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铁：论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

中原王朝有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积累形成的地缘政治观。其地缘政治观在用语与内容构架方面，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地缘政治理论。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内容丰富，应用广泛，是历代王朝治边重要的思想基础。在历代王朝治边的实践过程中，地缘政治观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成为中华文明宝库的重要部分,并对中原王朝治理边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中原王朝 地缘政治观 边疆治理

所谓“地缘政治”，指与地理因素紧密相关的政治及其有关问题。地缘政治是客观存在。人们关于地缘政治的理论，是对这一客观现实及其对策的认识与总结。基于不同文化存在的差异，人们对地缘政治这一客观现实的认识，必然是多视角、多维度及多解释的。中原王朝有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积累形成的地缘政治观，其表述话语与内容构架，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颇有差异。其内容之丰富，较之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毫不逊色；而应用广泛的程度则可能超过后者。

一

西方有关地缘政治的理论，是一次大战以来西方军事家从战略的角度提出的，有其特定的背景与研究目标。西方关于地缘政治的理论，虽对地缘政治及其学问进行具有开拓意义的探讨，并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乃至理论，但其使用的概念、术语和语境，以及所形成的观点和体系，不仅受到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因以对外的争夺、扩张及帝国称霸为度量的标尺，西方人研究地缘政治仅限于某些感兴趣的内容，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亦较固定。因此，相关的研究不一定未能准确把握地缘政治的真谛，对地缘政治科学的认识或有片面及误解的成分。

中国古代政治家对地缘政治早有认识，并形成一些相关的思想和策略。包括中原王朝、边疆王朝、局部政权在内的政治集团，出于为其统治服务的需要，对与政治博弈、巩固政权及扩展势力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大都注意研究并付诸实践，并留下了宝贵的认识与经验总结。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观包括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与其他政治集团的地缘政治观。相比较而言，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远超边疆王朝与局部政权，其地缘政治观丰富及成熟的程度也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

古代中国在统一局面破裂之后，无一例外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回归统一。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中国从低水平、低层次的统一，逐渐发展到较高水平的统一，并非是由于古代的边吏具备极高的素质，或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配置了强大兵力、实行严格的管理，而主要是在边疆经营方面，形成有利于统一的内在机制使然。或者说，中原王朝的疆域能在很长的时期大体保持相对稳定并渐趋巩固，关键是统治者在地缘政治方面较好地处理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充分利用华夏文化圈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并借助文化传播的力量，把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由微弱的影响发展为质量方面的突变。对此中原王朝未必有过系统的总结，但因施行的策略行之有效，历代相沿成为传统，在认识方面便形成了地缘政治观。

古代政治家很早便认识到，中原王朝统治下包括边陲在内的不同地区，其自然人文环境，资源、物产与人口，城市、通道与关隘的情形，以及重要地域之间的关系，对地缘政治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基于上述认识，他们提出处理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必须施行远交近攻、区别对待的策略，坚持关注全局、把握重点的原则；强调腹地与边陲虽是枝叶相依的密切关系，但仍应区分其主次与先后等重要的思想。

与近代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相比，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形成发展的时间很长。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热衷于探讨诸侯国的地缘政治、形成地缘政治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算起，到晚清王夫之等一些思想家潜心总结历代经营得失，就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作较深入的探讨，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经历了二三千年的演变过程。二是历代王朝处理与地理因素有关的政治问题，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关于地缘政治的知识，经过反复的实践与总结形成一些相应的原则与策略。或言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在长期实践与多次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因此历史积淀甚厚，涉及政治和其他领域的诸多方面，准确、可信的程度亦高。三是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从地缘分布的格局来看，既有观念持有者对自身政治利益与相关地域关系的关注，也包括观念持有者对本集团与天下地缘政治关系的认识。就地缘政治演变的过程而言，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不仅涉及持有者对自身地域范围的积极经营，力求地缘政治关系出现有利于己的改变；还包括持有者对相关历史及传统不懈的研习，企望从中汲取知识以增强自身力量。四是在涉及领域、关注重点与文字表述等方面，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与近代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明显不同，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在价值观、天下观、人地关系观等方面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智慧，表现出典型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

