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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津瑜 奥维德流放诗里的图景有多少是现实，又有多少是文学创造？这流放的凄凉，究竟是亲身体验还是文学想象？有学者论证奥维德夸大了他的境遇，目的是为了博得读者的同情，是一种文学手法；他的“自谦”也只是一种文学策略，且言不由衷。 假如我们相信《哀怨集》和《黑海书简》对奥维德流放经历的描述，那么他是只身赴黑海岸边的托弥，妻女未随行，且家产没有受到影响——家庭未受牵连，妻子留在罗马，为奥维德的解禁奔走。这些流放诗篇以第一人称写成。然而，流放诗中的“我”究竟是奥维德本身，还是一个文学人物，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答。所以下面所提到的奥维德指的是诗中的“奥维德”。 黑海之滨的奥维德恨不得把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孤独、愤懑、恐慌写到极致。在《哀怨集》第一卷第3篇，人在黑海岸边流放地，镜头却闪回到离开罗马的前夜，哀歌双行体幽怨吟出什么叫流泪到天明，什么叫离开罗马犹如特洛伊之陷落，什么叫风刀霜剑、什么叫天寒地冻滴酒成冰，心冷身冷处处荒芜。望罗马，去路远，遥遥不可得。距离化成了“严寒”，“严寒”构成了奥维德流放诗的基调：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他的流放之地无四季，而是“死寂的冬天连着冬天”（iners hiemi continuatur hiems《黑海书简》1.2.24），多瑙河从此岸到彼岸全线冰封。在这“陌生世界的尽头”，他疾病缠身，缠绵卧榻，康复无望（aeger in extremis ignoti partibus orbis/ incertusque meae nempe salutis eram《哀怨集》3.3.3-4）。在冷、病的基调之上又加上了对“异文化”的复杂心态：轻蔑中夹杂着恐惧。这所谓的“异文化”在奥维德的笔端用的是“野蛮”这个字眼。在他眼里，野蛮的一个表征是劫掠为荣，所以那托弥城险境环生，即便是城门紧闭，路中央都能捡到飞枪。那流放之地的人，无论是所谓多毛的蛮族人还是已然蛮化的希腊人后裔（他们穿着波斯裤）在奥维德眼中是一些他不懂、不欣赏、并对他怀有敌意的人。远离罗马，也就意味着远离了奥维德认知中的“文明”。这对他来说无异于全面的剥夺，在心理上的冲击更甚于感官上和生活上的冲击。言语的不通不仅仅是一个交流问题，它意味着隔阂乃至相互的猜忌。 奥维德时时觉得周围的蛮人在议论他、嘲弄他。比之更甚的是，作为拉丁诗人的奥维德，他的这重身份就在这无法（或不愿）穿透的隔阂中挣扎，凝成这一句：“无人懂我，在这里我是野蛮人（barbarus）。”（《哀怨集》1.5） 多么颠覆性的经历！细数传说中和历史上的流放者，奥维德叹道：“没有一位的流放地如此之遥远、如此之可怖。”（《黑海书简》1.3）在这蛮荒之地，绝望困顿之中，奥维德觉得自己的诗才也随之枯竭。 这幅图景有多少是现实，又有多少是文学创造？这流放的凄凉，究竟是亲身体验还是文学想象？且不论奥维德流放的真实性，如今已很少有人把奥维德对黑海之滨托弥的描述作为重构当地历史的史料。须知，托弥是小亚细亚（近土耳其）希腊城邦米利都（Miletus）的移民点，而如今的康斯坦察则是海滨度假胜地。而他诗作的水准是否真的如他所说一落千丈？学界曾一度认为这是实情，依据是诗中口语化、非诗歌的语言。近30年来，为奥维德流放诗正名的努力不曾间断。Betty Rose Nagle在1980年的专著《流放诗学》（Poetics of Exile）中论证奥维德夸大了他的境遇，目的是为了博得读者的同情，是一种文学手法。 他的流放地是“诗化之所”（poetic place，亦参阅Matthew McGowan）。1990年，Gareth Williams完成了为奥维德流放诗辩护的剑桥博士论文，并于1994年以《被放逐的声音》（Banished Voices）之名出版，将关注点投向奥维德流放诗中密集而广泛的互文以及对既有文学传统中“习惯用法”（topos）的创造性使用。书中以大量的例证表明，奥维德的“自谦”（recusatio）只是一种文学策略，且言不由衷。