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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字的”活化石“ 历史古老的东巴文 一 民族及语言背景 纳西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和西藏三省区毗邻的澜沧江、金沙江及其支流无量河和雅砻江流域大约8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根据2000年的最新人口普查统计，纳西族现有人口30余万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聚居于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一带。 李霖灿《么些研究论文集·附录》所收纳西族分布图 美丽的玉龙雪山 90年代的丽江古城 纳西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早在东汉末年，《华阳国志》就已经记载了纳西族先民的一些活动：“筰，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这里所说的“摩沙”就是纳西族见于汉文史籍的别称之一种，类似的称谓还有“磨些”、“麽些”“摩㱔”、“摩狄”等。此外，纳西族还有很多自称，如“纳”、“纳西”、“纳日”、“纳恒”等。 纳西族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东巴教。因巫师称东巴，故称为东巴教。东巴教有宗教文献，用他们自己创制的东巴文和哥巴文书写了内容丰富的经典。 东巴在念经 白地东巴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39卷《除秽仪式·古事记》 东巴经 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彝语、哈尼语以及拉祜语等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纳西语可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方言区。东部方言区指金沙江以东的纳西族居住区，以云南和四川交界处泸沽湖畔摩梭人的语言为代表，操这种东部方言的约有5万人。西部方言区包括整个金沙江以西的纳西族居住区，以云南省丽江县大研镇的语言为代表，操这种方言的大约有25万人。分属东部和西部两个方言区的人通话有困难，主要原因就在于地理环境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不同使得许多词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二 文字的创制及其名称介绍 东巴文在纳西语中叫sər33tɕə55或sər33tɕə55lv33tɕə55（汉语音译为“森究鲁究”），意即“木石之痕迹”，意思是见木画木，见石画石。虽然这种文字也被少数纳西族人民用来记事、记帐、写信等，但它主要还是由东巴教的经师（“东巴”）所掌握，用于记录东巴教的经典，因此纳西族民众又将这种文字称为to33mbɑ21the33ɣɯ33，其中“to33mbɑ21”的意思是“东巴”，“the33ɣɯ33”是“文字”的意思，所以这种文字又叫做“东巴文”。 东巴文产生神话有见于文献记载的“牟保阿琮创制文字”和流传于口头的“东巴文字的来源”两则。明代纳西族土司木公撰的《木氏宦谱》记载了木氏先祖牟保阿琮的传记，传曰：“生七岁，不学而识文字。及长，旁通百蛮各家诸书，以之为神通之说，且制本方文字。” 《木氏宦谱》 丽江木府 晚明丽江土司木增像 牟保阿琮生七岁时不学而识文字，后来又制本方文字。说明牟保阿琮七岁时识的文字并非本方文字。故喻遂生先生认为牟保阿琮“不学而识文字”是指的汉字，“且制本方文字”的文字指的是纳西族最有代表性的东巴文。（《纳西东巴文概论》，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油印教材，2002）当然不学而识汉字可能难度颇高，根据当时的民族聚居情况，可能不学而识藏文的可能性更高。因为藏文是拼音文字，字符数少，不进学堂或经常仅耳濡目染也许可以“识”。有的学者认为七岁时识的是东巴文，及长后创的是哥巴文。其理由是东巴文象形，便于不学而识。但无论如何是讲不通本方与外方的关系的。 另外还有一则口传神话，说是一个汉族人、一个藏族人、一个纳西族人约好到天上找天神取经，结果汉族人和藏族人先走了，纳西人东巴戛拉被丢在后面，等他追赶上去时，汉人和藏人已经把经取回来了。戛拉虽没取成经，但他后来通过见山写山、见人写人的方式，逐渐创制了东巴文字。这则神话反映了当时纳西、藏、汉聚居且关系密切的情况。神话中反映的见山写山、见人写人的方式具有科学成分，因为东巴文确实就是如此“见木画木，见石画石”形成的。 三 文字的使用及主要文献 东巴文主要由纳西族的巫师东巴所掌握，主要用于书写东巴教的经书。 东巴经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据学者统计，国内外收藏的东巴经在26000册以上，种类有1400种左右。东巴经的内容各不相同，除迎神祈福、驱鬼镇魔、为人类求福消灾、为人鬼之间排解纠缠困扰等等的宗教仪式外，内容还广泛涉及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生产活动、文学艺术、天文历法、思想意识、民族关系、医学保健、民俗活动等方面，堪称了解和认识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比较著名的东巴经如被喻为东巴文化“三颗明珠”、纳西民族三大史诗的创世史诗《崇搬图》（又名《创世纪》）、英雄史诗《东埃术埃》（又名《黑白战争》）、悲剧长诗《鲁般鲁饶》，以及《古生土称和亨受素命的故事》《俄尹都奴杀水怪的故事》《什罗祖师传略》《拯救什罗祖师经》《挽歌》《辛资恒资》《鹏龙争斗》、《虎的来历》《安铺余资命》《献冥马》《迎净水》，等等。 东巴文虽一般只用于书写东巴经，但偶尔也能看到一些用于日常生活的情况，有学者将这些文献称为东巴文应用性文献。这类文献按其性质可以分为医书、帐本、契约、谱牒、歌本、规程、书信、日记、文书、对联、墓铭等。
