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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人们意图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妄念，而把人间变成了地狱。” ——题记 我们不敢扶老太太已经十一年了。
确切地说，从2006年11月20日彭宇案案发以后，出于对被讹诈的恐惧，我们变得谨小慎微，生怕被反咬一口，坠入深渊。
彭宇案的真相，按照当时主流舆论的解读，是彭宇好心扶起了摔倒的老太太，最后被诬陷撞人，因而要承担医疗费的故事。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中，彭宇败诉，法官的裁判理由被总结为一句话：如果人不是你撞的，你干嘛要扶？
一时群情激愤，当年的主审法官被调离岗位，国人皆叹世风日下。如今事过十一年，最高院官微发文《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再次唤醒了我们的记忆。
一切还是得从判决书说起，在本案的一审判决说理部分，法官写道：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 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 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 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这是最受媒体质疑的一段说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自此，该司法解释将日常生活经验作为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之一。
根据以上规定，法官可援引日常生活经验对案件事实进行判断。问题在于，日常生活经验没有确定的内涵与外延，而应根据不同情况具体适用。 “如果人不是你撞的，你干嘛要扶”的经验法则适用于一般的生活情形，却并不适用于做好人好事的场景。即一般人是不会去扶不是被自己撞的老奶奶，但假如他只是出于做好事的动机，去扶一个不是被自己撞的人就显得合情合理。 学界对一审判决的质疑，归纳起来，便是法官用错了经验法则。
但是，经验法则的不当运用就意味着本案是一个错误判决吗？请不要忽略了本案的其它相关证据，彭宇虽然没有承认其撞到了老太太，但承认了其的确与老太太发生相撞。当时的监控视频现实，彭宇是第一个下车的人，其撞到老奶奶的可能性很大。此外，本案彭宇在案发后的一系列举动还有庭审中的表现，也容易让人怀疑其为撞人者，读者可自行查阅判决书，在此不赘。
可能性较大，用专业术语讲大概可以理解为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由此可见，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并不要求案件事实达到确定无疑的状态，而只需要案件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可能性）即可。
叁 高度盖然性标准是民事诉讼区别于刑事诉讼的典型表现，众所周知，美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都高于民事诉讼。
立法者之所以要区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皆因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 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因而必须确定一个行之有效的证明标准。如果要求案件当事人承担过高的证明标准，甚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将会使案件无法顺利推进。究其原因，在于国民在日常的生活中，并不会时时准备诉讼。他们在生活中也不会时刻想着要保留什么证据，以备日后所需。 以婚姻为例，一对正常结合的情侣不会流水账似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每一笔开支，并将开支拿到公证处进行公证，以备日后离婚分割财产时作为证据之用。因为如此一来，生活将失去其本来的面目。
因为这个原因，婚姻破裂之时，法律不能要求双方当事人举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双方感情是否已经破裂、是否恶意转移财产、子女的意愿，其证明都无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依赖于法官运用优势证据原则自由裁量。
如果说民事诉讼追求的是真实发现和解决纠纷的双重价值，那么两者应该是平衡的，而非一家独大。真实固然重要，但因追求真实的代价太大，立法者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在接近真实的基础之上解决纠纷，使得社会生活可以继续进行。
肆 相比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无疑更高。因为在真实发现与解决纠纷之间，刑事诉讼无疑更倾向于前者。 既然要发现真实，光靠当事双方（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第三方力量介入。于是，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诞生了，主管起诉的检察机关也随之而来。在国家强制力的介入之下，我们得以无限接近真实。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由此水涨船高，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两大诉讼在证明标准上的区别，其实质是比例原则的运用。一般而言民事诉讼虽然事关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但并不会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造成严重影响。在此情形下，立法者宁愿为了社会生活的效率而牺牲真实。相比之下，刑事诉讼与自由生命息息相关，不可不慎重。
彭宇案的争议，与其说是个案的争议，不如说是民事诉讼解决纠纷与发现真实双重价值之权衡。以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求民事裁判法官排除合理怀疑，无疑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想象，却并不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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