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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中国的农民都经过那个时代，从1953年农村实行了初级农业合作社一直到1980年农村人民公社解散，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光里，农民在农业社或在生产队里劳动是拿不上工钱的，全是拿着工分。农民要天天上地劳动，每天的劳动报酬就是工分，只能到了年终缴完公粮，卖完了余粮，分完了口粮，才会进行结算，有的好一些的农业社，一个工可能能分到三五角钱，有一些差的农业社还会分黑，就是有些户连口粮钱也赚不够，还得倒给农业社钱。能赚够口粮钱的叫余粮户，连口粮钱也赚不够的称为缺粮户。缺粮户是完全分不回口粮的，口粮是扣在了生产队的。那年头的口粮是够不够三百六，吃不吃金皇后。 我记得，我们村是1953年实行农业合作化的。这一年的农村农业合作化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不强逼命令，不搞一次成功，是启发农民自觉自愿加入农业社的，这开始的农业合作社称为初级农业合作社。这第一次入社，村里有的户是不愿意加入的，有不愿意加入的也可以随便，谁也不强求。我家是第一个参加了初级农业社的。因为这一年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我家是出售余粮最多的户，前一年家里卖了一个驴驹子，共卖了八石米，正好赶上卖余粮，在下乡干部的多次说服下，把那八石米全部缴了余粮。父亲在一气之下就干脆加入了农业社，因为省得卖余粮，反正以后打得粮食多了也不由你，全得卖给国家，卖余粮给的是统购统销价，一斤小米给农民9.3分钱。 我们村是个小村子，也就五十多户人家，第一次入社是参加了二十多户，其它人家不愿意的也就不入了。入社的户要把所有的劳动工具全部交回农业社，我深深地记得，父亲一上午就是给往农业社搬农具，把家里的木犁、木耱、笼驮、架子、粮仓、粪栲栳、绳索、还有驴都拉到农业社的院子里。我也不知道给我家折了多少价，反正这些都是集体的了。驴是不愿意离开主家的，但也不由它了。入社也很好，在家里忙惯了的父亲，入了社的第一天就清闲了，院子里什么也没有了，驴也不用自己喂养了，只是听候社长的安排了。 第二天，社长就早早叫唤开了，给父亲布置任务，让父亲去给农业社送粪。入了社的土地经过登记，土地也没有自己家的了，都是社里的。自己积下的肥料也是农业社的了。第一天出勤到晚上结束了，当却社长就发给了工票，工票是社长自己制造的，在一块扑克大小的纸片上写着拾分，是毛笔写好的。父亲第一次拿到那张社长发给的工票，很稀罕，小心翼翼地保存好。从此每天给发工票。社长给规定是男社员好劳动力每天给一个工，一个工是十分。妇女和半劳力一天给五分，是半劳力。慢慢熬到月底，社长就把社员手里的工票收回去了，进行一次汇总登记。下月再给开始继续发工票。 这样农民就开始了工票生活，只是每天劳动，根本见不上人民币，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这样非常简单的工票收入，也是很勤劳，天天上地劳动，一天也不耽误。第一年也是老天相助，农业社的收成相当好，那真是集体力量大，农业社干活又红火又热闹，比单干户强多了，那些单干户独门独户的人家，做什么活也要求人帮忙，太麻烦了。我记得父亲说过第一年的农业社缴了公粮，缴了余粮，分得红还是可以。因为第一年的农业社，社里也没有什么开支，除了留足种子饲料以外，就全分配给社员了。虽然分红不多，也还是优越性不少。有些没有入社的户子也开始要求入社了。工分时代的开创农民也就接受了。那时的农业社社长不贪，一心为集体操心，很公道。 不过那年代农民是没有钱的。