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
种种疑问接踵而来，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夏朝“信古派”和夏朝“疑古派”的矛盾最后集中在：二里头文化能否被命名为“夏”。 所以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经过60年的科学考古发掘，二里头遗址有多项重要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王国的兴起、王都的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口说无凭，我们一起在博物馆中寻找夏都遗证吧↓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村，馆藏2000余件文物，距离洛阳市区20多公里，凭身份证免费参观，博物馆建筑本身的设计非常值得一提，外观古朴简拙，不算高大，但气势却无比恢弘。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非常有特色的一点是，因为二里头遗址发现了3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夯土宫殿建筑基址群，而且早期宫殿遗址都是用夯土筑造的，所以博物馆外围及内部装修大面积采用全手工夯土墙工艺，共使用夯土4000立方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原生态的夯土墙面纹理自然、厚重温暖，与周边大地浑然一体 除了夯土，博物馆内部装修采用大量做旧的紫铜板装饰，因为夏朝是中华民族第一个青铜王朝国家。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青铜礼器，用夯土和紫铜，寓意一个‘破土’而出的宫殿和一个最早的青铜王朝。 紫铜中心柱，外观仿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夏代乳钉纹青铜爵 进入展厅前先走过的的是一条文化长廊，两边的雕刻把二里头遗址挖掘出来的重要文物都展示出来，仿佛带人穿越时间隧道，走回四千年前的泱泱王都。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文化长廊
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以来60年的考古挖掘、几代考古人的潜心探索，一个规划有序、功能悉备、宫室翼翼、百工齐聚、礼乐初成的东亚大都，揭开了尘封的记忆。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汇多元以成一体，绥万邦而达天下，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由此奠定，华夏第一王都从这里走来...... Part 1：第一王朝（夏代历史发展脉络的传说及相关佐证）这一展厅从大禹治水开始介绍，大禹治水结束后，将所到之地进行重新划定，归为九州，奠定了华夏国家的雏形。所以九州即禹迹，禹迹即天下，天下即中国，成为华夏民族的共识。 在大禹的传说中有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等历史记忆，这与长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址、淮河流域的禹会村遗址相互呼应。同时黄河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二里头等遗址，印证了禹都阳城、启享钧台、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桀居斟鄩以及成汤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这些证据都在第一展厅一一陈列。 《史记·夏本纪》 有夏之居，邦国林立的中原沃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多重证据一次次在这里汇集。中华文明多元文化在经历了漫长发展和交融后，终于在河洛之间形成王朝国家的中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在这里上舞台 ▼1.1这一展厅主要内容为介绍大禹相关传说以及展示与其传说相吻合的佐证，以证明传说的真实性 距今4000年前，一场波及黄河流域的特大洪水，使天下苍生忧患重重。这场洪水并非传说，考古发现，黄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分别都找到了洪水堆积遗迹，时间在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恰好就是传说中的大禹时代。 黄河流域4000年之际大洪水遗迹 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河故道的二级台地上，从发掘地层的剖面分析，可见古洪水堆积层的清晰记录。 图中绿色层为距今4000年前后的异常洪水堆积 洪水肆虐，尧先安排禹的父亲鲧治水，鲧采用围堵的方法，九年无功而返，尧流放鲧并让禹继续治水，禹吸取了父亲的失误，改围堵的方法为疏导，并亲操耒耜(lěi sì：我国古代神农发明的农具, 用于农业生产中的翻整土地) ，披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疏河浚川，最终平定水患。 大禹雕塑，手持耒耜 在治水的过程中，庞大的工程使得广泛地域内民众和邦国的协力合作，为部族联盟和早期的国家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大禹洞察到了各地自然人文、了解到了各族民众的生活习俗，根据这些，大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这就是“禹迹”组成的九个部分，实际上也形成我们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九州图 从此以后，九州即禹迹，禹迹即天下，天下即中国——标志着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早雏形由此诞生。 大禹治水传说相关辅证： ▼豳（bin）公盨（xu） 西周时期 现存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豳公盨 豳公盨为国家一级文物，为西周中期遂国某国君“遂公”所铸青铜礼器，铸有铭文98字，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专家认为这证实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 ▼秦公簋 春秋时期 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秦公簋 秦公簋铭文最出名是其制作方法，先用墨书、后契刻模型、再翻范铸造而成，开创了中国早期活字模之先导。但其内容也十分珍贵，铭文内容记载秦国建都于禹迹，引以为豪，历十二代，威名远震，说明“禹迹”的正统观念已经深入民心。 ▼1.2文献记载大禹治水后，舜传位于禹，之后经历禹都阳城、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等重要历史事件，奠定了夏平定天下、建立统一王朝的基础。 那么，最初的夏都阳城在何处？夏禹和东夷南下征？伐的苗蛮最后怎么了？禹会涂山是否真的完成了万邦来朝？这一展厅将相近时间段和相关地域遗址的考古成果展示给我们，有助于我们揭开这段历史的真相。 ▼禹都阳城