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在诸多方面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迥异，致使一些人误认为中国古代对地缘政治并无明确的认识。出现这一误解，与中原王朝普遍讳言地缘政治有关。在封建专制的时代，统一王朝大都视关于地缘政治的探讨为谋逆之学，致使士人讳莫如深，严重影响了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春秋战国、三国、宋代和清代，是古代地缘政治学成果较多的时期。春秋战国、三国、宋代为全国分裂或局部统一的时期，在长期纷争中群雄竞起，诸国之间的竞争与兼并使地缘政治学成为热门。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对地缘政治关系便有深刻的认识，提出了“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应用于战争的策略。秦汉以降，在处理核心区域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方面，古人又提出“以藩为屏”、“ 以夷治夷”等策略思想。

清代热衷探讨地缘政治问题的学者，主要有王夫之、顾炎武、顾祖禹等人，这些学者对前代的地缘政治观及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蕴含反清复明的用意。他们隐身民间潜心研讨，有关成果藏之山野不求闻达，所进行的研究大胆泼辣，思考问题多贯通古今，在地缘政治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但其著述仅能在民间流传。由于受前代研究薄弱的限制，王夫之等人对中原王朝地缘政治观的探讨亦难称完善。进一步来说，中原王朝在地缘政治方面实践之丰富与认识之深刻，可能超过迄今所知古人有关著述的研究与阐述；对中原王朝地缘政治观进一步的研究与总结，尚待现今学人共同努力。

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不同时期的发展很不平衡，以春秋战国、三国、宋代、清代的研究成果居多。二是经历了发展、演变的长期过程，相关的认识与理论在历代多次实践、反复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不仅具备认识、实践、反馈与再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论特征，其可靠、深刻的程度亦足称道；而且体现了渐次积累、不断充实的特点。三是强调不同地区之间主次、先后的关系，并形象地喻之为树木与枝叶或身体与四肢的关系。四是持有宝贵的全局观、长远观与内在联系观，蕴含了丰富的历史辩证法。五是不仅关注地域板块之间的关系，还重视地缘政治视角下之区域经营及治理方面的问题，尤以后一方面的内容饶具中国特色，而这正是西方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六是形成较具特色的理论与处理原则，并成为历朝施治不可或缺的利器。另外，中原王朝地缘政治观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及内容构架，与西方近代的地缘政治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二

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包含的内容很广，大致可分为全局地缘政治观、与边疆有关的地缘政治观两个部分。

全局地缘政治观大体包括以下内容：华夏地区与非华夏地区的关系；中心区域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南北部地区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对外防御方面的联系；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重点是经济发展方面的联系；经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地区之间的关系；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中原王朝辖地与其他政权辖地之间的关系等。

中原王朝的边疆地缘政治观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包括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原王朝边疆地区与邻邦的关系、中原王朝内陆与边疆的关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政权的关系、边疆地区不同地域的关系、促进边疆形成、巩固的思想与方略、根据不同边疆地区的差异分别治理的思想与方略等诸多内容。边疆地缘政治观既与施政地缘政治、军事地缘政治、邦交地缘政治等有关，也包含与地缘政治有关的边疆地区治理、边疆经济开发与边疆资源获取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地缘政治观属于历史演变的范畴，反映了当事人由粗至精、从零散到系统的认识过程。边疆地缘政治观在不同的时期包含特定的内容，经过多次的筛选与不断的补充与完善，逐渐形成具有稳定文化基因的传统，并成为中原王朝治边重要的思想基础。

相比近代西方的地缘政治关系理论，边疆地缘政治观具有的中国色彩十分鲜明。如中原王朝较重视人文因素、文化传统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作用，相对忽视海洋等地理因素；考虑相关问题时，明显受到注重天人关系、社会等级制度、以文化分尊卑等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人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王朝的核心区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依距离的近远而逐渐递减；古人重视对边疆乃至徼外的蛮夷进行羁縻与教化，甚于西方常见的武力征服与广征赋税。古代政治家考虑治边方面的问题，较重视国际通道的畅通与安全，注意边疆各地与统治中心之间的关联，这些都表明他们重视及熟悉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

