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活在北宋中后期。北宋由于与辽、夏、金长期对峙,在国力上远不及汉唐强盛,甚至可以用国势衰弱而概括之。鉴于此,士大夫们迷惘、不满,开始探讨人生和文化的意义、价值。而更多的士大夫们则面对人生理想的破灭而采取逃避现实,遁入老庄及禅宗的思想领域里,寻求个人的精神解脱。再加上自中唐就已流行的佛教禅宗至宋代已深入人心,宋人们几乎无人不谈禅,于是这种将人生理想的追求由经世、向外转为自修、向内的趋势深深地影响了宋代文化的发展。禅语常被引入书法论语中,如苏轼论法常以禅语“无法”评书:“我书意造本无法”、“老夫之书本无法”、“王荆公之书得无法之法”。
而这里所谓的“无法”、“无法之法”不是真正的不要法则,而是通汇一切法则之后,由心悟而获得一切法则的境界。也即“无法”即“万法”的融通精神境界。也就是一切的法则最终都得靠人自已由心去悟。用“心”去体现。因此在这种文化的大背景下,宋代的书法尚意、尚朴、尚韵、求趣、重自修、重情性、重内在精神、强调字外工夫成了宋代审美思想的核心。于是宋人强调创作主体的人品、学养,强调“书如其人”。
宋人尚意,严格上说是北宋尚意,因为南宋有调合韵、法之趋势,意稍弱些。宋尚意,上追晋人,但更为放纵恣意,率意天真;宋尚意,意欲一反唐法的过分苛求,摆脱技法对人的性情的束缚,任意地挥洒笔墨表现个人的人格精神、学问修养。宋尚意的“意”更侧重深层的“意”的内涵。
而晋人当时正兴法度研究又受玄学的个性解放、自然天成的影响,也追求字外修养(更注重个性修养) ,因此晋代书家视显层意与深层意二者并重,注重以形传神。而北宋书家在唐法度森严之后,对法有些倦怠,大力呼唤人的性灵在书法中的释放,更侧重深层意的追求,特别是文化内涵(学问) 、人格精神的表现。可以说北宋是文化本位的颠峰期。苏轼是这一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苏轼的书论大多以序赞、题跋之类的形式出现,且常与文论、诗论参杂在一起。
苏轼(1037- 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忠。学识渊博,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亦列入“宋四家”之一。擅长行书、楷书。书法有天真烂漫之趣。黄庭坚在谈到苏轼学书历程时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1]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被列为“天下第三行书”,传世书作还有《答谢民师论文帖》、《前赤壁赋》、 《祭黄几道文》等。书论主要以题跋居多。后人辑有《东坡论书》。《东坡论书》包括苏轼“论书”、“论古人书”、“自论书”等。
统观苏轼书论,我们发现他的书论有几个特点:
一、“适意”与张扬个性、追求创新苏轼继承了欧阳修的“乐其心”说,认为书法是作为“自乐”、“寓其心”、“忘忧”而存在的,追求个人的“适意”。
把本真的个性张扬出来。他在《题笔阵图》里写到:“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在《石苍舒醉墨堂诗》写到:“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苏轼认为应在懂法之后崇尚个人表现。以意驾驭法则。认为写字抒情让自已快乐是一种逍遥游。与唐初比,对书法敬畏减弱了,认为书法创作可以忘忧,可以摆脱外界事物的干扰,遣兴自乐。书法可以让人达到心境平和、虚静,获得个性自由。苏轼的书论中继承晚唐亚栖的创新思想,注重书法的创新精神。当然这也是与他的“适意”说有关。他曾在《论书》中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创新是一切艺术的生命力,就如亚栖语:若不变,终归被称为“书奴”。当时的世风是追求骏快、精巧、用墨适中,苏轼则反其道而行之,写出迟缓、扁拙、浓墨的特点来。这不能不说是扭转时风独标新意的创举,并起到引领时风的作用。
二、苏轼强调对“意”的审美追求“意”的涵义,在书法中我认为它包含两个侧面:一是,指一切与笔墨技巧有关,也就是与“法”有关的显层的“意”,包括事先的构想、临时的化险为夷、功力等乃至“势”、“骨”、“力”、“筋”、“肉”等审美理想。
另一是,指与字外工夫有关的文化内涵、个性修养、感悟能力、书写时的情绪等有关的深层的“意”(或称为隐层的“意”) ,是书家内在精神和审美情调、审美境界的体现[2]。苏轼在《论书》中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3]苏轼的这一显层“意”的审美追求,是对晋唐以来的意的审美追求作一个概括,使显层“意”的审美范畴更为明确。
在些基础上,苏轼还特别强调深层“意”在书法中的重要性。苏轼特重视书法创作中的文人修养———“意”的深层内涵。苏轼重视文人修养长期的锤炼,认为书法单在技巧上纯熟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内在的涵养使之有立体的感觉,才能区分趣味的雅俗。这也便是“意”的深层含义。
苏轼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中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在评蔡襄书时云:“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4]从这些诗句和评论中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书法不是单靠“退笔如山”勤学苦练便可“通神”的。它必须有文化修养的支撑,才可达到悟性高而“通神”。也即内在的涵养比外在的技法更重要。如无书卷气,那就入俗品。书家的修养提高了就可以趋雅避俗,达到神妙的艺术境界。也即书家的主体修养是书法境界高低的标准。