王城岗遗址墓葬坑已出现人牲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继位后本想传位于舜之子商均，因此避居阳城，但是天下诸侯心向大禹，大禹最终遵从民意，即天子位。考古工作者在登封市王城岗发现了三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这里的墓葬坑已出现人牲，说明阶级已经开始出现。同时还在城址东侧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以及带有“阳城”戳记的陶器。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专家认为王城岗遗址就是“禹都阳城” ▼禹征三苗
后石家河受到王湾三期文化的影响 早期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军事征服和扩张，考古研究表明，分布在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在夏代早期呈现明显的扩张态势，而同时期地处江汉平原的三苗文明的石家河古城走向衰落，并兴起了与王湾三期文明交融的后石家河文明。专家认为，上述变化应是“禹征三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文化上的具体表现，多重文化的交融，也为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禹会涂山 大禹凭借治水功业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会天下诸侯于涂山，成为天下共主。中国完成了从古国社会向王朝国家的转型。自此，一个地域辽阔、族群多样、文化多元的“统一中国”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禹会村遗址文物存在多种文明的遗存 在蚌埠市的禹会村发现了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祭祀遗存，出土文物既有屈家岭文明又有石家河等文明的遗存，多种文化在这一时期同时出现，时间地点也比较吻合，专家认为此处应是禹会涂山导致的结果。 ▼1.3 夷夏东西 夏道兴衰据《史记·夏本纪》和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夏代，统治时间超过400年，共历经十四世17位王。
夏王朝世系表 因此，为了佐证夏的真实存在，探寻“夏”这个字意义非凡，从历代出土和传世文献中，综合学者的辨识考证，寻求“夏”字的演变规律，可以比对出二里头文化时期，密县黄寨遗址的卜甲刻符，正式“夏”字的雏形。
“夏”字的演变 从地理位置上来探究，根据文献记载，夏代部族，彼此之间尚处于联盟状态，还没有明确的疆土，而且夏代的都邑也因为暴乱等种种原因屡经变迁。但从都邑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控制区是豫西、豫东、豫北、鲁西和晋南部分区域，核心控制区则是豫西地区的洛阳盆地附近，该区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有夏之居”。
夏代部落姓氏表 相关历史传说及佐证遗址： ▼有夏之居（大禹时期）——王湾遗址
王湾遗址 王湾遗址位于洛阳市涧西区王湾村北，尤其是王湾三期遗存，是河南龙山文化的主体遗存，学界普遍认为这类遗存属于早期夏文化。 ▼钧台之享（夏启时期）——瓦店遗址 禹崩于会稽之后，禹之子启自取王位，改禅让为世袭制，并在阳翟筑钧台大会诸侯，从而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标志着夏王朝正式确立，开启“家天下”的统治模式
瓦店遗址 瓦店遗址位禹州市瓦店村，遗址中台地上均发现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环壕防御设施。
瓦店遗址的瓮棺墓 还发现有建筑基坑、瓮棺墓和土坑墓，可见有迁墓的历史，有学者推测瓦店遗址有可能是夏启所都的阳翟。 ▼后羿代夏（太康时期）——新砦遗址 夏启崩，子太康立，文献记载太康沉迷于狩猎，不理朝政，外失于民，内失于兄弟，因此国家衰弱，加之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凭借善射的能力取得太康的信任，并逐步进入夏王朝核心统治层，最后将太康取而代之，主厨朝廷，不得返国，史称“后羿代夏”。
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市新砦村，主要遗存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设有外壕、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城址。
墠 同时在这里发现一处天子才有权利会盟或主持最高等级祭祀用的“墠”，可以证明这里当属王都性质的都邑，而这里很多文物却具有东夷文化色彩。
陶器盖残片拓片 比如，该遗址出土的一块陶器盖残片，上面以阴线刻出兽面纹样，就是我们熟知的饕餮纹，具有明显的东夷文化色彩。大量相关证据可以佐证后羿推翻了夏代正统，就把东边的这些因素带到了中原地区来，后羿代夏确有其事。 ▼少康中兴（少康时期） 太康失国，在外流亡，后羿代夏，太康死后，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后立其子“相”，时间都非常短。相薨之后，其遗子少康，团结夏众，完成了复国大业。之后少康励精图治，实行德政，国家大治，史称“少康中兴”，历经太康到少康这三四代王时期，夏王朝经历了失国、复国和中兴的全过程，可谓跌宕起伏。
少康之后夏都向二里头遗址迁徙 少康之子杼继承父业，汲取史鉴，为镇抚东方诸侯，迁都于老邱，王朝战略重心东移，因其显赫的历史功绩，被称为圣主，夏王朝的统治也开始进入稳定繁荣期。 ▼鸣条之战（夏桀时期） 夏朝末年（公元前1600年左右），由于夏桀暴虐无道，王朝内外矛盾重重，百姓愤慨，诸侯离心，夏的属国商渐渐演变为与之抗衡的对手。商王成汤孤立夏后氏，在鸣条进行最后的决战，最后一举攻克夏邑，这场战役就是夏王朝灭亡的转折点。