和即贵老东巴2000年春节写给喻遂生教授的一封东巴文书信 四 文字产生的时间和字数 关于东巴文产生的年代，因东巴经中没有详细记载，汉文典籍中亦无具体说明，同时也缺少相关出土文物的有力证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未达到一致的看法。李霖灿先生通过对麦琮的“且制本方文字”以及木泰的“不学而识先祖所制本方文字”这两处涉及到东巴文起源问题的文本的研究，认为东巴文“最早当不能过唐，最晚亦在明成化之前”。而方国瑜先生在综合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推测认为“公元十一世纪中叶，（为宋仁宗时）是时已有纳西文字写经书之说，可以近信”。和志武先生通过结合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发展，认为“纳西象形文的产生和应用，约在公元七世纪的唐初，即纳西族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和发源先生则提出，东巴文的“创始年代，至迟应在纳西族先民由畜牧业向家耕生活过渡的时期，即公元三世纪以前”。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汉字与东巴文是同出一源的，如唐兰先生就认为汉字与东巴文是有亲属关系的。徐中舒先生也认为，四川古代的巴文、纳西族东巴文以及汉文“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最初还可能是同出一源的……”。李静生先生在《纳西东巴文与甲骨文的比较研究》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纳西族先民创造的文字不可能与汉文字毫无关系”。王元鹿对此问题也曾撰文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他从“神话和传说所提供的证据”、“与其他民族古文字的对比”、“与哥巴文的对比”这三个角度进行论证后发现，“纳西东巴文字在其创制过程和发展中，并未受到汉字的启发与影响”，“纳西东巴文字不是汉字系统的文字，它在创制过程和发展过程中，走着一条独立的道路”，东巴文的发生时代要比汉字迟两三千年。 东巴文的字数，一般认为有1000字左右。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收字2120号；方国瑜、和志武《纳西象形文字谱》收字1340号；洛克《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上册）》收字3414号。上列三书所收东巴文形体有很多实际上不是单字，而是喻遂生先生所说的“字组”。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对于单字的切分存在许多困难，因此很难有准确的字数，但总字数在1500字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五 文字的性质
六 研究历史与现状 早从19世纪开始，国内外众多学者纷纷对东巴文作了不同角度的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东巴文的研究史作一简单介绍： 1．东巴经的记音和翻译 早在19世纪，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东巴经的收集和整理工作。1867年，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斯（Pere Desgcdins）从云南寄了一本11页的东巴经摹写本《高勒趣赎魂》回巴黎。数年后，吉尔（W.Jill）上尉和梅斯内（Mesney）在丽江旅居时得到了三本真正的东巴经，其中两本被寄回梅斯内在英国泽西的家，另一本则被标以《中国缅甸之间山地祈祷者的象形文稿》为题寄到了大英博物馆。此后，不断有一些西方的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等从云南丽江带回东巴经。1885年，拉卡珀里尔（Terrien de Lacouperie）发表了《西藏境内及周围的文字起源》一文，这是西方第一篇讨论纳西族象形文字和东巴经的文章。1913年，法国人巴克（J.Bacot）出版了《么些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写出关于纳西族和东巴经书、东巴象形文字的专著，从此揭开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东巴文化的序幕。 上世纪初，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东巴经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较早开始这一工作的，主要有傅懋勣、李霖灿、张琨等先生。 傅懋勣先生于1948年出版了《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出版）一书。该书抄录了东巴经《古事记》的原文，并用国际音标记录读音，然后用汉语加以直译和意译，最后还对各段经文中值得注意的语言文字现象详加解说。1984年，傅先生又在日本出版了《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格局与前一书相同。
傅懋勣《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封面 李霖灿先生和张焜先生，从1941年开始在著名东巴和才先生的帮助下一边注音一边译注。1957年，他们三位合作的《么些经典译注六种》在台湾出版。到1978年再版时又扩展为“九种”。“六种”与“九种”均分原文、国际音标、汉文意译和注释四部分。
李霖灿的衣冠冢