有钱的只是工人和干部，因为工人和干部是工资制，农民是工分制。农民用钱的地方只是买点灯的煤油和家用的烧煤，其它都是农业社自给自足的， 农民用钱的来源也就是卖鸡蛋和卖猪羊的收入。其它方面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就是孩子们上学也花不了多少钱，这工分制对当时的农民来说也还是愿意的。因为那年代的农民也没有广播、电视，更没有电灯电话，外边的东西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社长的规定。 1954年的冬天，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学校的老师组织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学生去乡政府参加一个庆祝活动，而且还指定了我的同学发言。老师给他写了一个二指宽的小纸条，让他背熟，准备明天在会上发言。村子里的农民都去参加。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阴天，走在了路上的我就觉得冻的厉害。那时候，乡政府在西里上村，离我们村里是五华里的路程。我的父亲和我都去了参加会议。我那年十岁，对于会议内容也并不关注，只是为了出门去观光。我们穿越了一个深沟，翻过了一个很陡的红崖里坡，就到了乡政府所在地。 乡政府所在地已经很红火了，周围村里的村民已经来了不少，会场布置在了一户人家的大院子里，那些组织会议的人正在忙忙碌碌响炮，村子里大小炮齐鸣，响成了一片，我是初见这种场面，自然感到壮观。炮响完了，就进行开会。在正面窑洞的门口放了两张桌子，一个穿着干部制服的中年人站在桌子边开始了讲话。那年头既没有麦克风，又没有扩音器，就凭嗓子喊话。院子里站满了穿着大皮袄，戴着大皮帽的老农民。也有和我一样的顽皮的孩子们，只是在人群中过来过去乱跑，因为脚也冻得太痛了。 那干部模样的人讲完了话，站在了下边的农民一阵鼓掌，接下来就是群众发言。轮到我那同学发言，我才静下来听了几句，他的发言很短，他背得也很流利。我听了对他的发言还是很佩服。发言的人很多，我也谁也不认识，等到全部发言完了，我们的肚子也就饿得难受开了，又是冻，又是饿，那真是饥寒交迫。散了会，我和父亲回了家，也就快天黑了。我也冻的浑身发抖，连饭也吃不下去，钻在了被窝里暖身。 对这次会议最为兴奋的是我的老父亲，他给母亲讲，他是做对了，去年入了农业社总算省事了，这一次是全民入社，谁不入也不允许了，家家都得入社，父亲对他的先见之明，捷足先登是有远见的。我总算了解什么是高级农业合作社，也就是全民入社了。自此以后村里就没有单干户了。我由于这次受冻严重，这年冬天病了一场。 村里成了高级农业社，社长还是原来的老社长，全村人都是以工分为主了。工分就是农民的命了。轰轰烈烈的入社开始了又一个高潮。父亲是老社员，这一次派上用场了，也忙起来了，天天给新社员入社的物资进行折价，登记土地。这一次全村的土地就彻底成了农业社的了，谁家也没地了，家具也没有了。每天站在街边就等社长派工。你要有事，首先要通过社长批准。社长就是唯一的上司了。 入了高级农业社了，工分也有了新办法了，不是发工票了，所有工票也就成了历史了。社里统一领回了“社员记工手册”。社里也有了专门的记工员。这以后就是天天记工了。‘记工手册设计的也很好，’一个月一頁，从月初的一号到月末的三十一号，一天也不漏，里边的栏目有月日，摘要，分值。在摘要一栏里要详细记清楚你每天的做得营生，也就是干什么活儿。父亲每天劳动完了，要拿上记工手册到记工员家里让人家把工给记上。记完了工，在工分栏里要盖上记工员的手章，否则是无效的。晚上记工员还是很忙的，要把一个白天劳动的社员给记清楚工分，也是件辛苦的事情。不过这样记工也有好处，每天社员们可以不用召集就去集合记工，这样社长要开会，要传达上边的精神就方便了。