▼夏商更迭（商汤时期）——偃师商城遗址 夏王朝灭亡后，商汤任用贤能，广施仁政，国力日隆，引四方臣服，至此，作为中华文明社会和王朝的开拓者夏王朝，消逝于中华渊源流长的历史长河，商王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址，为商代的遗址，夏商文化界标，为商汤灭夏后所得，是夏商时期布局结构最清楚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夏文化和商文化的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小结：在大禹的传说中有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等历史记忆，这与长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址、淮河流域的禹会村遗址相互呼应。同时黄河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二里头等遗址，印证了禹都阳城、启享钧台、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桀居斟鄩以及成汤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Part 2：赫赫夏都（二里头遗址考古成就）二里头，古洛水之北，一个古老而又神奇的村落，尘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记忆。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信息，在豫西一带寻找“夏墟”，开启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的新征程。从此一代代考古人薪火相传，用60年的时间，虽然仅2%的考古揭露，但也取得了丰富成果证实，这里曾经是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华夏王都。其金玉共振、礼乐相和、龙腾华夏、戈兵攘攘，呈现出统领天下的中央王朝气象。一整套完备而规整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权礼制昭示着最早中国、第一个具有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 通过这些与传说的时间地点一一吻合的最高等级的礼器、兵器、图腾，来证明夏王朝不朽的文明是真实存在的。 ▼2.1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以通神人，是凸显君权自天而授等政治伦理的主要手段；战争则是解决部族冲突的极端模式，是巩固和拓展世俗政治的有效方式。围绕祭祀与战争等“国之大事”，“夏礼”蓬勃发展。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欲究“夏礼”，就已感慨“文献不足徵”。二里头遗址是王朝礼仪活动的主要发生场所，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在残垣断壁之间，金玉陶骨之中，依然有“夏礼”的蛛丝马迹可寻。 ▼王朝祀典 早期王国都邑，兼有实用、祭祀和礼仪多种功能。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有专门祭祀区，宫殿区内有专门的祭祀场，特定的祭祀场所往往经过特殊处理，显示了祭祀活动的神圣、威严。祭祀的贡品有动物牺牲，也有大量人祭。多种祭祀形式已形成一定的制度，这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和登记制度的重要体现，也是二里头文化进入国家阶段社会复杂化的重要标志。 ▼圆形祭坛
圆形祭坛 分布于宫殿区以北的祭祀遗迹，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坛”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墠”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随葬的铜、漆、陶等礼器。 ▼幼猪祭祀遗存
幼猪骨骼 位于宫殿区东北部的1号巨型坑，发现多处幼猪完整骨架和部分猪骨。完整的猪骨方向多样，但均为四肢向左、脊背朝右的侧身姿势，夏朝有尚“左”的习俗，应为有意摆放，可能是以幼猪为牺牲的祭祀遗存。 ▼二里头出土的与祭祀相关的文物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与祭祀相关的文物 还出土了大量与祭司有关的文物，已经包括占卜需要的甲骨，一些用来通灵的动物造型的陶器。 ▼陶蟾蜍
陶蟾蜍 该陶蟾蜍造型奇特，生动有趣，为后人研究夏朝陶器的制作工艺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同时，该陶蟾蜍的出土，说明从夏朝开始就有为吉祥之物做模型的习惯了，它寄托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白陶形饰
白陶形饰 这种白陶形饰一般三个为一组，用绳子穿起佩戴在大巫师额头作为装饰，是等级非常高的装饰品。 ▼礼已酒成 酒在中国古代祭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礼”字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夏人与酒关系密切，之前提到的少康中兴的少康被誉为“酿酒师祖”，史称“杜康”。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和陶制酒器中，依然可以窥探当时饮酒之盛。酒器是夏人礼仪制度中的重要载体。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和陶制酒器中依然可以窥探当时饮酒之盛。酒器是夏人礼仪制度中的重要载体，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有温酒、盛酒和注酒用的盉、鬶，温酒用的爵，饮酒的觚等，只有贵族们才可使用。还有用于酿酒和贮酒的大口尊等。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质及青铜酒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质及青铜酒器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从陶质酒器的形制演化而来，数量极少，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够使用。在人们掌握铸造青铜容器技术后，这种贵金属首先被用来制作酒器，足见酒器在当时王朝礼制中的崇高地位。 ▼白陶盉