边疆地缘政治观重视区分农业文明与其他文明，以农业文明圈为中原王朝固守的基础，谨慎地向外部扩展或求保稳定。历朝多恪守“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视内陆与边疆的关系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历朝还重视经过边疆的国际通道与边疆行政机构的作用，注重在边疆设治管理及驻兵和移民。在处理边疆问题时，常视腹地以外的区域为与腹地差别甚大的另类地区，重视不同区位边疆地区之间相互配合或牵制的关系。尤应指出，我国南北方地缘政治关系长期存在差异，如历朝大都存在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由于北部草原的游牧势力经常南下，严重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历朝治边的重点多在北方，相关王朝对南部边疆的经营、开发因此受到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采取重北轻南的治边举措，也使中原王朝避免腹背受到夹击，在军事地缘政治方面有积极的意义。

在对边疆地区进行治理与经营方面，中原王朝注重贯彻地缘政治观并采取相应的治策。

历朝重视在辖境设置郡县和开拓道路，并把这一举措推广至为己控制的边陲之地。但对边陲地区所置郡县的管理，则较内陆宽松灵活，所建道路的作用亦有别于内陆。如两汉以边陲诸郡为边郡，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羁縻府州，宋朝在边疆地区设置羁縻郡县。诸朝在边疆设置的统治机构，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羁縻性质并允许灵活变通。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的前后期，中原王朝在边陲设置郡县与开拓道路，在动机和效用方面亦有明显的区别。以云南地区为例，在封建时代的前半期，历朝经营今云南等地的交通，主要是出自联络邻邦，占有边陲的地缘关系之利，收集边陲、徼外的信息与搜寻远方奇物等目的。后半期尤其是元明清时期，因云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以及对云南等地进行更为深入经营需要的影响，云南等地及云南与内陆之间的交通倍受重视，经济开发对交通的促进作用日趋明显。其他边疆地区的情形，与云南地区比较应相去不远。

边疆地缘政治观的历史演变，与中原王朝的治边实践紧密相关。从纵向的视角来看，历朝经营与治理边疆地区，逐渐形成一些基本的原则与传统，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时代背景及边疆地区状况的变化，亦或导致历朝在处理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关系的过程中，有关的思想及对策发生较大的改变，并对相关的地缘政治因素产生影响。反之，这些相关因素地位与作用的变化，又继续作用于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历朝治边与边疆地缘政治的关系，并非经历了同步演进的过程，间或有偶然或不可预见因素的加入，影响甚至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如蒙古汗国平定大理国，元朝建云南行省并以之为用兵中南半岛的战略前沿，便使云南及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发生剧变。

边疆地缘政治观在不同时期的改变，大致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时代背景与历朝的边疆经营思想，包括不同时期全国的形势，边疆形势的变化与统治者的应对，历朝经营边疆地区的方略与应对施治等。二是相关要素发生作用。这些要素包括：重要道路，包括联系外邦的道路以及边疆本地及通往相邻行政区的道路。核心区域，指历朝重点经营并在边疆地区具有导向作用的区域，该区域通常以边疆主要的行政机构所在地为中心。重要城市，既是重要行政机构的所在地，也是重要道路经过的枢纽，亦是外来移民的重要聚居地与经济文化发展领先的区域。三是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状况，包括历朝在其地重点开发的区域，重点经营的经济部门，以及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等。四是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包括边疆地区与外邦的关系，边疆地区与周边行政区的关系等。

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与理论，受到边疆地缘政治观的深刻影响。例如：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在王朝核心区域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程度不等的关系，两者密切的程度以及后者地位的重要与否，主要是依两者距离的远近而定。因此，统治者以“华夷有别”来强调腹地与边陲在治理方面的区别，并提出“内华夏外夷狄”的观念，进而形成“守在四夷”与“欲绥远者必先安近”的策略思想。中原王朝提出华夏区域与周边蛮夷有明显的划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缓冲地带。对这一缓冲地带及其以远的地区，施行的治策应有必要的灵活性，同时根据情形的变化及时调整治策，如此方可对边远地区实现有效的控制或羁縻。 

