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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始有天津城市名称，但它是由于军事需要而设的卫（边防），因此称之为天津卫。此前，天津地界只是由直沽寨变化而成的海津镇，尚未形成行政管理的城市规模。回顾天津的戏曲沿革轨迹，只能从建卫开始，至今有600余年的历史。 当天津还是小县镇的时候，民间演唱戏曲已经十分普遍。人们利用自然地理条件，用土木堆砌戏台，艺人在露天舞台上表演各种技艺 ,群众在四周围观。各种小吃摊、茶摊、杂货摊遍布前后左右。戏演人聚，戏散人去。在现属天津的某些郊县，戏曲活动的历史则早于城区，这从近郊军粮城出土的唐代歌舞俑、蓟县白塔寺遗留的辽代歌舞百戏砖雕等实物，可以得到印证。当然，农村的这些演戏活动，基本上属于祈天、祭神、节庆、庙会之类的民间自娱性质，与单纯的戏曲表演还不完全一样。 随着时代演进和社会发展，天津民众的娱乐方式不断变异 ,多样化演出活动日益丰富,从露天到茶园、再到戏院，逐步完善起来。在明末祁彪佳所著《归南快录》里，有天津官绅家宴时以戏曲飨客的记载。进入清代，天津的一些仕宦和绅商的家里，蓄养歌姬甚至戏班的现像较前更为普遍。盐商查日乾、查莲坡父子于清雍正元年（1728年）建造的园林式私宅水西庄，就蓄养着一批戏曲艺人，于文人聚会或逢年过节时演唱昆曲和弋陽腔。 清雍正年间，天津“卫”的建制改为天津州，嗣后又改为天津府，天津地界逐渐由单纯的军事卫所向行政管理方向发展。天津府东临渤海，西倚燕山，是都城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南运河、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永定河等5条河流在此交汇后流入渤海，因此，天津很早就成为北方的重要港口，从而促成了经济繁荣和城市建设的急剧发展。商贸的快速繁荣，民间的戏曲活动随之兴旺起来。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爵士出使中国，为乾隆皇帝82岁寿辰祝贺，次年8月他曾在天津停留，据他事后回忆在天津所见所闻称：“我们的小船停泊在大致是市镇中部的总督府前，在对面的码头上，在靠近河边的地方，这时正搭起一个巨大而华丽的戏台，周围是光彩夺目的中国式的装饰和布景，一群演员正在这里演出种种不同的戏剧、哑剧，一连几小时不断……”[1]依据这位来自外国的目击者记述可以断定，当时天津的戏曲演出活动已经颇具规模。 戏曲作为一种消费文化 , 需要附着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明末清初，天津由于具有地理位置、水陆交通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漕运发达，盐渔之富，很早就是中国北方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较为富庶的社会物质条件，为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的戏曲之类的 “第三产业”，创造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城市消费文化市场随之同步发展起来 。正是由于这种富足的经济,成为繁荣戏曲业的有形和无形的环境因素。特别是为士绅富商置办戏班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士绅富商为了满足声色之娱 ,在自家宅邸蓄养戏班 , 看戏听曲成为了一种习俗和生活等级标志。清初，天津盐商查日乾在自家的水西庄率先私蓄家班 ,其后又有豪绅权贵效仿，邀约戏曲艺人到自家宅邸演唱，有文献记载了天津水西庄当时演剧和观剧的频繁程度。此风一开，带动了一些富足人家几乎也是每天必看戏曲表演，虽然没在宅邸蓄养戏班 ,却经常不断地举办各种名目的堂会，邀约戏班唱戏，导致天津堂会戏滥殤。这种侈靡风尚 ,反映出当时对于戏曲的社会性痴迷 。 蓄家班、办堂会，需要多方物色好角名伶 , 聘请教席培训艺人 ,而且，凡有蓄养戏班之好的主人，自身必是戏迷无疑。他们甚至自编剧本 , 参与切磋技艺 ,力求使自己也成为一个戏曲行家 。另外，天津社会经济日益富足 , 戏曲演出市场对艺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天津社会广阔的演出市场 ，对各地的戏曲艺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于是，天津以外的戏曲艺人争先到天津献艺。 天津戏业繁盛，与伶人聪慧的 “人性” 地理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所谓人性愈巧 ,物产愈多,它包含一些文化地理学的内涵。