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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老金家鱼塘北岸钓鱼，远远看到鱼塘南边的田地里有个人影。这人影虽看得不很真切，但从有些伛偻的身板上，我能断定这是冒家嫂子——从前我在此插队时，生产队的妇女中，最为勤快和能干的女性之一。她在干什么？在拔稻田田埂上的黄豆。也就在这一瞬间，一份惭愧涌上我的心头。 冒家嫂子应该七十开外了。她的老公去年因患胃癌去世。目前，她自己住。儿子带着孙子，隔三差五从城里来看她。而且，她的身体也不好——据邻居老金的说法，她患有肠道淋巴增生等无法治愈的疾病。田地，基本上是她一个人侍候。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不把土地流转出去？这班人劳碌了一辈子，闲不下来；而且，有块田地，蔬菜禽蛋无需掏钱，也是看得见的实惠。吃饭，在眼下的农村虽不是问题，可对农民来说，手头缺钱也是很实际的问题。 “如果政府能每个月给你们一千到两千块钱——类似于城里人的养老金，你们就无须这么辛苦了。你们也就可以跟城里的老年人一样，打打牌、看看电视、跳跳广场舞了。”我曾跟不少生产队的老人这样感叹。而他们多数人会说：“可能吗？再者，就眼前的生活，我们已经很满意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日子，比从前好多了。假如搁从前，一天忙到晚，还填不饱自个儿的肚皮呢！知足了，知足了！”从他们的回答中，我看到了中国农民一如既往的厚道以及对于眼前现实的无可奈何。 跟冒家嫂子相比，我要年轻十多岁，属于临近退休年龄但还没正式退休之人。对于我这样年龄的人，单位是比较照顾的——已不再安排多少具体工作了，上的是“自由班”。也因此，我每天上午可以帮助儿子带带孩子，下午则可以优哉游哉地钓鱼、喝茶、上网等。并且，这样悠闲的准退休生活，其实乃是我们这个年龄同时属于体制内的人的共同福利。 我们自在了，可那些农村里的同龄人，甚至比我们年长的乡亲们，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土里刨食。冒家嫂子是这样，养鱼的老金也是这样：老金七十有六，为了手头能活一些——平时购买油盐酱醋之类不至于向儿女伸手——他除去种地，还给人做桌菜，到附近的水泥厂打零工。半年前，他给人做桌菜时，一不小心打翻一锅油，滚烫的食用油浇在他的脚背上——为了省钱，他也没去看医生，就用小儿子送来的药膏擦了擦，硬是挺过去了。他卷起裤脚给我看，那大面积的伤痕，煞是吓人。 冒家嫂子和老金这班年纪的人，都是从过去的人民公社过来的。那个年代，农民有多辛苦，生活有多艰难，很多人是知道的。不仅如此，那个年代还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为了支持城市、支持工业，农村、农民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农产品的价格在几十年中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后来，又因实行城乡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农村人口被固定在土地上——即便你个人再有本事，如果不能得到生产队和公社的批准，也不能进入城市工作，哪怕是临时性的工作。而且，在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农民却从事着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以致眼下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们，相当一部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如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类风湿、妇女病等。 六七十岁，在城市里，这把年纪的人已进入晚年；本该是颐养天年、享受晚年的年龄。但因为经济原因，很多人却不能颐养、不能享受，还在继续着这个年龄段不该从事的劳动。从家庭角度来说，一些做子女的能力有限，对于父母的物质需求不能满足是一方面的原因；而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对于农村和农民的关心和照顾不够，恐怕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作为一个知青，我应该惭愧：我们那一批知青，后来大都回到城市工作；或者通过考大学，再分配等途径，进入体制内，成为农民口中的干部——在今天，享受着那些乡村老人所难以想象的物质待遇。但我们这些人，除去在某些场合把做过知青当做一份政治优势，当做我们似乎很了解农村很了解农民的资本之外，又有多少人真正为昔日与我们肩并肩地劳作的农民们说句话呢？他们今天已经逐渐失去劳动能力了，但因生活所逼，又不得不如小伙子一样，继续各种辛苦的劳作。我们为他们大声疾呼过吗？ 所以，当我站在老金鱼塘边悠闲地钓鱼的时候，突然发现对岸田地里劳作的冒家嫂子以及联想到养鱼的老金时，真的十分惭愧——当然，我同时觉得该惭愧的绝不仅仅是我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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