就是社员们也在记工之余可以互相闲聊一天的营生。社长也可以就地安排明天每一个社员的工种。不过一天十分工是保证的，钱是没有的，母亲也可以在农忙时拿到每天五分的工分。 农民是一年一结算的，到了冬天，也就是年底，农民才会知道你一年赚了多少工分，经过把每一年的社里收入开支全部结算清后，社员才会知道一天可以分多少红。我们家一共是三口人，父亲、母亲共有两个劳动力，一年下来是不会赚不够口粮钱的，年年有余粮钱，只是这钱也是空的，因为向社里的缺粮户一分钱也要不回来，所以你赚了也是白搭，一般到手钱也很难。所以一年的工分只能糊口。只不过是这样的工分年代社员们省事了，不用操心今年种些啥，明年种些啥，也不用操心天旱雨涝了，反正社里打多打少社员是三百六十斤的口粮。在这样的高级农业社里父亲也觉得清闲了，反正是个熬日子，把东山的太阳熬到西山，也就记工员的十分工赚到了，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父亲在村里是老实人，在村民中威信相当高，社里要选保管员，社员们一致选上父亲当上了保管员。全社的粮食库房的钥匙都到了父亲手里，生产队里用了一块边长为二十公分的正方形木料，把正面磨光，在上面雕刻了一个大大的印字，父亲保管的所有粮食上面都按上了这个印字作记号，以防偷盗。父亲的劳动也轻松了，工分也就来得容易了。对于父亲这种劳力少，孤单一人的劳动家庭来说，这样的高级社确实是好，优越性是很多。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指示下，在总路线光芒万丈，大跃进万紫千红的大好形势下，从高级农业社到1958年经过了四年的农业发展，一夜间全部变成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取代了乡政府，成了政社一体，三级所有的农村社会主义建制。原来的西里上乡撤销了，在丰润成立了火箭人民公社。体制变了，但是父亲的工分制没有变，仍然是一天十分工。公社下边有了管理区，管理区管理着生产大队，村里成了生产大队了。 1958年是个大发展的时代，用当时的话就是开始了大跃进。先是汾河水库上马，全面开始了大炼钢铁，农村实行了食堂制。父亲抽调去了汾河水库工地参加了大坝建设工程，在那里上灶，但要把村里的口粮交到当地粮站，办上粮食关系，那边才给吃饭。在那里劳动也是村里给记工，仍是每日十分工。参加大炼钢铁的也是村里记工。实际这些工程都是农村负责给报酬的，国家根本不管。 我暑假回到了村里，村里已经变成了公共食堂制，全村人集体在村里办的食堂里吃饭，家里的粮食也都交给了食堂里。家里冷冷清清也不生火了。村里的干部们天天在几盘大石磨上给公共食堂里加工粮食。我回去，村里的管理食堂的也很热心，每次母亲去公共食堂打饭都给我一份。早晚饭是小米稀饭和炒面。中午是一个大蒸馍，一碗大烩菜。这样家庭妇女们都不用做饭了，妇女们自然高兴。 秋天的时候父亲从汾河水库回来了，因为要秋收了，保管是不能离开了。父亲回来后村里的秋收只剩下半妇劳力了，凡是村里的好劳动力都抽去大炼钢铁去了。这样繁重的秋收任务，农民对粮食的热爱和珍惜是非常特殊的，就是只剩下半妇劳力的生产大队，粮食是不能丢在地里的，白天黑夜抢收也要把庄稼从地里收回场上的，春种秋收是农民的习惯和义务，不论工分多少，粮食上场归仓是第一要务。上了场的庄稼要脱粒，场上脱粒也是全靠人工，每天打场都要熬到半夜。把粮食收打好，堆在场上，要喊叫社员们到场上来分粮。这时候大人们才拿上家里分粮食的口袋聚集到集体的场上分粮食。分粮是按人头分的，一个人先分几十斤，用那种老式的秆称一称一称往过称。五十多户人家分完粮食也就天快东方鱼肚白了。马上吃过早饭，还得去地里收割庄稼。这就叫大跃进，这个年代人畜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地里的庄稼收获后的秸秆也不能丢在地里，因为那是人民公社牲畜的唯一饲草，是牲畜的口粮。