白陶盉 这件盉用白陶制作，色微泛黄，造型规整优雅。烧出这种颜色要用到高岭土，烧制温度要从普通陶八九百摄氏度的烧制工艺提高到一千摄氏度以上，可见当时二里头祖先已经掌握了很高的制陶技术。 ▼鸭形壶、象鼻盉
鸭形壶
象鼻盉 鸭形壶和象鼻盉具有南方江浙地区的艺术特点，通过对其出土情况和类型学研究、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存在以象鼻盉为纽带的贡赐关系，作为重要礼器，凸显了当时二里头作为中心的强大影响力，是早期国家阶段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缩影。 ▼铜斝——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铜斝之一
铜斝 斝用于盛酒或温酒，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之一，而其源头则是龙山文化广泛出现的陶斝。据考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青铜平底铜斝为夏王朝晚期遗物，一共只发现两件，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铜斝之一。 ▼乳钉纹铜爵——“华夏第一爵”
乳钉纹铜爵 夏商尚酒，青铜爵在夏商时期的青铜器代表身份的象征，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爵，当属这件二里头遗址的夏代乳钉纹铜爵，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的夏代乳钉纹铜爵。 夏代文物简朴飘逸，乍一看虽然不起眼，细看却耐人寻味。就像这件乳钉纹铜爵，前有长流，后有尖尾，宛若一位轻盈舒展、迎风而立的窈窕淑女，周身散发着俊巧清逸的气息。说明当时工匠的艺术水平和技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高度了。 ▼铸鼎象物 鼎是史前时期最常见的炊器。到了夏代，青铜鼎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这一传统数千年延续不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鼎有青铜和陶两种质地，陶质圆鼎和方鼎的流行，反映出鼎在贵族礼仪实施中的重要功能和在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各类形制的鼎 这种大口圆鼎的器型是二里头独有的器型。 ▼陶方鼎——中国最早的方鼎
陶方鼎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几个小方鼎，是中国最早的方鼎，不过是陶的，这些陶方鼎个头非常小，可能是模型或者玩具，但制作方式和快轮制陶原则的造型不同，所以这可能是铜方鼎的仿制品，中国古代的器物，方形比圆形的工艺更难，等级更高，分量更重。说明那个时代也许已经有等级更高的铜方鼎存在。 ▼方格纹铜鼎——“华夏第一鼎”
方格纹铜鼎 这件青铜鼎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几乎完全一致，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铜爵代表了先进的科技水平，方格纹铜鼎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青铜鼎，证明了当时已有能力生产金属重器，被誉为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这也是二里头发现的唯一青铜鼎，被誉为“华夏第一鼎”。 鼎在商周时期持续发展，郑州商城就发现买有大方鼎的铜器窖藏，殷墟则出土有重逾832公斤的后母戊大方鼎，两周时期则以列鼎制度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礼仪制度上一脉相传。 ▼奉玉成礼 《左传·衰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玉、帛是敬献给神灵和地位尊崇者的礼物，是先秦礼制中的主要礼器类别。圭、璋、璧、琮、琥、璜等所谓的“六瑞”是玉礼器的代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各类玉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礼器和仪仗类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钺、刀、柄形器和铃舌等，工具及武器类的铲、锛、凿、簇和纺轮等，装饰品类的圆箍形器、环、坠饰、尖状饰、管和月牙器等。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各类玉器 这些玉器制作工艺非常精美，有的甚至镶嵌了绿松石。其中显示王权神圣威严的仪仗用器，特别是有刃玉器受到高度重视。 ▼青玉牙璋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璋 牙璋的造型可能来源于农作物的铲，后发展成农业社会中政治权利的象征，作为中国王朝国家文化孕育原生地的牙璋，随着二里头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国和更广大的区域。二里头牙璋传播的模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七孔玉刀—— 二里头出土最大玉器
七孔玉刀 夏七孔玉刀保存得相当完好，是迄今为止二里头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 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而且上面的网状几何格纹相当精美，说明当时已经有非常好的几何学知识，且年代久远位于夏中晚期，这期间出土的玉器非常少，为进一步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七孔玉刀非常珍贵，但作用至今有争议，它可能是力量和王权的象征，也可能是丧葬的某种风俗，甚至可能是行刑的刑具（刀刃处有黄色沁）。 在二里头遗址中，铜、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说明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可见来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南方后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因素，通过四域的整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成为多元一体的实物例证。 ▼乐以相和 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在举行祭祀或其它礼仪活动时，往往伴随音乐。文献记述夏代的音乐已经十分发达。相传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特命皋陶做夏䈁九成，以昭其功，是中国夏朝之前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型传统舞乐。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陶埙、石磐、鼓形壶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乐器有等多种类型，推测夏代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乐制。铜铃多配有玉、石质的铃舌，上残留有用于系挂铃舌的麻绳，外有纺织品包裹痕迹。 ▼龙腾华夏 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中国人心目中的龙，集多种动物特征为一身，变化莫测，飞天潜渊，兴云布雨，成为万民敬仰的王权象征。龙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经夏商周三代，至秦汉时期基本成形。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带龙蛇纹样的陶器 夏代有尚龙之俗，二里头遗址出土较多龙形象文物，绿松石龙形器制作精美，等级高、体量大，可以视为华夏民族最早的龙图腾。 ▼兵戎森森 有夏一代充斥着战争。从禹征三苗到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夷夏纷争，从夏桀伐岷山到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征伐与被征伐贯穿了夏王朝的始终。战争是巩固王权、抵御外敌的重要手段。战争起而军礼兴，军礼是彰显武功的主要形式。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各类青铜兵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等，既可用于实战，也可用作仪仗。青铜兵器的礼器化，是王权在二里头时代出现的重要标志。 ▼青铜簇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簇 簇是射远之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有铜、石、骨、蚌等多种质地的簇。簇的形制上承河南龙山文化的传统，分为无脊的扁平三角形簇和有脊的棒状簇两种，少数扁平三角形簇用于狩猎。而多数细长而分量稍重的簇则是实战用器。特别是在一墓主人胸骨上发现一枚铜箭头，两翼圆挺，其深射入骨，证明了簇的实战功能。 二里头文化晚期，这类实战性强并制作规范的青铜簇大量出现，意味着当时珍惜的铜料来源有了初步的保障，青铜器生产规模日益扩展。战争在国家文明进程中日益重要。 小结：这里曾经是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华夏王都。其金玉共振、礼乐相和、龙腾华夏、戈兵攘攘，呈现出统领天下的中央王朝气象。一整套完备而规整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权礼制昭示着最早中国、第一个具有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 ▼2.2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死观，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主张“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由此发展出极为宏伟完备的丧礼。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400余座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充分展示了当时的丧葬礼俗、社会结构及其礼制。 ▼墓葬等级制度解析 根据墓葬规模、葬具之有无及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可将已发现的墓葬分为以下几个层级。
二里头遗址墓葬等级 ▼一级墓葬
一级墓葬：铺朱砂，有绿松石等最高级陪葬品 随葬有铜、玉礼器的墓。随葬青铜酒器爵、盉、斝等，大型玉器璋、刀、圭、钺、戈以及柄形器等，一般还伴出漆、陶礼器（含白陶器）等随葬品。这类墓有木棺、铺朱砂（一种红色矿物质，一般认为应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也是身份登记的标志物），墓坑面积在2平方米左右。这类墓只发现了10余座。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等罕见的贵族墓应是其中规格较高者。 ▼绿松石龙形器——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正统根源
绿松石龙形器1:1复制品 在二里头遗址的这座一级墓葬的墓主人尸骨上，发现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年代约为距今3700年前后，约为夏代中后期。墓内出土随葬品总数达上百件，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这些文物汇聚了不同地区的资源，体现出二里头统治者对四域文化创造的掌控和强力整合。这种构建广域王权国家秩序的努力，见证了二里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 墓主人颈上挂着一串海贝（有的还组合成花瓣状），头部放3个斗笠形的白陶器，其顶上还各缀着一颗绿松石珠；绿松石龙形器在墓主人骨架之上，应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之上；脚下和身旁有漆皮色彩仍然鲜红的漆器，大量的陶器打碎后放在墓主人身体周围。 伴有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应是墓主人在宗教祭祀和礼仪活动中奉之敬之的核心仪仗。