李霖灿《么些经典译注九种》目录 此外，丽江县文化馆曾在1962年到1965年间石印了格局与傅书相似的《东巴经二十二种》，由和芳、和正才两位东巴讲述，周汝诚等先生翻译。80年代，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又陆续油印了26本相同格局的东巴经书和东巴舞谱，还公开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一）（二）（三）三册。1994年，纳西族著名学者和志武先生通过多年的调查研究翻译出版了《东巴经典选译》一书。
丽江县文化馆石印的《东巴经二十二种》（部分）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三）》封面 2000年9月，经过东巴文化研究所全体成员20年的艰苦努力，由东巴文化研究所译注、编纂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百卷本的东巴经典统一采用直观的四对照译注体例：古籍象形文原文、国际音标注纳西语音、汉文直译对注、汉语意译。全集内容包括祈神类、禳鬼类、丧葬类、占卜类和其他类（包括舞蹈、杂言、字书、药书等）五大类。《全集》的出版是东巴文化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必将推动东巴文化的更进一步的研究。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 2．东巴文字典和辞书的编纂 最早出版的纳西东巴文字典是巴克先生在1913年出版的《么些研究》中所附的“字典”，共收东巴文370个。纳西族学者杨仲鸿于1931年编成《么些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这是国内出现的首部东巴文字典。该字典共收字1800个，分为18类（数、天文、地理、时令、鸟、兽、昆虫、植物、人、身体、服饰及用具、水、火、杂、佛、鬼、怪、龙），每字有“多巴字”、“哥巴字”、汉字三列。该字典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并未出版，但其“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另一位纳西族学者和泗才先生，在1943年编成《音字形字对照表》（“音字”指哥巴文，“形字”指东巴文），共收形字477字，音字427个，印成木刻本。 第一部收字较多且水平较高的纳西东巴文字字典，是李霖灿编著、张琨标音、和才读字的《么此象形文字字典》。该字典于1944年编成，共收字2120个，分为天文、地理、人文、形体、鸟、兽、植物、用具、饮食、衣饰、武器、建筑数目动作、“若喀”字、“古宗”字、宗教、鬼怪、多巴龙王、神等18类，闻宥先生认为该字典“取材之富，实为已往所未有。每字下之音读，精确可信，亦远胜洛克不合理之拚切（例如gk-、dt-等皆费解）。自此书出，而巴歌书中文字之部分已成废纸，……”该字典与李霖灿《么些标音文字字典》一起于2001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在大陆出版，更名为《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李霖灿《么此象形文字字典》首页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的《纳西族象形文字字典》封面 另一部水平较高、内容丰富的大型字典，是由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的于198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该字典的初稿早已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八十年代才在和志武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定稿出版。该字典共收基本字1340个，派生字250个左右，总计1600字左右，分为天象之属（时令附）、地理之属（方向附）、植物之属、飞禽之属、走兽之属虫鱼之属、人称之属、人事之属、形体之属、服饰之属、饮食之属、居住之属、器用之属、行止之属、形状之属、数名之属、宗教之属、传说古人名号等18大类。编者抓住收录的每一个东巴文的形、音、义三要素，完整地、立体地对其进行说解，“堪称一部纳西族的《说文解字》”。
方国瑜先生的墓碑
1981年版的《纳西象形文字谱》封面
2005年版《纳西象形文字谱 》封面 另外，在国外也出版过一本可以跟李霖灿、方国瑜那两本字典相媲美的东巴文字典。那就是由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先生编著的《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该辞典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963年和1972年由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出版。该辞典是作者在“审阅了八千多册手钞本，搜集资料达27年之久，又对手钞本作了14年深入的研究”之后编著完成的。辞典共收字3000多个，每字下标音、释义并比较详细地列举了其假借义，同时还标明了东巴字在手钞本中的出处。该辞典虽存在一定错误，但仍有参考价值，而且由于这本辞典是在国外出版，这无形中扩大了东巴文在国际上的影响。该字典的上卷已由和匠宇翻译成中文，书名改为《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第一卷）》，于2004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第一卷）》封面 3．东巴文自身研究 对东巴文自身状况的研究，取得成果最大的，是对东巴文的性质、造字方法等的研究。 对东巴文性质的研究，很多学者都已经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章太炎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东巴文“大氐以象形为宗，不足即以形声、会意济之”。