由于天津具有戏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 天津历史上产生了戏班多、艺人多的现象。凡在戏曲方面有一技之长者，都将它视作一种维持生存的手段，涌上戏台一展身手。戏曲行业在天津虽然演出市场广阔，但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论 ,天津并不盛产戏曲艺人，活跃在天津戏台上的艺人，出生籍贯多为直隶或京津周边。况且，天子脚下的北京，重雅部抑花部，戏曲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远不如天津。此等情形 , 自然会使产自其它省份的艺人 ,生出移植天津的愿望，几代以后 , 那些移植到天津的戏曲艺人，也就变成了天津的土著。全国各地优秀艺人云集天津 , 造成戏曲队伍迅疾膨胀，带来的结果，一是加剧同行之间激烈的技能竞争，促进了舞台艺术在精益求精中得到发展；一是使天津成为戏曲人才的集散地，推动了人才从天津走向全国乃至海外。 有形和无形的地理环境以及戏曲艺术与天津地缘之间存在着的艺人籍贯移植，是历史上戏曲艺术在天津长久繁盛的缘由之一。无论京剧、梆子、评戏，绝大多数艺人并非天津土著人口，而是来自冀中地区和京津周边 ,证明艺人籍贯移植，隐含着地缘与戏剧的互通关系。 戊戌政变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为配合政治上的变法，提出改良戏曲的口号，作为灌输文明、开启民智的一种手段。尤其当变法维新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残酷扼杀时，梁启超等人在失败中更加清醒地感悟到“新民之道”的重要，提出用通俗的文艺形式醒民、新民和变革社会的主张。在“小说界革命”的同时，也拉开“戏曲改良”的序幕。这不仅是因为在晚清戏曲被统称为“小说”，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等人还看到戏曲在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 ，因此而将它直接纳入到为改良政治服务的轨道。因为天津戏曲艺人早在清道光年间就编演过宣传禁烟的时装戏《烟鬼叹》，有编演时装新戏的传统，所以，“戏曲改良”的口号一经提出，天津的知识界、艺术界便率先采取行动，予以响应。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坐落在北马路官银号附近的大观茶园落成。这是一座与“戏曲改良”相匹配的演出场所。茶园的主要股东是实业家宋则久，武清籍梆子艺人崔德荣(艺名灵芝草)作为合伙人，也投入了若干股本。提到宋则久(1867～1956)，人们都知道他是在我国抵制日货的第一人，以创办中华售品所享誉海内外。殊不知，当年他还曾在天津积极推行改良戏剧，为支持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作出过贡献。彼时的宋则久，因忙于“敦庆隆绸缎庄”的商业，茶园的一切事务概由崔德荣负责处理。崔德荣除了演戏，兼有很强的管理能力，从很早就尝试改良新剧。所谓改良新剧，是以新的艺术手段对旧有的戏曲形式进行改造出新，表演的内容不外宣扬反帝，揭露清政府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反对君主独裁，提倡民主政治，要求社会平等，歌颂革命志士之类。崔德荣在大观茶园所演《佛门点元》《海潮珠》《青云下书》等改良新戏，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一定的與论鼓动作用。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通州青年学人潘子寅从日本回国，途经仁川时，愤于韩国灭亡与清廷危局而投身大海，天津文人李琴湘据此实事编写了时装戏《潘烈士投海》，为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與论。教育家严范孙执笔修润剧本，增添“仁川江外水粼粼，莫忘通州潘子寅”等唱句，并亲自出面邀请上海皮黄艺人王鸿寿到天津大观茶园主演。《潘烈士投海》面市，在天津开了编演时装戏之新风，一时间天津成为“戏曲改良”的重要实验基地。（《潘烈士投海》面市，早于天津乡贤李叔同1907年在日本东京创建春柳社之前两年。而中国戏剧史是把春柳社创建之期定为中国话剧诞生之年。） 光绪三十二年(1906)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崔德荣在大观茶园露演梁巨川编写的《桂岭劳人》(亦名《混沌洲》，内容表现鲁漆室女忧国的事)，由于内容宣扬女子爱国和道德节义，舞台上的技术处理较之一桌二椅的传统戏多有出新，从而获得社会广泛好评，大观茶园也因此从遍布天津四面八方的众多茶园中脱颖而出。 