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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贯 今天 火分阴阳，是以阳火病性属热而治法宜清忌温，阴火病性属寒而治法宜温忌清为断的。 心火或肾(命)火为病，都各自有其阴阳之分，并非心火病性都属热而宜清，肾（命）火病性都属寒而宜温，也有心火病性属寒而宜温，肾(命)火病性属热而宜清的。 李时珍说：“诸阳火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诸阴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湿愈焰，遇水益炽，以水折之，则光焰诣天，物穷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扑之，则灼性自消，光焰自灭”。从其所说“诸阳火”和“诸阴火”来看，可见所指范围广泛，并不局限于心肾。 还应指出，火有邪正之分，凡是得其常的正火，都能养人，《内经》所说“少火生气”之火，即指能够养人的正常之火而言；凡是失其常的邪火都能害人，《内经》所说“壮火散(食)气”之火，即指能够害人的反常之火而言。 由此可知，火无分君、相，只要它已病变成“壮火散(食)气”的邪火，就都可称之为“元气之贼”。 故李东垣既在《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中指出：“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又在《安养心神凋治脾胃论》中指出：“《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凡怒忿、悲、思、恐惧，皆损元气。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心脉者，神之舍，心君不宁，化而为火，火者，七神之贼也”。显然，他所说的“元气之贼”的火，指的就是反常的“壮火散(食)气”的君、相之邪火，并非指正常的“少火生气”的君、相之正火。由此也可看出，他所说的“阴火”，实际包括君、相之邪火在内，只是以脾胃元气不足为其主要病源而已。他又认为，元气不足导致阴火上冲，而阴火上冲又反过来耗散元气，故有“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之说。这和《内经》所谓“壮火散(食)气”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内经》所谓“壮火”，并非专指阴火，也包括阳火，即壮火为病，无分阴阳，都是能够耗散元气的。 尤应指出，邪火有虚实之辨，实火是指火病邪实而正气抗邪有力者而言，这多见于外感病中；虚火是指火病正虚而抗邪无力者而言，这多见于内伤病中。内伤虚火为病，有阴阳气血之辨，属于阴血虚的阳火病证，治宜滋阴养血，多用甘寒清热法；属于阳气虚的阴火病证，治宜助阳益气，多用甘温除热法。 必须看到，虚阳亢奋和虚阳衰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虚阳衰沉是言其常的一方面，这是因为阳虚则生寒，气不足便是寒，是病理之常，故凡阳气不足的，一般多见衰沉的阴寒证。虚阳亢奋是言其变的另一方面，其理主要有二：(1)脾气虚甚，导致血虚，使气无所附，引起虚阳亢奋，而见脾虚发热的阴火证：(2)肾阳虚极，不能潜藏而反浮越，以致虚阳亢奋，而见肾虚格阳的阴火证。李东垣在《脾胃论》中的阴火病证，虽然着重在前者，但从他在“肾之脾胃虚”中所指出的“上热如火，下寒如冰”之证来看，也曾注意到了后者，只是语焉不详而已。 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中根据《内经》“劳者温之，损者温(益)之”的原则，提出了甘温除热法，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在用黄芪、人参、甘草、白术、当归补气生血的同时，辅以升麻、柴胡、陈皮升清降浊，以达到甘温除热的目的。正由于本方具有补气生血和升清降浊的作用，气足血生，则心之虚火自降，清升浊降，而胃之虚火亦平，故为脾胃元气不足、导致阴火亢盛的甘温除热的主方。 但应指出的是，甘温除热之法，并不局限于补中益气汤方，必须扩大眼界去认识它。因为阴火为病，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就其主要病机来说，既有属于脾气虚而宜用补脾益气的甘温除热法的，也有属于肾阳虚而宜用温肾回阳的甘温除热法的。前者如用炙甘草配合人参、黄芪、白术等组成的补中益气汤方之类；后者如用炙甘草配合附子、干姜等组成的通脉四逆汤方之类。两者虽有补气和补阳的缓急轻重不同，但都属于甘温除热法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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