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作一首《忆江南》，有人说出律多，缺对仗，大家可否品鉴指正下？
黑色为主问题，引用中为题主创作词牌和自疑。 三、四句对仗问题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毕竟题主自己都说了“金奁集里说：3，4句以对仗为宜”。什么叫“为宜”？就是比较合适，比较好——但是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呢，也无关紧要。 就好像我们上班的时候，公司对员工着装要求必须是正装，但是黑色为宜。我相信没有人理解不了这个意思吧，穿个西装上班就可以了，保证不会扣钱，黑色最好，但是灰色、白色，负责考勤打卡的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扣钱——只要不是奇装异服。 所以《忆江南》的三四句，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就好像格律诗中对律绝的对仗要求。你写得对仗，是你的本事，让这两句摇头晃脑念起来的时候特别有韵味，但是你写得清新自然，顺理成章，不对仗也没什么关系，没有人能因为这个原因否定你的这首词牌创作。 白居易的《忆江南》，三、四句对仗：
李煜的《忆江南》， 三、四句就不对仗：
这就好比白居易穿了黑色西装上班，值得表扬，而李煜穿的浅灰色西装，也没啥问题，不会被纠察扣奖金——说不定大家都觉得灰色西装好看，会跟风效仿，这就是《忆江南》这首词牌的一点点灵活性。 但是，前提是必须穿正装——平仄必须严合，而题主的这首作品，就是穿了个牛仔裤去打卡，明明不合格，却纠结自己的裤子是不是黑色。 平仄严合是词牌的基本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词牌这种形式虽然大盛、规整在宋，但诞生成型是在唐朝。 唐朝的音韵学走到平仄划分，就已经基本成熟，而这个时期，词牌和古体诗还含混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律诗也可以是乐府诗，同样在音乐中演唱。同时还有民歌上升的竹枝词，宽泛地说，既是古体诗，又可以划为词牌的一种。 所谓诗词盛世，就是庞杂混乱，各自为战又百花齐放。 但是中晚唐有一个最明显的走向，穿插在所有诗词中的主旨——格律体的形成。 格律的形成、完善，让古体诗分流成为格律诗、律古、词牌。而格律诗和律古逐渐脱离音乐成为吟诵体，词牌则因为音乐的附着，不断有人重新创作——所以我们称之为“填词”，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填字游戏，专门用于演唱。 我们今天的音乐人，如果购买了他人的音乐版权，自己作词成为一首新歌——其实这就是“填词”——当然很多人并不购买，只是抄袭他人的音乐，这一行为在古代诗词创作中是允许的，是官方的（诗有格律诗，词有大晟府、《钦定词谱》之类）。所以古诗词除了整句和意境抄袭，体裁方面不存在抄袭。 因为这些体裁是通用的。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写八句律诗，四句绝句，不也是一种“填词”行为？ 差别只是规则不同而已。格律诗的规则进行了提成，是大而化之的，而词牌的格律规则，则是一谱一定。总共有一千五六百号词谱，格律规则每个词牌名都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格律诗是吟诵体，而词牌是演唱体，词牌的平仄细化到每一个字，其根本原因是为了配合音乐的起伏——这既是更严的规则，在用韵上又更为灵活——因为音乐下字的发音会出现变调。 音乐有多少，相对应词牌名下的平仄规则就有多少。 但是古人没这么生硬，因为他们当时会根据音乐对字词进行调整，比如《减字木兰花》之类的。 而到了今天，所有词牌音乐都已经散佚了。这造成了今人写词，唯有按照词谱的平仄来填写字词，这种规则相对来说就变成了一道“死”规则。 如果你想增字，减字，不是不可以，但是因为没了音乐的可调整性，从词谱来看，你就是出格了。 出格了就不再是词牌，又回到了古体诗的范畴，如果是律句，就是律古。如果连律句都不是，必然在诵读上有问题，基本上就是垃圾——念都念不通的诗词作品，就是垃圾。 《忆江南》平仄规则这首词以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为正体，到了宋朝之后，随着音乐发展，单调不足以填充音乐演唱，于是出现了双调变体，其实就是把单调的格式重复一遍。 这就是典型的音乐影响词牌体裁的变化。 很显然，题主的这首词从字数来看是走单调正体的路子。正体单调二十七字，五句三平韵。
我们可以看到，词牌平仄变化完全是以“仄仄平平”的双音相替变化为准，也就是说这都是律句，特别是三四句，是标准的相对七言律句，同时还保持字词对仗。 而我们看题主的作品：
“迷离间”，“迷”字平仄错误造成三平尾。“微光如萤火”，“光”、“萤”双平失替，“似有仙家夜行船”，“有”字失对，“家”、“行”又是双平失替。“思君何日还”，“平平平仄平”和格律要求“平仄仄平平”也相去甚远。 不是说不按照格律写，就不是一首好作品。不按照格律写，就不是一首格律体，这没问题吧。不是格律体，那又说什么词牌呢？ 所以题主这首作品，只能说是一首不遵守平仄格律的古体诗，只不过字数、断句正好和“忆江南”一样罢了。 但只有字数和断句一样，是不能称为《忆江南》的。 所以要说自己写了一首《忆江南·星光远》，就必须在上面指出的这些地方一一核对正体平仄进行修改。 至于词的意境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好词，抒发了怎么样的心境，都不在讨论之列。 我们说某某某是个好人，其最低要求，他得首先是个人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