三

以边疆地缘政治观为基础，中原王朝制定并施行以下的治边方略。

“守在四夷”的方略。春秋时人沈尹戍提出“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观念。两汉在接受先秦“五服”说或“九服”说的基础上，基本上形成“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班固说：“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历朝对边疆和檄外通常慎用刀兵，处理与边疆蛮夷、檄外邻邦的争端时，大多是采取守势，用兵以自卫及防范性质者居多，历代有关的表述有“不以蛮夷而劳中国”，“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欲理外，先理内”，“谨守祖业，不取域外之地”等。以上述认识观为基础，中原王朝形成“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策略思想。为实现“守在四夷”，历朝以臣服或藩属的夷狄为边陲之藩篱，命其谨守其地，抵抗外侮，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提供屏障。

重视德治与教化的方略。历朝十分重视德治与教化在治边中的作用。唐太宗提出“德泽洽夷”，认为对夷狄施以德泽，经过潜移默化，可获得武力不能达到的效果，“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统治者注重对边疆蛮夷与檄外势力“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在此基础上推行和亲、朝贡封赏与建立宗藩关系的制度。中原王朝封贡制度的实质，是以优厚的物质赏赐、赐官封爵为代价，换取边疆蛮夷或檄外势力的归属（即便仅限形式），同时把中原王朝的恩典及影响远播边疆及檄外。清朝以前代的封贡制度为基础，正式形成与越南、朝鲜、缅甸等国的宗藩关系，对宗主、藩属国的责任义务均有明确规定。宗藩制度强调宗主国的至尊地位，对藩属国的法律、内部税收等允许有较大的灵活性，体现了宗藩制度具有的人性化色彩。

对外施用文化软实力的方略。[9]中原王朝治理边疆施用的文化软实力，是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中原王朝的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和制度，施用目标是实现“守在四夷”。治边文化软实力的载体是封贡制度，传播的机制主要是文化传播。宋代以后，天下形势与中原王朝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传播载体等发生了较大变化。实施文化软实力战略的前提之一，是王朝统治者具有“华夏居中”、“华夷有别”、“守在四夷”、“以夏化夷”等观念，反映出中原王朝统治者推行这一方略，深受边疆地缘政治观的影响。

划分及区别应对内外关系的方略。中原王朝的边疆与相接的邻邦是逐渐形成的，经历了从前期的模糊含混到后期区分明确的演变过程。究其原因，一是古代中国的版图是中原王朝融合周边的边疆政权逐渐形成的，元代以前中原王朝的版图还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二是中原王朝与周边边疆政权及邻邦的分界，元代以前尚欠稳定而难以区分。中原王朝前期的应对之策，是视华夏以外文明的所有者为蛮夷，对包括边疆政权与准邻邦在内的蛮夷笼统地施用封贡制度。封贡制度的特点，是朝贡夷狄承认对中原王朝的附庸地位，并通过朝贡、接受册封、履行朝廷规定义务等得以体现；中原王朝赐给朝贡夷狄丰厚的回报，并通过册封将其纳入羁縻性质的管控之下。通过施行封贡制度，中原王朝有效地笼络对方，获取“守在四夷”的效果。

唐宋时天下形势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原王朝与夷狄的关系出现持续性的改变，元明清时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主要表现在受对外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中原王朝的周边地区逐渐成为可控的边疆，准邻邦势力的国家性质也逐渐明朗，并与中原王朝建立新型藩属国的关系。史籍有关记载反映了这一变化。据《元史》记载，在云南实行土官制度并推广儒学教育的地区，均属云南行省管辖的范围，其他边疆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对安南、缅国、占城等邻邦，元朝则制定按期纳质朝贡、君王亲朝等规定。元朝对安南数次用兵，起因便是安南君王不愿亲朝，元廷据此认为安南拒绝承认对己的藩属关系。明清两代沿袭了元朝的做法。在上述发展过程中，中原王朝对外积极推行文化软实力，力争周边环境发生有利于己的变化。待边疆诸族与徼外势力的分野趋于明朗，元明清诸朝顺应形势的发展，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之策。