董作宾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很原始的象形文字”，“在文字的演进过程中，纳西文算是童年，而今日所能看到的汉文古象形字，已到了少年时代了。”李霖灿认为东巴文“既是文字，又是图画，正在由图画变向文字的过程中”。方国瑜先生在《纳西象形文字谱》中则将东巴文称为“象形文”。毕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傅懋勣先生对东巴文的性质也作过详密的论述，他认为“过去所称的象形文字，实际上包括两种文字。其中一种类似连环画的文字，我认为应该称为图画文字，绝大多数东巴文经书是用这种文字写的。另一种是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但绝大多数字形结构来源于象形表意的成分，应当仍称象形文字。”和志武先生则认为，“纳西象形文字作为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字，不是仍属于原始图画记事发展阶段的图画字，而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发展了标音符号，并用附加符号来代表语言的一种独立的文字符号体系”，它“是处于原始图画字和表意文字中间的一种象形文字”。徐复先生认为：“东巴文字，尚停留在图画性文字上……”周有光先生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一书中将东巴文归到“原始文字”中进行研究，认为它跟水族的“水书”一样都处于文字的幼儿时期。而在《比较文字学初探》中，周先生将东巴文与沙巴文一起归入形意文字研究的行列，并认为东巴文是我们“找寻从‘形意文字’到‘意音文字’又到‘表音文字’的发展过程”的“稀有例证之一”。林向萧先生通过对两段东巴文、经文、种种异文的比较研究，发现“东巴文是世界文字之林中见所未见的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字，是原始文字形态与成熟文字形态（以形声字和假借字的使用为其标志）长期混沌不分的一种文字，是独立形成的，自成文字体系的，从图画和口诵东巴经典脱胎而出的一种文字，是能够解开图画如何发展成为文字之谜的‘活化石’”。王元鹿曾经从文字制度的角度（包括两个方面：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出发，通过与汉字古文字深入而细致的比较后发现，东巴文正处于由语段文字向表词文字过渡的阶段，处于意音文字的初级阶段，它经历了一条由记意到记意加记音再到记意、记音、意音三种记词模式兼备的发展道路。 对于东巴文的构造，很多学者也都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其中方国瑜先生在《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中提出的“十书说”是所有这些相关论述中较为系统且影响最大的，他把东巴文的造字方法分为以下十种：依类象形、显著特征、变易本形、标识事态、附益他文、比类合意、一字数义、一义数字、形声相益、依声托事。王元鹿在对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进行比较研究时，为了便于把两种文字中同类的造字方法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对纳西东巴文的造字方法作了一番新的划分：象形、指事、会意、义借和形声。其中义借造字方法的提出实为发前人所未发，有学者甚至认为王元鹿提出的义借造字法“合理地解释了东巴文字中借用一现成字形来记录另一与原形体音义有关的词的现象，填补了文字结构理论的空白”。对于东巴文的造字方法郑飞洲女士也曾从另一角度有过不同的认识。她从字素构成新字全过程的微观描写入手，对字素取象造字过程进行分析，总结出东巴文的六种造字方法：独素造字、加缀造字、合素造字、加素造字、省素造字和更素造字。 此外，还有一些论著如和力民《东巴教与东巴文——论东巴教在东巴文发展中的作用》（1991）、和发源《纳西族图画象形文字的起源问题》（1993）、林向肖《东巴文、东巴经形成时代的探讨》（1993）、木仕华《纳西东巴文中的卐字》（1999）、杨正文《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的演变》（1999）、王伯敏《东巴文与东巴画——纳西族文化札记》（1999）、甘露《东巴文抽象词汇及其表现形式》（2001）、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2003）、郑飞洲《纳西东巴文字字素研究》（2005）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东巴文的自身情况作了形式多样的研究。
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封面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封面 4．东巴文与其他文字的比较研究 最早认识到东巴文与其他文字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的应该是方国瑜先生。方先生在《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中谈到：“纳西象形文字的构造，与其他象形文字相比较，有共同性，以汉字古文字言之，颇多相类。……前人研究汉文象形字体的成绩，多可参证研究纳西象形文字。盖这两种文字，异时异地所作，虽无渊源关系，而造字的方法基本一致；许慎所说汉字的创始与结构，以及后来研究的成绩，可以参证研究纳西象形文字，而纳西象形文字也可以参证汉文字，推而广之，这两种文字，又可作研究所有人类原始象形文字的参考。” 