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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作家、艺术家一样，张此潜眼睛里看重的服装不是光鲜的西装革履、土豪似的绫罗绸缎，而是一个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文人画师的服饰。 那真是气韵十足。 穿长衫马褂和着西装者并立，不是那个时代传统已经没落了的暮歌，长衫虽稍显老气，但横秋的风姿亦飞扬起我中华自有的一种气派。 尤其是小娃、女人、男人一家，套上长衫、旗袍，一股中国式大家庭的气氛浓浓的溢出。 那个时代的男装，可通过一大批历史人物的肖像、影像感知。 尽管都是常穿的装扮，读书人、教授、企业家、艺术家、商贩，各有各的搭配风格，招数也不同路。 服饰是各自的标榜。 说起马褂的渊源，其实它倒并非汉人的传统服饰，而是满族的男性常装。 满人骑马时穿简装，立领、对襟、平袖端，身长至腰，前襟缀扣襻五枚。 清代男性正装“袍褂”的外褂则较长，长及膝盖或更偏下，与短款的马褂不同；后马褂由骑马专用，逐渐成为日常穿用的便服。 至民国时期马褂又升格为礼服，统用黑色面料，织暗花纹，不作彩色织绣图案。 照片里鲁迅等人的着装，上衣就是马褂的典型穿法。 它是旧时男子穿在长袍外面的对襟短褂。 马褂是有袖上衣，不同于无袖的马甲。 在清朝，黄马褂是皇帝特赐侍卫武士、有军事功劳者和行围打猎成绩突出者的赏物，代表皇室的恩典；所以其他人不得随便穿用黄色的马褂。 黄马褂就显得不同寻常。 民国元年（1911），北洋政府颁布的《服制案》中将长袍马褂列为男子常礼服之一。 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正式将蓝长袍、黑马褂列为“国民礼服”。 在文明的进程中，老百姓该穿什么政府也要颁令规范行止，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 但那一段历史看着就很有意思。 孙中山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要来的并不是汉族复旧、复仇似的革命。 汉族其实是苦大仇深的。 汉人原本是将头发束在头顶；满人则是前颅头发剃光，把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 清军入关几年后，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剃发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变成“猪尾巴”小辫，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甚至可以说是对汉族尊严的一种“阉割”。 但此仇汉人并未报复。 恰恰非常有趣味的是，废了清廷，不惟满族权贵，更多的是大批汉人遗老遗少，视剪短发的新潮流为假洋鬼子之风，形同挖祖坟的痛切。 长袍马褂也没有立刻毙命。 当然，最终还是弄出了个中山装的样式出来宣示变化，并且呈后来者居上的汹涌。 中山装不是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设计的服装。 实际上重要的礼仪场合，孙先生反倒喜欢穿长袍马褂。 他的领袖标准像穿的却是后以其名字命名的一种服装款式，这才算是定型定名。 这个上装很奇葩，它是在日本学生服装样式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鲁迅戴帽子的留日学生照就是这种样子。 它和汉族的服装渊源非常浅，又与西服的开领显著不同。 具有政治意义的中山装最终成为现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服饰，很多大人物如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常穿它，而且是万众瞩目的场合。 由于中国著名政治人物毛泽东经常穿着中山装示人，所以西方人称呼中山装为“毛服”。 令国内外瞩目的“毛服”实为中山装的改良款，在国内也有叫“人民装”的，区别于文革期间自苏联流行过来的双排扣的“列宁装”。 “人民装”是对传统长袍马褂等级服饰的极力逆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无论贫富贵贱，一种样式。 这种服装及其衍生的变化，成为1980年代以前中国民众的主要服装样式。今天的领导人在一些重要场合也会穿中山装。 概述这段历史能看出近现代中国男子服饰的有趣现象。 服装作为族性的标签功能是很强的，但它又不是僵死的固守；现代中国着装的政治性压倒了传统的礼仪性和民族特色。 鲁迅先生很会用服装做小说道具，特地给他小说里著名人物孔乙己设计出一件很重要的道具“长衫”：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穿长衫和站着喝是咸亨酒店的两个社会地位悬殊的阶层。 鲁迅在他自己的时代里，在家或外出也从不曾脱下他的长衫。 每个民族的服装，倘若没有政治化的强制，总有群体认同的传统样式，汉服、唐装是时代变化、沉淀的结果，并非是疆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密集的汉民族的主观刻意。 长衫马褂也早已丧失了满人旗装的狭隘，成为中华服饰的重要标志。 那一日市文化馆搞古琴雅集，一个年轻人一袭长衫上台来。 他的气质叫长衫、古琴衬托得古韵典雅，道风仙骨。 长衫搭配女子的汉服，十分润帖，古曲、诗经的风雅。 也就在那一刻我有个顿悟：长衫马褂穿对了人，穿好了场合，真是很雅很美。 传统汉服或长衫马褂比较适合清瘦型中等个头男子，符合古旧书生的形象审美；像张此潜那样的圆肥肚子凸显，我这样的板寸头加“啤酒肚”，穿长袍马褂效果如何，大可存疑。 要是像东篱汉服社画虹会长建议的那样再戴个瓜皮帽，简直就是一副不古不今的油腻男行头，万万使不得。 作者相关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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