绿松石龙形器1:1复制品 绿松石龙形器长64.5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有0.1厘米左右。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身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身，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令人叹为观止。
绿松石龙形器照片 夏代的绿松石龙形器，象征着华夏文明的龙图腾的形成。这一“超级国宝”的发现，专家学者无比兴奋，大家一致决定将其命名为“中国龙”，并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是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重器。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钮，其上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其加工精巧丝丝入扣， 虽历经三、四千年无一松动脱落，是目前发现最早 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可以说他的发现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
二里头一共出土三面铜牌饰。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穿缀于主人胸前，应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 ▼二级墓葬
二级墓葬 二级墓葬是随葬有陶礼器的墓。随葬陶酒器爵、盉、鬶、觚等，其中不乏白陶器。一般还伴出陶质的食器和盛贮器，以及漆器、小件玉器和铜铃等。有的有木棺或朱砂，墓坑面积在1平方米左右。这类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小半。 ▼三级墓葬
三级墓葬 三级墓葬是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没有随葬品的墓。一般不见棺木，无朱砂。墓坑面积在0.8平方米以下。这类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半以上。 ▼四级墓葬
四级墓葬 四级墓葬是被用作人牲而埋葬在祭祀场所，或被随意掩埋、抛弃在灰坑、灰层中。有的尸骨不全，有的手脚被捆绑，做挣扎状。 小结：二里头文化不同等级墓葬，死者身份尊卑有别、贵贱不一，其随葬器物的使用、墓圹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可见当时社会依照等级高低而等差有序的礼制已经形成，特别是青铜礼器的有无和数量多寡已成为等级身份的核心标志。 ▼2.3建中立极“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中国历代王朝所追求的地理正统观。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洛阳盆地，处“天下之中”的“国中”之地。 “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都城整体布局，成就了前无古人的国家形态。恢弘而完备的都邑规划、排列有序且中轴对称的大型礼制建筑群、夯土围垣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从贵族到平民不同等级的墓葬、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 等等，标志着具有广域王权的东方第一王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自此发轫。 先民为何选择了这片土地，又是如何集万众之志而成其大，多少秘密在考古工作者手中得以揭开...... ▼土中大邑 二里头遗址位于豫西洛阳盆地，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前临古伊洛河，后据黄河。洛阳盆地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伊、洛二水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其中。
据古环境研究可知，二里头遗址位于当时伊洛河北岸的半岛形高地上，既避免了水患，又可以充分利用河流资源。其地势平坦，宜于农作，生态环境优越，生存资源丰富。 ▼王都气象 二里头遗址西北低而东南渐高，在遗址的中部和东南部形成一块略显隆起的高地。遗址的中心区即坐落在这片高地上，两条南北向、两条东西向道路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中心区主干道路网络系统，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重要界限，形成“九宫格”的宏大格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宫殿区外围、道路内测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的城墙。
二里头遗址宫殿复原模型 宫殿区的周边，分布有贵族的居址及墓葬。祭祀区、贵族聚居和墓葬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
二里头遗址区域划分图 再外围，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都城规模宏大、形制规整、排列有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利的高度集中，成为国家政治、文化和精神统治的中心，充分体现出当时国家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已经形成。 ▼一号宫殿
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 一号宫殿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是中国最古老、也是最早的帝王宫殿，宫殿遗址向人们展示了昔日奴隶制夏王朝的繁华。这也是中国最早采用中轴线设计的建筑群，奠定了中国建筑的基础模型。
三柱围廊模型图 其中三柱围廊是二里头建筑特有的结构。
二里头出土排水管 当时宫殿区已经有排水管，已经是非常先进的建筑形态了。 ▼早期王朝与自然资源
各类矿石 二里头文化步入强盛和文化扩张的标志，是对不同地区物质资源的掌控和占有，对多元文化的汇聚和重构，多种先进技艺开始聚集。在这个过程中，早期国家的架构和功能走向完备，华夏文明的核心开始形成。
