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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讲案|第三篇八佾之第1第2章

 泪眼问花华不语 2020-08-19

第三篇八佾之第1第2章

原文

3·1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译文

孔子谈到季氏,说:“他用周天子八列方阵的乐舞在庭院中舞蹈,这等事可容忍,还有什么事不可容忍呢?”

原文

3·2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译文

孟氏、叔孙氏、季氏三家撤祭时,演奏周天子祭祀用乐歌《雍》。孔子说:“‘四方诸侯来助祭,天子肃穆行主祀’,《雍》这样的歌辞,怎么取用在你三家的厅堂上呢?”

探究

孔子从“八佾舞于庭”及“三家以《雍》彻”中,都看到了什么?

孔子言必称礼,而周礼有严格的上下尊卑之秩序等级。

“佾”指古代乐舞队列,等级不同,而规格有别。通常,一佾为一列八人,八佾则八列六十四人。《春秋·公羊传》说:“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马融亦有《注》:“佾,列也。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周礼规定,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在他的家庙的庭院里用八佾奏乐舞蹈,对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不忍心去做呢!”

“八佾”既为天子乐舞之制,于礼,诸侯不得僭用,遑论大夫。然春秋时王纲解纽,制度废弛,礼乐崩坏,各国先后僭用乐舞,越制享受。《春秋》载,隐公五年“初献六佾”。《公羊传》释,鲁为侯国,当用四佾,六佾之舞,已是僭越。

公羊氏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集解》引《马注》,说:“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庙舞之,故孔子讥之。”鲁既为周公旦封国,周公辅佐成王,制作礼乐,对周王室有莫大之功。周成王特许鲁用天子之乐祭祀周公,不可称僭越,故鲁备有八佾之舞。季桓子为鲁卿大夫,在他的家庙用八佾乐舞,则于制不合,如此僭越,故孔子愤而讥讽。

鲁庄公时,庆父弑新君子般(又作斑)而立闵公,襄仲杀嫡(太子恶)而立宣公,季文子逐卿(公孙归父)而佐成公,政归季氏。季文子死,其子季武子挟父之余烈,在襄公时改军制,设中军,使三桓分三军,鲁国由此公室卑而三桓强。三桓内部虽钩心斗角,但对外能“相忍为国”(《左传·昭公元年》)。到鲁昭公时,鲁国君大权旁落,终沦为任人摆布的傀儡,鲁国政权、兵权和财权完全被“三桓”掌控。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历昭、定、哀三公,正逢季氏为大的时期。史载,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因“斗鸡之乱”而亡齐。“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鲁周公世家》)公元前510年,昭公死在乾侯。鲁人一同立昭公之弟宋为国君,就是鲁定公。这一时期,季氏主政而民服从。《左传》是年亦载:“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意思是,季氏赶走他的国君,民众却服从他,诸侯亲附他,国君死在外边,却没有谁归罪于他。后儒以为,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事件相先后,当在此期间。以名分论,季氏不是鲁君,而是卿大夫,按照周礼,不能比照鲁君而受享天子乐舞。

“八佾舞于庭”,表面是礼数问题,实质却反映了鲁国“公室”与“三桓”间尖锐深刻的矛盾冲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时鲁国“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当时,鲁国政权掌握在季氏手中已历三代了,而鲁国君丧失政权已历四代了。鲁君大权旁落,无以“镇抚其民”,季氏则独揽朝政,为所欲为。孔子以此看到了礼乐崩毁,故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孔子的忧患在于,若对季氏的种种僭礼行为一再纵容,不能制止,日后必酿大祸,“斗鸡之乱”就是礼乐崩坏的恶之花结出的恶果。

“忍”有两解。一曰容忍。季氏以大夫而僭天子礼,此事可忍,何事不可忍?此指孔子不满鲁君未能制约大夫。二曰忍心。季氏以八佾为舞,上僭天子,近蔑国君,此事尚忍为,将何事不忍为?此指斥季氏僭肆。

第2章记三家之僭,理出一辙。《雍》歌为周天子祭礼活动专曲,用于撤祭之时;“三家者以《雍》徹”,当为僭越。《皇疏》说:“‘三家者以《雍》徹’,又讥其失也。三家即是仲孙(孟孙)、叔孙、季孙也,并皆僭滥,故此并言之也。”“三家”指鲁国卿大夫之家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均出自鲁桓公,故并称“三桓”。“《雍》彻”指祭礼完毕,撤下祭品,演奏周天子祭祀用乐歌《雍》。“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则是《雍》中歌词,描述各国诸侯相助祭祀,天子居中形容端庄肃穆。此祭礼为天子所用,三家大夫全都僭窃,故孔子予以讥评。

孔子重礼,今常被人视为保守甚至迂腐。其实,孔子之重礼,有与时偕进的精神,并非一味固守而不求改变。历史地看,三家僭礼,制度毁坏,乱世而民不乐生。孔子因此发声,有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在。

《新解》说:“此两章皆孔子深斥当时鲁三家僭礼不当。三家出鲁桓公后,于季氏家立桓公庙,遇祭,三家同此一庙。前章言季氏之庭,此章言三家之堂,皆指此一庙也。”钱穆以为,两次僭越礼乐事件均发生在桓公庙。

礼乐崩坏,已成不可逆转的大势,而开先河者正是西周天子。孔子并非没有看清历史的这种无奈,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本篇第3章)。

[按]本篇第1、2章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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