比如，奥维德对流放地严寒的描述类似于他自己在《变形记》4.436中对冥府的描述：“苍白的冬天占据着这荒凉的广阔地带”（pallor hiemsque tenent late loca senta）；这活生生的冥府也是不毛之地，令人联想到提布卢斯（Tibullus）“下界（指地下）无农田，无果园”（non seges est infra non vinea culta）（1.10.35）。流放等同于死亡，所以他离家的那一夜，那场景在奥维德的笔下如同葬礼。又比如，《哀怨集》第五卷第12篇明显地有着卡图卢斯《歌集》第65篇及第68篇的影子。比如《哀怨集》第五卷第12篇和卡图卢斯《歌集》第68篇都包括了以下这些共同的意象：波涛汹涌的大海；热情损耗于悲伤之中；想念罗马，那是家之所在；身边无书可读。而卡图卢斯《歌集》第65篇中，他一面向倾诉的对象哀叹自己的诗才为悲伤所阻，无法展示“缪斯甜美的果实”，一面不但送给对方卡里玛克斯（Callimachus）诗歌的翻译，而且写出这篇二十四行的诗作。所以，奥维德的诗才倒退之说只是一种手法，并非实情，是在调动隐喻，而并非简单的自怨自艾。如Jan Felix Gaertner在《奥维德与“流放诗学”》中所强调的那样，奥维德在流放诗中对友人背叛的一再指责，也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诗人泰奥格尼斯（Theognis）诗集第209-210行：“流放中人没有朋友、没有可信的同伴，这比流放本身更痛苦。” 流放与死亡的平行并驾，亦可回溯到恩尼乌斯的悲剧《流放的美狄亚》（Medea Exul，现仅有残篇传世）。奥维德哀恸自己将不能在故乡终老，却死于蛮荒之地，无丧礼（sine funeribus）、无坟墓（sine honore sepulcri）、无人哀悼（indeploratum） （《哀怨集》3.3.45-46）。Jennifer Ingleheart敏锐地指出，这一连串的否定指向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在安提戈涅口中，她的兄弟波吕尼凯斯（Polynices）是无人为之哭泣、无坟墓的。波吕尼凯斯也是至死也回不了故邦的被放逐之人。而确实，在同一篇中，奥维德明确提到“忒拜姐妹把她被杀死的兄弟放入坟墓，这是国王所禁止的”（67-68）。 这样的互文和隐喻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观之，奥维德的诗才不但没有退化，而且保持了他一贯擅长的微妙而复杂的隐喻功底。奥维德的流放诗不仅交织了在他之前的古希腊拉丁古典文学传统，而且也和自己先前的作品保持着鲜活而复杂的对话关系。奥维德在流放诗中常将神话人物代入自己的经历，自比《变形记》中提到的众多神话人物，比如不小心看到狄安娜女神裸体阿克特翁（《哀怨集》2.109-110）。他并非特意偷窥，却在狄安娜的暴怒之下，被自己的猎狗撕成碎片。奥维德羡慕尼俄栢，因为她最终石化，不再感受情感，不会再因众多子女被射杀而痛苦（《黑海书简》1.2.29-30）。如果说在《哀怨集》第三卷第3篇，他的妻子扮演安提戈涅的角色，在别处，奥维德反复将妻子比作 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荷马史诗中那位忠贞智慧的贤妻良母。在流放之中，奥维德幻化成了神话、悲剧中的角色。 非但如此，奥维德在他的流放诗中，也换位成《拟情书》中的那些弃妇、怨妇。这求而不得的情爱正是拉丁文哀歌体爱情诗的一贯主题。茅盾虽只选译了奥维德《拟情书》（这译名来自茅盾，其他译名有《女杰书简》）中莎茀（今译萨福）致法昂的信以及帕里斯和海伦的互酬书信（收入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第7-10册，1935、1936），但深得哀歌式爱情的要害。他深为萨福致法昂的信所打动并评论道：“全信的情绪——绝望而仍作万一之希望，欲摆脱情网而又摆不脱，可谓极尽缠绵哀怨之致。”这难道不正是在托弥的奥维德的写照吗？他一再求奥古斯都回心转意却不得。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哀怨集》和《拟情书》非常相似，两部诗集的核心情绪都是孤独哀怨、凄凉愁惨。奥维德甚至称托弥这个地名的渊源是美狄亚的故事，而正如上一篇文章（刘淳）所指出的那样，美狄亚在他的《拟情书》中有相当大的戏份。Tomi源于希腊语temnō，本义为切、割。当年美狄亚追随伊阿宋逃离她自己的家乡，在此处登陆暂歇，为了延迟她父亲派来的追兵，她把弟弟切碎，Tomi由此得名（《哀怨集》 3.9）。要之，奥维德的流放诗并非孤立于他其他诗作之外,但又创造性地运用了哀歌体的范式和预设。