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1930年代大夏大学群贤堂（今华东师大文史楼）前走过的长衫一族 这个题目是有感于当今“泛国学化”现象严重而想到的。如今弘扬传统文化，各地的国学馆、国学班、国学书屋、国学书院、国学讲座、国学讲堂、国学培训、国学读物……等等，可谓叠床架屋，有的人甚至连普通的文言文都读不懂，连之乎者也的基本含义也闹不清，竟然自诩为“国学大师”、“易经大师”，对此也随他去了，倘若问我对此有什么看法，我只能回答“卑之无甚高论”，说不好。但是我注意到一点，就是大凡国学讲堂的“大师”们，为复兴传统文化，通常都是一袭长衫，因为我最近一直关注服饰民俗，所以就说一说这长衫的故事。 古代中国男人着深衣，到了清代特别是晚清，服饰的变革的速度变得急骤起来，清代男子的服装，以袍、褂、袄、衫、裤为主。长袍马褂成为很时尚的男子服饰，到了民国这股“长衫飘飘”的风气依然盛销不衰，当女人们用旗袍把自己打扮得千娇百媚、占尽风流时，男人们则悄无声息地把一件很简单的长衫穿出了中国男人特有的优雅风度。 长衫不仅是男子典型的服饰，甚至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穿个长衫，就如同许多“金领”、“白领”男子一样，是的，那个时代人们是要体现在外衣的长短上：穿长衫的，是可称为先生的；穿短衫（打）的则是被称作师傅的体力劳动者，难怪上海海上闻人大佬杜月笙：早年贩卖水果，穿短袖露纹身，晚年只穿长衫，也学得斯文了。大夏大学群贤堂，现在叫文史楼，1930年代进出那个楼的几乎都是读书人，长衫飘飘，这倒不是有谁做出明文规定，好像是约定俗成的。劳动者因劳动关系穿短的方便。还有一个习惯问题，穿惯了短的，穿长的不习惯，手脚没处放。长衫，在那个时代，又叫大衫、大褂、大片儿，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论怎样穷酸潦倒，与长衫是形影不离的。在二十世纪相当长的时期，长衫都是一个人是否受过“文明”教化，是否懂礼节、是否有身份地位的象征。 不用说远，就是1950年代，长衫还是男人最为普通的衣服，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它具有“礼服”的作用，举凡是婚丧嫁娶、走亲访友，上海话叫“出客”，总是觉得穿长衫体面，穷人即使家徒四壁，出客时没有长衫也得向别人借长衫。若是男女亲家首次见面，哪怕是炎炎夏日、大汗淋漓，都不敢先行脱下长衫，在“只重衣衫不重人”的时代，衣衫一旦被赋予了“礼”、“美”等外在的含义，衣服就已经不是衣服本身了，而是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和逻辑，经常成为与人的肉体本性背道而驰的东西。 长衫飘飘的时代，即使去西洋、东洋留学，留学归来，基本上要换上长衫，许多五四以来的新派人物，出国西服，回国长衫，重大演讲必着长袍马褂。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文人气”，我不知道。1960年代上演过一部孙道临主演的电影《早春二月》，其中主人翁萧涧秋，一件长袍配上一条长长的、浅色的围巾，好一个风度翩翩的读书人，他神韵飘逸俊秀，动作儒雅脱俗，形象很是迷人，用今天的话说叫“足够夺人眼球”了。 与长衫相对的则是“短衫”，也叫“短打”，那是适应劳动的需要，一般的体力劳动者如果穿长衫明显是与其日常劳作不相符，所以他们常穿短衣，“短打”之名就由此而来，其中根深蒂固的劳力者与劳心者的分野是很鲜明的，因体力劳动者常常“臭汗”一身，他们所穿的短衣，就很容易被穿长衫的人歧视和轻蔑。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人人平等，改革开放以后，生活节奏也在加快，时代毕竟不同了，这长衫乏人问津，基本上进了历史博物馆。长衫式微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今年是新中国建立70年，我觉得，如今我们穿的服装，经过时代与岁月的淘洗，应该是很合理的。我们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但不能跟着流俗走，复兴传统文化，除了演艺人员演艺的需要之外，所谓国学大师，率先垂范，让现在的男子都去穿长衫，我看没有这个必要。  1925年五卅惨案中穿长衫游行的上海市民  1930年代上海余庆里走出来的穿长衫男子 美国life杂志照片  民国时期四川穿长衫男子在照相馆照相  1927-1928年间，新疆喀什莎车县，一个穿长衫戴瓜皮帽的汉族男子 德-特尔-赫尔穆特/摄影  西方摄影师镜头下官员就职穿长衫合影  1940年代上海华泰银号门口的长衫青年 美国life杂志照片  民国时期北方城市里穿长衫的行人 步履匆匆  1940年代燕京大学穿长衫的英语外教与学生  1949年上海大厦外白渡桥桥堍下穿长衫、摆弄相机的男子 美国life杂志照片 2019年6月16日于沪上五角场凝风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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