远交近攻的方略。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认为王朝的核心区域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与地位之重要依距离的近远而逐渐递减，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而施行以注重全局与长远利益为特色的远交近攻方略。其表现一是通过封贡制度发挥对外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企望形成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二是通过封贡制度羁縻对方的频度与效力，依距离的远近明显不同，靠近华夏之地的周边是中原王朝重点羁縻的对象，距离华夏之地较远的区域，联系的频度及效力依次递减。三是以宋元之际为界，中原王朝施行远交近攻方略的重点发生变化，从此前普遍施用于广义上的蛮夷，逐渐集中到与内陆结为一体的边疆地区。

宋元以前中原王朝通过封贡制度，与前来朝贡的蛮夷建立盟约及主从的关系，进而形成通行天下的规范。在华夏文明独领风骚及中原王朝处理与蛮夷的关系，主要是采取友好相处、德化浸润做法的时代，封贡制度取得很大的成功，逐渐形成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圈，汉唐两代尤为明显。宋代情形开始变化，封贡制度逐渐失灵并趋衰落，而朝廷对边疆的经营尤其是兴办儒学教育，则日渐兴盛并不断取得成功。元明清三朝逐渐放弃前代倚重的传统封贡制度，既有唐以后中原王朝趋于衰落、华夏在东亚的地位逐渐下降等原由，奉行厚往薄来做法导致高成本、低收益的矛盾无法解决也是一个原因。

丝绸之路在境内外不同路段地位的改变，反映出中原王朝远交近攻的方略，在施行的重点方面发生了变化。古代丝路的走向大致包括北方丝路、南方丝路与海上丝路。丝路的开拓及其维护，根本上而言属于中原王朝的国家行为。中原王朝积极经营丝路，并采取多种措施力保丝路运行的安全，主要目的是向边疆及徼外的蛮夷推行封贡制度，以形成和维持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宋代以前中原王朝经营丝路，重点是保障丝路全程的畅通。宋代以后中原王朝的边疆逐渐形成，边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矿藏、木材等资源得到开发，使边疆地区及联系相邻诸省道路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元明清时期内陆人口向边疆地区大量迁徙，并与边疆诸族实现融合与重组，促使边疆与内陆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边疆地区的道路不仅是边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载体，也为边疆蛮夷与内陆更多的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丝路在边疆地区的路段因此受到重视。边疆地区道路的功能，也发生从主要用于遣使、朝贡和用兵，向重在满足物资转运与商贸活动需求的转变。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周边势力成为邻邦，中原王朝难予插手丝路在邻邦的路段，也是丝路在境内外的不同路段地位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

因边疆各地存在差异、实行分类统治制度的方略。元代以前中原王朝应对边疆蛮夷，主要是实行泛用于广义蛮夷的羁縻治策。其时中原王朝治边存在重北轻南的倾向，羁縻治策主要根据北方游牧势力的特点制定，明显表现出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异族的防范。羁縻治策委任边疆夷狄首领为边郡或羁縻府州的长官，对其职责、义务、履职考核、职位承继等的规定却不够明确。宋末蒙古军平定大理国，初期在云南地区推行万户制度，但动乱不止。蒙古统治者借鉴委降附者继任原职的传统方式，并吸收南宋在广西设土官管理的经验，在云南首创土官制度获得成功。土官制度初期是作为统治边疆蛮夷的制度而设计，以后因与实行地区蛮夷社会的机制暗合而取得显著成效，乃作为统治南方类型蛮夷的制度进行推广。明朝对土官制度作补充完善，形成更高层次的土司制度，并推广到与西南边疆情形类似的其他蛮夷地区。清雍正朝在土司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实质是对土司制度进行改革，并非是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吕思勉充分肯定清朝治理南方蛮夷取得的功效：“清朝用兵域外，虽不得利，然其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