于形于神，理当在爱情哀歌的语境下来理解奥维德的黑海想象。 古希腊人称黑海为“好客海”（来自古希腊语），奥维德愤愤地指摘它名不符实。对于黑海地区而言，“好客”大概是奥维德最无法想象的形容词。在奥维德的笔下，即便他意欲享受田园乡间之乐，在这个险象环生的地区也不可能。这里的人们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他们半是农人或牧人，半是兵士，随时处于戒备状态，以应付敌人随时随地的攻击。农耕和畜牧都无法平安进行。这一切衬托出奥维德的意大利想象。意大利的丰饶、安宁与愉悦主导着他的记忆。罗马的神庙、喷泉、花园、广场、柱廊，如幻灯片般在奥维德的脑海中转过，他时不时地点出它们的名字（奥古斯都广场、处女水道，等等等等），这些是他的记忆之所，也是他在《恋歌》《爱的艺术》和《岁时记》中描述过的建筑和场所。它们在遥想中变得越来越理想化，清晰又模糊，真实又虚幻。这记忆之所被奥维德眼中“蛮荒凶险”的流放地强化，又让他对流放境遇的愤恨更增几分。在《黑海书简》中，那种脱离托弥的强烈意愿毫无掩饰。这一切的源头当然是奥古斯都对奥维德的放逐，禁止他踏足意大利。解铃还须系铃人，绝望中的奥维德不愿放过一星星解禁、重返意大利的希望。他盼望《哀怨集》能够被奥古斯都读到，能打动他；他期望他的妻子能够四处活动，他更把自己交织在一个朋友圈、关系网中，致信给一个个“友人”（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哪些“收信人”是真实人物，哪些是虚构假想出的友人），希望他们能为他吹吹风，让他脱离这不堪的地方，他甚至愿意退而求其次，只要能重新靠近意大利，哪怕不回意大利都胜过目前的悲惨境地。可以说，奥维德的黑海想象也就是他的意大利想象（或罗马想象），这两者以激烈冲撞的方式相辅相成：一个是现世地狱，一个是人间天堂；一个是死亡，一个是人生本当如此。 然而有趣的是，意大利和奥维德的流放地同属罗马帝国，只不过前者是帝国中心，后者在帝国边缘，那么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中，奥维德对罗马帝国又怎么看？奥维德常常夸耀奥古斯都的军事功绩是真，也称颂奥古斯都为“和平的缔造者”（auctor Pacis）。然而他也不时（如在《黑海书简》第二卷第5篇中）感叹 “奥古斯都的和平”（pax Augusta）几乎没有泽及他的流放地。奥古斯都时代的一个主题确实是和平安定，这个主题以多种方式推送，比如“和平祭坛”（Ara Pacis），其浮雕串联了罗马的起源，奥古斯都家族，虔敬、和平、丰饶等历史与时代主题。然而在这帝国的边陲，安宁的日子却是屈指可数。如果说维吉尔在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处处感叹创建帝国、缔造和平背后的代价、牺牲和艰难，奥维德则似乎在质疑“和平”是否为奥古斯都时代的普遍现象。这是对奥古斯都的提醒，还是讽刺？ 同样比较令人费解的是，假如说抱怨悲叹是为了感化奥古斯都或者能向他进言之人，使其心软，奥维德流放诗的言语之间，似乎又潜藏着对奥古斯都暴君行径的指责和讽刺。奥维德多次感谢奥古斯都的不杀之恩，貌似在夸赞元首的仁慈。然而，奥维德也反复将自己的境遇和奥古斯都的“愤怒”（ira）捆绑，虽然这愤怒的源头语焉不明，但也让人看到一位缺乏自制、睚眦必报之人。奥维德时不时将奥古斯都比作神，甚至超越神。比如在《黑海书简》第一卷第1篇，奥维德甚至写道：“（奥古斯都）自己比诸神更瞩目（manifestior）。”虽然奥维德常祈求众神庇佑他、眷顾他，然而他也毫不模糊地强调只有奥古斯都的权力才是一切的解答。既然要说服奥古斯都，动之以自己的凄凉处境固然是一个途径，另一个途径则是为自己辩护。奥维德在他的流放诗中多次提及《爱的艺术》，《黑海书简》中第三卷第3篇通篇都是对风闻的罪名的驳斥。他强调自己从不曾教（唆）人通奸、破坏合法婚姻、勾引新娘，从未有悖法律。 奥维德流放后的第六个冬天（奥维德在数着日子度日），即公元14-15年的冬天，奥古斯都已经去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奥维德的春天。奥古斯都妻子利维娅的儿子、奥古斯都的养子提比略成为新的元首。奥维德《黑海书简》的最后几篇写于提比略统治时期。元首换了，那么奥维德会改变他诗歌的口吻和手法吗？《黑海书简》的最末几篇在内容上确实有些不寻常。