开门路：诗歌若不能当饭吃，诗人何苦自命不凡，而忽略了别的功能？
如果缘于上帝一时睡了懒觉，没来得及对所有的男人多加关照，导致谁的日常生活比较困苦，而且缺少女人，就理解谁的选择了，区别只是黄辉把自己的愿望公布出来，而有的人仍在装模作样虚构自己。
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是像做爱一样即便没有高潮也能产生快感的事情。诗人的自我迷信往往忽视了对方的感受，在客观上造成了或者沉于自慰，或者意欲强奸读者的嫌疑。诗歌毕竟不同于其它文本，只能是半成品，其余的部分应由读者完成。这取决于诗人的鬼斧神工，也取决于读者的审美情趣。然而，好多作品并没获得如潮的掌声，因为人们在把鼓掌的力气想方设法用到别的地方了。
我想起了一个名叫伊沙的诗人写过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诗人们已经吃饱了
一望无边的麦田
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
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
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
——伊沙《饿死诗人》
完稿于2007-12-08-卧夫制造（题图摄自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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