土司制度能获得成功，缘于统治者抓住了南方蛮夷社会的症结。南方蛮夷的首领及其子民，与土地、山林等自然资源存在紧密结合的关系；蛮夷首领与其子民又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并通过世代的沿袭与统领得以体现。由于朝廷授土司以合法地位，土司在与其他蛮夷的争斗中得到朝廷撑腰，而土司须为朝廷奔走卖命。朝廷因此插手蛮夷内部的争斗，实现了对南方类型蛮夷的有效控制。土司制度获得成功启发了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即治理不同地区的蛮夷须考虑其特点，基于其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制定的统治制度，方能切实奏效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在北部草原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与南方相异，牧民与特定范围的土地、山林、水源等自然资源，基本上不存在世代相传的依赖关系，也少见基于牢固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因此，朝廷在北方草原类型地区无法推行土司制度，只能沿用传统的万户制度。清朝在北部草原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的沙漠绿洲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在青藏高原施行金瓶掣签制度，这三种制度均源于蒙元的万户制度，以后根据具体情形做了相应改变。不同地区的蛮夷有相异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实则是地缘政治存在差异的反映。元明清诸朝治理边疆蛮夷，重视在不同的地缘政治背景之下，蛮夷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存在的差异，对统治制度作具体化的设计并分类统治，较之此前的羁縻治策，元明清的做法是一种进步。 

四 

历史发展是变动曲折的。在不同的时期，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相应发生了变化。

中唐及以后的时期，吐蕃、南诏、辽、金、夏、蒙古等边疆势力先后崛起，明代后期西方列强东至，都使中原王朝面临严峻的挑战。元、清两个统一王朝为边疆少数民族建立，他们有其天下观与治边观。地缘政治观变化最大的是蒙元。蒙元统治者来自蒙古草原，其行为方式表现出游牧民族的特点。此外，蒙元征战各地是为了满足封赏将士的需要，致使征伐战争骤难停止。

蒙元地缘政治观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蒙古汗国、元朝两个阶段。蒙古汗国将世界视为蒙古草原的外延部分，由此形成有别于传统中原王朝的天下观。蒙古军队初入中原地区，有将领称中原平坦辽阔，若赶走汉人便是放牧的极好去处。元代后期反叛迭起，有蒙古贵族称缘自汉人过多，若屠灭百家姓中汉人的前几姓，天下就太平了。可见这些蒙古贵族对中原陌生的程度。蒙古汗国天下观的长处是放眼世界，重视发展占据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元朝初期亦难免受蒙古汗国观念的影响。忽必烈去世后，元朝对外的扩展逐渐停止，以后统治者的地缘政治观，表现出蒙古汗国的天下观与中原王朝传统地缘政治观相结合的特征。蒙元统治者用兵常有奇兀之处，表明对地缘政治有独到的理解。蒙古汗国时郭宝玉建言成吉思汗，迂回南宋后方攻取大理，汲取其物力和人力夹击南宋。蒙哥汗实施了这一大胆的图谋。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率十万骑兵绕道西北奔袭大理国。大理国既平，大将兀良合台率兵与云南土军，横扫广西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大体实现了原先的设想。

元朝中后期的地缘政治观包括以下内容：经营地域的重点从北方逐渐转移到南方，改变了中原王朝治边重北轻南的传统。蒙元统治者来自蒙古草原，同时元朝的北部疆域延伸到西伯利亚，西北面疆域则与四大汗国相连，致使向北部拓展的空间十分狭小。元朝前期继续向外扩张，并将扩张的方向选在南方。元朝为此积极经营云南、广西和相邻的中南半岛。因受草原围猎、长途游牧等生产方式的影响，在较长的时期蒙元统治者对外积极扩展，用兵十分频繁。另一方面，蒙元对边疆内外地区的积极经营，也扩展及巩固了边疆地区，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后期形成奠定了基础。《元史·地理一》说：“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陆。”元代中期，“守在四夷”的观念在朝廷占据上风，元朝逐渐停止对外的用兵。