其中在第四卷第13篇致友人卡卢斯的信中奥维德甚至称自己为“格塔诗人”，他用当地他称为格塔语的语言（Getico sermone）创作了诗歌，“用我们的方式组织蛮语” （structaque sunt nostris barbara verba modis，第20行），读给本地人听，并得到他们的赏识。 对这一段的解读历来意见不一。但现在很少有学者认为这简单地意味着他的最终妥协、或者最终和本地人融洽相处。这里仍然存在着“我们”，即罗马人，和他们的区别，本地人仍然是“他者”，这一点并没有改变。这一段也必须置于这首诗的整体语境下来阐释。奥维德强调这首诗的内容是皇家赞歌，不仅仅称颂已逝的奥古斯都，连现任元首、元首的母亲利维娅以及奥古斯都的孙辈也一并歌颂了：奥古斯都虽然肉身不能永生，但他的神灵已赴天宫；提比略曾多次谦辞元首之位，他的美德完全配得上做奥古斯都的继任者；利维娅好一位忠贞罗马主妇中的维斯塔（可理解为“最忠贞者”），云云。还有比这些内容更上层路线的么？ 在这封信的结尾，奥维德不忘再次强调他归乡的愿望，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重返罗马的文学生活，才能亲自听到卡卢斯吟诵新作。他所谓的“格塔诗人”身份，或许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诉说他的凄凉，他已经隔离于罗马活跃的文学圈子之外，就算他和他的罗马朋友们都在歌颂皇室，他仍然是罗马人，但他的创作语言、听众、评判的标准却全部发生了变化。具有讽刺性的是，本地人对他说你写皇室写得如此之好，真应该被召回罗马。这是不是在引导读者这样想：假如蛮族人都有此等觉悟，难道权力中心的人们竟然不为所动？在第四卷第14篇奥维德称托弥人曾授予过他荣誉（花环、欢呼等等）和特殊待遇（比如免税），而他只恨那个地方而不是托弥人。在这篇里，他为自己塑造的是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从未犯过错的无辜形象。然而，在称赞托弥人的时候，奥维德所用的表述法却是强调他们温和，证明他们是“希腊人”！这里不难看到，希腊人和罗马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人，他们是评判其他人的标杆。 在《黑海书简》第1篇中，奥维德虽然痛苦但还心怀希望（第65-80行，石晨叶译）： 死亡，在她来临时，可以让我不再流亡： 但即便是死也不能改变我罪人的身份， 因此，如果我的心灵因痛苦而融化 如流水从雪中淌出，这也不足为奇。 就像舟船被隐匿的蛆虫蛀蚀， 像咸海的浪涛掏空巨石， 像储藏的钢铁被铁锈啃食 像闲置的书籍被虫嘴侵噬， 我的心承受着来自焦虑的恒久的啃咬， 这一折磨没有限期。 这些叮蚀不会在生命逝去之前离开我的心， 任何痛苦的人都会比痛苦本身更快死去。 我将自己的一切交付给诸神，如果他们相信我的这番话， 也许他们会认为我还值得些许拯救， 我会被转移到不受斯基泰弓箭威胁的地方。 如果我比这希冀更多，那我就是厚颜无耻了。 《黑海书简》中的信是为了奥维德重归意大利而做的努力，然而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希望可以变成现实的一丁点暗示。《黑海书简》的终篇（4.16）只留下了深深的绝望，定格在遍体鳞伤的奥维德： 我业已失去一切：只剩下残生 感知折磨，又是悲伤的源泉。 用剑刺这已死的躯体，有何乐趣可言？ 我身上已无处容纳新的伤口。 那么奥维德真的输了吗？未必。“写下的文字经得起岁月流年。”（Scripta ferunt annos.《黑海书简》4.8.51）在奥维德的认知中，英雄、历史大事是靠着诗人才广为人知、流传后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场权力极度悬殊的游戏中，最终胜者似乎还是奥维德：流放如同死亡，然而这“死亡”却是不朽的。回到专题“引言”中奥维德的“墓志铭”，接下来的两行让我们看到奥维德对身后名声的自信： hoc satis in titulo est. Etenim maiora libelli et diuturna magis sunt monimenta mihi 墓志铭如此这般足矣。因为我的诗集 是我更大、更长久的纪念碑。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美国德堡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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