不过对于农民来说，收不收，吃一秋，秋天到处是粮食可以填饱肚子了，晚上有时候也给吃加班饭。不过工分还没有变，每天记工成为第一要务。秋收完把田地空出来，马上要进行秋翻地，我们这里气候高寒，霜冻来的早，自古有霜降不耕南阴地，因为背阴面的耕地到霜降这个季节就冻得不能耕翻了。农民习惯了依季节作业。 在人民公社化时代，农民的人民币是比较难的，假如你有点手艺也不能到外面赚钱去，要想去外地赚点另花钱也得向生产队长请假，生产队长准你假，你才能出外面去做营生赚钱，但是必须每天交生产队人民币，我们村里的规定是每天交两元人民币才给你记十分，否则按旷工处理。我家父母亲都没有手艺，所以家里点灯的煤油，点火的火柴，穿衣买布，买盐买煤，这些所需得钱都要自己想办法去搞。我家每年喂一口猪，家里长年饲养着十几只山羊，院里喂着十几只兔子，散养着二十多只母鸡，母鸡下的蛋从来舍不的吃，每月去公社供销社卖一次鸡蛋，这就是收入。后来生产队给分了自留地，在自留地上种了红葱，收罢秋以后，要背上葱到集市上去卖，一斤红葱卖五分钱，背一百斤红葱步行三十多华里，卖五块人民币。有一年腊月里，我和父亲两个人背了二百斤葱到了东村集上，口干舌燥叫喊着卖了一天，买得不够十元钱。买了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就全花光了。家家如此，有的人家还比我家穷。有时候家里给下乡干部吃几顿派饭，人家吃一天给一斤三两粮票，三角人民币，也能买十五盒火柴，也就差不多够一年用了。猪到了年终交到县食品公司，能卖一百多块钱，还奖布票和粮票。一只羊能卖十几块钱，人们为了养羊，一般不卖羊，羊繁殖快，俗话说，母羊生母羊，三年一群羊，养着羊是为了积肥，养着鸡是为了下蛋，舍不的杀鸡吃肉。社员们要是被国营企业用成合同工也得向生产队交提留统筹款，否则是不给分口粮的，分得口粮要全部卖到粮食局，办个周转粮手续你当合同工才能上灶吃饭。 每天劳动记十分工一直延续到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前一年，也就是人民公社撤销，分田到户的时代。到了1979年，父亲已经66岁了，还是生产队的强劳动力，那个年代养老是自己的事，你不劳动去生产队就不给你记工分。这一年父亲给队里去栽西瓜和甜瓜。队里在村子附近的一块峁地上，划出二十多亩地来栽瓜，也算是生产队的副业收入。父亲一个人经营着这几十亩瓜地，从种瓜开始，就天天在地里管理，瓜苗长出来后进行间苗、定苗，追肥、压蔓，摘心、打顶，整枝、授粉，直到开花以后结上小瓜。这时候天气也暖和了，生产队给在西瓜地里搭建了瓜庵子，就是那种夏天看瓜的简易棚子，父亲就白天黑夜和西瓜住在了一起。这样二十四小时住在西瓜地里，仍然是每天给记十分工。这一年天时好，风调雨顺，西瓜长得特别好，满地都是醒目的大西瓜，其中有一颗西瓜王，足足有三十斤，这一颗西瓜王父亲拿回了家中，一直给我留着。我那年因为去了新疆出差，时间很长了，回不来。西瓜也等不上我了，烂成了一包汤。 栽完了西瓜，父亲就病倒了，冬天就不能给队里劳动去了，队里也不给记工分了。从此父亲的工分时代也就结束了。父亲从41岁开始步入工分时代，一直熬到66岁，整整挣了25年工分，尝遍了工分年代的酸甜苦辣。到了1980年村里开始分田到户，父亲没有赶上分责任田，就与世长辞了。———————————
作 者 简 介: 陈久平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岚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岚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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