清朝形成较为明确及完整的国土观，统治者认识到对保卫国土负有历史责任。建国之初，清朝的北部疆域遇到严重动乱与外敌入侵的挑战。康熙二十九年（1690）乌兰布通一战，清军击败勾结俄国军队来犯的蒙古准噶尔部；三十五年康熙帝率军亲征，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在平定准噶尔的基础上统一天山北路，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南疆。在东北地区，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在松花江一战中全歼入侵的俄国哥萨克军。康熙帝继位后，加强对俄国蚕食东北行为的抵抗，清军于二十四年攻克雅克萨城。二十八年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分中俄之间的东段边界。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廷令将军明瑞率大军征缅甸，揭开长达七年之久征缅战争的序幕。清军大举征缅是由于缅军多次侵扰云南边境，严重威胁西南边疆的安全。在国土必守的问题上，乾隆帝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为深入统治边疆地区，清廷还强化边疆的管理制度。雍正六年（1728），清朝在云南澜沧江流域实行改土归流，目的是解决边疆土司“争相雄长，以强凌弱，”“以致凶夷肆恶，渐及内陆”的问题，“以图一劳永逸。”改流后朝廷在思茅、橄榄坝等地设官置兵，“以扼缅甸、老挝门户。” 

清朝的边疆地缘政治观还包括较高层次的全局观。统治者将边疆视为安置内陆人口与获取资源不可或缺的地区。清代中期全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流民乃向人烟稀少的地区迁徙。清廷明虽颁令禁止，实则是持默许的态度。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颁诏：“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嗣后，各省凡有可耕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乾隆帝以后道出实情，他说：自清初百余年来，天下户口较往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供十余人所食，甚难如此前充裕。“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食。”云南等边疆省份的官府以减税、贷给种仔与耕牛为条件，招徕流民前来垦荒。清代中后期云南等省的人口增长很快，主要原因是外来移民大量增加。清廷还积极开发云南等地的矿藏。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允许官营采矿，云南的采铜业获得迅速发展。乾隆年间云南年产铜达一千二三百万斤，朝廷户工两局以及东部的八省与陕西省，每年所需铜900余万斤均取自云南地区。

 

清朝彻底解决了北方游牧势力南下骚扰的问题。清代有过长达300年近600人次具有多重意义的满蒙联姻，其意义和影响均超过以往朝代。后金与漠南蒙古上层的联姻很早便开始，为统一全国后通过大规模联姻，与漠南蒙古建立密切合作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兼有在北方草原地区传播佛教、实行盟族制度等因素的配合，清朝终于解决了北方游牧势力经常南下、严重威胁统一王朝安全的问题。严复说：“若除此（汉唐）两朝，则中原之被北蹂躏，真更仆难数。盖北狄之勇战，固天性也。今满蒙皆逸居无事也，此乃喇嘛佛法毒之，且亦阅二百余年，而始有然。”严复将北方游牧势力不再南下的原因，归于清廷以“喇嘛佛法毒之”似可商榷，但清代“满蒙皆逸居无事”确是不争的事实。上述变化深刻影响了全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导致清廷的边疆地缘政治观发生重大的改变。 

五

以上说的是陆疆方面的地缘政治观。至于中原王朝的海疆地缘政治观，其形成的过程较为曲折复杂，以下略作分析。

中原王朝较完整的海疆地缘政治观形成的时间甚晚。在很长的时期，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的边疆蛮夷与徼外势力多来自陆疆。作为传统的农业地区政权，中原王朝对海疆问题长期忽视，自宋代起才体会到海疆的重要性。从南北丝路与海上丝路地位发生的变化，可看出海疆地缘政治观演变的过程。有学者指出先秦至秦是中外交通的萌芽时期，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陆路居于主位，隋唐五代时期海路日趋重要，两宋时期海路居于主位，元代中外交通达至鼎盛，陆路臻于顶峰；明代海路达到极点，清代前期为中外交通新旧交替的时期。

据初步研究，丝路的功能主要是为中外与朝贡有关的使臣往来提供便利，宋代以前尤其如此。徼外的朝贡使臣赴华常有商队伴行，主要是向中原王朝宫廷出售珍稀商品。王朝宫廷多方搜罗及享用域外的珍稀商品，既是王权无上的象征，同时也显示远人“怀德”来朝，以及王朝之强盛和声名远播。中原王朝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主要是宋代以前），向徼外大量出口丝绸等商品受到限制。据说罗马皇帝在国家剧院观看戏剧，身穿一件中国丝绸制作的长袍（可能是中原王朝赠品），引起全场观众轰动，恰好证明中国丝绸制品之稀缺珍贵。徼外诸国朝贡及出售珍稀商品，隋唐五代时主要是通过海运。据记载：贞元八年（792），原计划赴广州的海外商船普遍改往安南交易，大臣陆贽称因广州官吏“侵刻过深”所致。徼外诸国多经海路赴安南（今越南河内）等地贸易，因交州刺史、日南太守贪利盘剥，其值十者必折二三，“由是诸国怨愤。”