各类铜矿 冶铸青铜器的铜、锡等原料在中国各地分布普遍。在二里头文化的周边，从河南北部到山西南部就分布着铜矿，尤其是山西最南部的中条山一带，是历史上有名的高产量铜产地。此外，中条山北麓运城盆地的河东盐池自古以来盛产食盐，供应内陆相当大的区域内的人民用盐。位于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垣曲盆地，就是二里头文化的直接分布区，这里与二里头遗址的直线距离仅100多公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和江西一带，是中国铜矿储藏最为丰富的地区。
各类石料 中国的早期国家阶段主要是指国家的初步形成阶段，即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石器仍是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工具之一，石料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可获取的资源之一，对石料选择性开发体现了早期国家阶段先民对自然资源的认知能力和利用度，而政治变迁、人口变化和社会需求都会影响人们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与选择性策略。 ▼百工洋洋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遗物，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青铜器、玉石、绿松石器、漆器、纺织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和牙器等。其中，出土于贵族墓葬的高规格器物更是类型丰富、设计精巧、制作精美、工艺精良，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这些器物绝大多数是在遗址内生产加工的。 ▼制陶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 陶器是用黏土或陶土经各种方式成形后烧制而成的器具，具有广泛的用途，早在距今12000年前，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成形的陶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有酒器、食器、炊器、盛贮器、汲水器、食品加工器和杂器等。二里头遗址陶器制作精细，工艺精美，在这里还发现少量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盉残片，它们用高岭土制成、表面施釉、烧造温度高，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征，这些原始瓷片是研究我国由陶向瓷转化过程的重要标本。 ▼铸铜 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铜器200余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这些器物有些已经采用复合范技术铸造，凸显了二里头青铜冶铸技术的领先地位。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 二里头遗址官营作坊区南侧，发现有面积1.5~2万平方米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使用时间自二里头文化早期直至末期，这是迄今所至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石范 作坊内发现的以及包括浇筑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浇铸工场还发现若干墓葬，死者可能是铸铜工匠，或铸器过程中举行某种仪式的牺牲。发现与青铜冶铸有关的器物有陶范、石范、炉壁、炼渣、小件青铜等。 ▼制绿松石
绿松石矿石 在宫城以南发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绿松石料坑(含原料、毛坯、破损品及废料)，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于1000平方米范围内集中见有绿松石料，此范围以外则基本不见。由此推测，这里应是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绿松石串珠 从现有出上遗物看，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装饰品。作坊至少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即已存在，一直使用至四期末。
绿松石兽 二里头遗址自发掘以来出土了大量绿松石器，围垣作坊区出土了数千件绿松石原料，说明二里头先民拥有稳定的绿松石来源。 ▼制玉 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制玉作坊，或与制玉有关的工具、原料、半成品、废料等。从发现的多件玉器， 特别是大而薄的器型、繁密的齿扉装饰、细劲的直横线对称或交叉成几何图形的直线纹以及高超的镶嵌工艺等，可知二里头遗址先民已经掌握制造这些精美玉器的高度发达的制玉技术，也应该有特定的工作场所。玉器工匠能以片切割技术把巨大玉料剖割为较薄的片状，并将大型玉器加工得规整、光洁，刻划出线刻花纹，钻孔镶嵌和扉齿等装饰。
夏玉柄形器 制作最精美的一件分节兽面花瓣纹玉柄形器，综合了研磨切削、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多种技法，工艺及其精湛。 ▼制骨 二里头遗址至少发现两处制骨作坊，年代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作坊以半地穴式房屋为核心，周围分布有相关遗迹。骨、角器多选用黄牛骨骼和鹿科动物角制作，采用片状工具切割截取，应该已使用铜质工具，工艺流程较为规范。
骨猴 这只骨猴只有一个指甲盖大小，小到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端详，颇具神韵。这个骨猴是随着一个小孩墓葬出土的，在骸骨的胸前位置。到底是谁用何种工具雕刻的，已经无从考证，可见当时工艺之高超。 结束语： 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文明中，历五千多年沧桑而从未中断的，唯有中华文明，经过数十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性推进，在中国考古学与自然学、现代技术多重科学的研究下，中华文明的源头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