另外,苏轼也强调了人格、品德在书法中的意义。认为:“古人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纳,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之者,终不能妙。”
苏轼的理论追求和他的创作是一致的。且看黄庭坚在《山谷文集》里对苏轼书法的评价:“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
从一代风骚书法、文学巨匠苏轼的审美理想,我们可以看到:宋尚意的“意”的内涵比起晋“意”更为丰满而充实,内涵更为丰富。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宋尚意所高举的是立足于文化本位的文人化书风,使书法的审美彻底打破了书法的形式本身而上升到对人格、人品甚至生命的观照。而这一观照正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一步步走过来的总结与升华。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宋尚意之“意”,使人格、生命意志在书法中充分得到展示,使书法人格化,书法的主体意识更为强化。这也便是“书如其人”说在宋得到强化的原因。
三、“无法之法”
在书法审美范畴里,“法”是个重要的范畴。它指法度、规则、技法。它包括用笔、结构、章法、墨法等。“法”是历代书家创作经验的总结,是后世入门的导向。但是对于创作来说,它又是对书家艺术思维自由发挥、自然率真表现的一种约束和限制。
特别是经历了张旭、怀素那种在颠醉的状态下,以潜意识创作, “法”的理性约束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也能写出“奇怪百出”( 《宣和书谱》)的好作品来。但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按规矩的启示下,人们自然会产生创作的“无法”论。
“无法”论在孙过庭《书谱》已有萌芽:“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豪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5]
而张怀《评书药石论》中更明朗地提出:“圣人不凝滞于物,万法无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得其法而不著,至于无法,可谓得矣。何必钟、王、张、索,而是规模?道本自然,谁其限约。亦犹大海,知者随性分而挹之。”至苏轼则有推波助澜之势,他于《文说》中自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苏轼还有一名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总之, “无法”之法其实是书法家因对书法创作规律已掌握得很纯熟,造诣很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而在创作中超越了法度的约束从而获得自由的境界。“无法之法”即不是没有规矩、法度,不是无限度的自由,而是在法度中的自由。当然要达到这一境界是需要修炼的。
在这些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发现,其实“法”是有的,是大的基本原则,但具体操作时“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是在大的法度、大的原则下,根据具体情况所作的特殊处理。也即“法”是一般的原则,但“法”又是可以灵活,随机应变的。“法”是从特殊的,个别的,具体的实践中总结出来成为一般的理论原则,即从无定走向有定,从而指导实践。因此,可以说, “法”是定法与无定法的统一。这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综上所述,苏轼书法审美追求“适意”、张扬个性、追求创新、强调对“意”的审美追求、追求“无法之法”,并把深层“意”推向高峰,强调了书法的文化本位。
苏轼批判地继承并超越前人的窠臼。而返观当代书坛。当代书坛亦重视神、无法、天才,主张重感情,重灵感、重个性。但当代书坛则不只是适意,而是让书作走向展厅,这当然有其利与弊:走向展厅成为一种纯艺术、让更多的人共同分享艺求美,也让自已有个展示的平台,从内向型走向外向型,但是也因此带来了一些弊处———使急功近利者也有机可乘,极力寻找竞胜的途径,因此总想以一些外在的奇异来打动审美者而遗忘了作品中“意”的存在价值。忘却了书法是人格生命的外化。
当代书作正在悄悄地转移到一种外在形式的体现和文化内涵的搁浅。深层“意”的追求渐渐丧失。很多基本功不扎实者,是真正“无法”;而有的是文化内涵不够的人却以猎奇来蒙蔽人们的视线;还有的为了时时出“新意”,使人格造成分裂、使作品走向消费品。书法的积累应该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渐修的过程,书法的内涵应是深厚、扎实的,不应是浮躁的、急于求成的,不应只停留在雕虫小技的展现。苏轼所追求的书法审美“适意”、对深层“意”的强调,正是当代书坛所欠缺的。当代书坛应在“法”和深层“意”上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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