宋代以前中原王朝的航海技术有限，因受太平洋季风的限制，中原王朝的商船自东部沿海出发，在逆行季风的情形下多在交趾（今越南北方）靠岸，人员及商品再由经今云南、缅甸的陆路转赴印度。这一时期海上丝路的航船主要是外国船只。从有关记载来看，海外诸国至宋朝贡或贸易，基本上是择行海路。宋朝的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与徼外诸国之官方和民间的贸易趋于兴盛，尤以瓷器外销为大宗，服务国际贸易乃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功能。运输瓷器以海运占尽优势，这是海上丝路在宋代趋于发达的原因之一，另一原由是宋元时中原王朝的航海技术有显著发展。五代以来交趾成为独立国家，经常抢劫过往的商船。南诏、大理国在500余年间也割据了云南地区。在这样的情形下，自东部沿海赴印度洋的商船，转而以越南中部或海南岛为补给地，不再从交趾登岸改走云南陆路，中原王朝的商船经海上丝路通常可直达印度洋各地。

由于征战各地及重视对外交流，蒙元统治者有较宽阔的全球视野，与不少地区建立了贸易或使臣往来的关系。蒙元的天下观对明清两朝产生了影响。明朝派郑和率大型船队七下西洋，与接受了蒙元开放的天下观有关。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对海外诸国广行招抚，马八儿等国前来朝贡，但元朝的招抚被日本等国拒绝。元朝通过海路多次对海外诸国用兵，曾两次进攻日本，一次攻打占城一次进攻爪哇，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开拓南海的目标，是开通至伊利汗国（国都在今伊朗）的海路。成宗以后，元朝开拓南海的行动逐渐停止。元代末年海防松懈，沿海地区乃有倭寇之患。[5]元代北方丝路十分兴盛。海上丝路的规模虽超过前代，但主要是通过海运将南方的粮食运往大都（今北京），关于通过海上丝路进行贸易的记载不多。

由此可见，元代以前中原王朝与海洋有关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海运与他国在外交及商贸方面进行交往，基本上不涉及国家安全、沿海地区稳定、大规模走私与海疆权益等方面的问题。元朝虽较重视海洋，但主要是对海外诸国进行招徕，亦对一些海外国家用兵。因屡次失败，元朝开拓南海的计划遭到挫折。元朝享国日短，同时受疏于记载与完善制度做法的限制，元代关于海疆治理的记载不多。因此，明代以前中原王朝的海疆地缘政治观，大致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初期探索阶段。

明朝十分重视海洋，集中表现在组织大型船队七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外宣传国威，招徕诸国入贡。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遣中官郑和出使西洋诸国，“藉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船队自福州五虎门出发，扬帆达于占城，再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6]七下西洋对外彰显明朝的雄厚国力，促进明朝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但郑和下西洋产生的政治影响仅限于海外诸国，对明朝企望与之恢复朝贡关系的瓦剌等北方游牧势力，则无异是南辕北辙。明成祖死后，大规模的远航黯然谢幕。

明初，倭寇经常侵扰明朝的沿海地区，嘉靖时倭寇与海盗相勾结，发展为严重的倭患。15世纪末发现新航路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先后来到中国。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台湾。东部沿海因此遭受外来势力的严重威胁，这一情形是前代所未见的。因倭寇猖獗等原因，明朝颁布“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清朝一度开海，但在大部分时间仍实行封闭海洋的政策。清代中叶西方列强通过海洋进军中国，西洋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清朝慌忙策划变革以救时急，但大厦将倾已难挽回。明清两朝遭遇来自海洋方向的严重挑战，面对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推动其海洋地缘政治观后期的形成。清朝的海洋地缘政治观虽存在不少缺憾，但毕竟映射出近代初现的曙光，具体情形尚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