1944年，董作宾先生在为李霖灿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写序时也已经认识到如果拿东巴文与汉古文字相比较“或者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古文字得到更真切的认识和了解”，通过比较“可以反映汉字演进之久”、“可以反映汉字起源之古”、“可以对证造字的地理环境”、“可以对证造字的社会背景”、“可以见造字心理之同”、“可以见造字印象之异”。更为可贵的是董先生在认识到比较研究的意义的基础上，还作了该种比较研究的初步尝试。 1978年，裘锡圭先生发表了《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裘先生利用了包括东巴文在内的一些材料较为成功地探索了汉字的起源及其早期特征，得出了不少颇有理论价值的结论。 1983年，李静生先生发表了《纳西东巴文与甲骨文的比较研究》一文，分象形、形声、假借三个系统对两种文字进行了特征上的比较。虽然该文存在着进一步商榷的空间，但通过比较作者确实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而且作为第一篇东巴文与甲骨文相比较的文章，是很可贵的。
《东巴文化论集》封面 还有一些研究者通过对东巴文与汉古文字的比较研究，促进了个别汉字的考释。如方国瑜《“古”之本义为“苦”说》一文，利用了东巴文与汉古文字造字心理的共性，证实了汉古文字中“苦”的初文为“古”、“古”的本义为“苦”；李静生先生根据东巴文“栅”字，提出甲骨文“册”的本义为“栅”；王元鹿在《说“方”》一文中论证汉古文字中“方”的本义为“以刀判物”时，也运用了与方、李两位先生相似的比较方法作为佐证。 此外，王元鹿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致力于东巴文与汉古文字的比较研究，先后发表了《纳西东巴文字黑色字素论》（1986）、《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古文字假借现象的比较及其在文字史上的认识价值》（1987）、《纳西东巴文与汉形声字比较研究》（1987）、《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字不同源流说》（1987）、《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研究》（专著，1988）、《由若喀字与鲁甸字看纳西东巴文字流播中的发展》（2001）等论著。特别是《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一书，是对两种文字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尝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两个民族古文字的比较研究专书”。该书主要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以及文字的符号体态等方面对汉古文字（特别是甲骨文、金文、小篆）与东巴文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不但揭示了这两种文字的共性，而且对两种文字的个性及差异也作了较为成功的探索，并进一步充实了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理论宝库。
《东巴文化论》封面 此外，还有一些论著也对东巴文与其他文字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比较研究。如喻遂生《甲骨文、纳西东巴文的合文和形声字的起源》（1990）、《汉古文字,纳西东巴字注音式形声字比较研究》（1993）、《纳西东巴字、汉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和殷商古音研究》（1994）、甘露《甲骨文与纳西东巴文农牧业用字比较研究》（2000）、木仕华《纳西东巴文与藏文的关系》（2001）、陈年福《纳、汉形声字声符形化比较》（2002）、［日］山田胜美《纳西文与甲骨文比较研究》、［日］山田龙雄《汉字的六书与纳西文》等。
《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封面 七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方国瑜、和志武《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李霖灿《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 J. F. 洛克著、和匠宇译《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赵净修《东巴象形文常用字词译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李霖灿《么些经典译注九种》，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 李霖灿《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 和志武《东巴文和哥巴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巴蜀书社，2003年。 习煜华《东巴象形文异写字汇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 郑飞洲《纳西东巴文字字素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 周斌《东巴文异体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注：摘自王元鹿、邓章应、朱建军等《中国文字家族》（大象出版社，200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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