在上海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新剧团体“春阳社”的王钟声，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5月，率领上海春阳社北上天津，在大观茶园演出《张汶祥刺马》《迦茵小传》等一批新剧。这些新剧摆脱了传统戏曲歌舞化、程式化模式，以生活化的语言、表情动作抒发剧中人的内心情绪，令看惯传统戏曲的人们以为它不像演戏，更像真的生活故事，从而引起观众对新剧（即早期话剧）的兴趣。王钟声在天津还引导表演传统戏曲的专业艺人编演改良新剧（传统戏曲的变异形式），鼎鼎大名的戏曲女演员刘喜奎，就曾带头搬演了《爱国血》《宦海潮》等一批改良新戏。在王钟声等新剧先驱们带动下，新剧的种子很快便在天津生根、开花。王钟声在津期间，还以春阳社名义在《大公报》刊出一篇《意见书》，公开鼓吹以演剧为手段，“唤起沉沉的睡狮”，并且明确提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 同年10月，王钟声再次北上天津，与天津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一起，游说正在和李煜瀛等人酝酿成立“国外工商图进会”的爱国实业家宋则久。宋则久明确表示，拥护通过戏台教化推动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的主张。他请王钟声与其合作，创建天津新舞台有限公司，把大观茶园进一步建成天津地界尝试改良新剧的中心。 宋则久投资翻新大观茶园，增设转台以便表演新剧。改造翻新的大观茶园竣工后，更名为大观新舞台。揭幕日之前，宋则久以新舞台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民兴报》上著文，申明大观新舞台宗旨：“目下戏曲办法约分二类 ,一为旧戏改良，以原有戏曲去其污秽淫乱者，务使妇人孺子皆能听受，更欲使入吾馆者能启发善良之观感；一为纯粹新戏，仿照西洋新派，以戏之演各种历史，并于舞台上点缀风景，务使节节得真，丝丝入理，使听者俨如躬逢其时、亲临其地。”他还亲笔制定由经理监督实行的《大观新舞台文明戏园营业规则》，共26项细则，内容包括准许女性群众进入戏园看戏，每天留出固定位置专卖女座，由此破了自满清入关以来妇女不准进入戏园的禁忌。细则还规定戏票按座位分等级、定价公开，不准另索小费；观众进入戏园，有专职接待员引导入座，等等。率先革除旧式茶园陋习的26项细则公诸报端后，茶园业这些前所未有之举，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清宣统元年农历八月十二(公历1909 年9月25日)，以演文明新戏标榜的大观新舞台，举行改建、易名后首演，由王钟声领衔主演揭露官场黑暗的新剧《缘外缘》。王钟声扮演妓女身份的女主角真真，其他角色分别由小孟七、日日红、金月梅、万铁柱、阎子恒、刘长林、沈韵秋等红极一时的皮黄、梆子名角扮演。演出那天，宋则久以新舞台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在剧场门外亲自迎接各界观众。那天所演新剧《缘外缘》，因无剧本流传，故情节今已无从稽考，只能从当时报纸评介文章窥知一二。如《中国萃报》有文称：《缘外缘》的舞台上“妓女与军官陈文锦问答处，棒喝官场，言词激烈。而结婚离婚之际，又复风流妩媚，极缠绵之致，更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洵为剧界放一异彩。至于电灯之辉煌，布景之光怪，转台之陆离，尤为余事。拍掌之声，震人耳鼓”。从这则观剧纪实不难揣摩，这是一出使用了灯光布景的时装戏，既有针砭时弊的情节，又有新式婚姻等移风易俗场面，无论所演内容还是表现形式，均为旧剧戏台所罕见，在天津可说开了风气之先。 此后，王钟声在大观新舞台还演出了弘扬林则徐爱国之志的《林文忠禁烟强国》、批判奸佞贪财误国的《朝金顶》以及《孽海花》《爱国血》《浸海石》等等改良新剧，对天津戏剧界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新剧在天津的发展，并且为日后爆发的辛亥革命制造了舆论支持。 1911年12月3日，新剧运动的倡导与实践者、著名辛亥革命志士王钟声，因在天津策划北方起义被清政府杀害。此后，宋则久在大观新舞台悬挂王钟声大幅便装照片，表示对这位戏剧伟人的敬佩与纪念。他肩负繁重的商业事务，依然花费一定的精力兼顾大观新舞台的方针大计，继续推行戏曲改良，在演出梆子、京戏的同时，优先照顾天津百姓称作文明戏的改良新戏，积极为文明戏提供与群众交流的场地。 王钟声殉国后，河北梆子名演员杨韵谱（艺名还阳草）立志继承先烈遗志，身体力行于时装新戏，他在天津引导并陪伴女演员刘喜奎先后排演了《宦海潮》《黑籍冤魂》等针砭时弊 ，移风易俗的改良新剧。1913 年刘喜奎在天仙舞台与杨韵谱、尚和玉、李吉瑞等人合演时装新戏《新茶花》，剧演留学生陈少美和爱国妓女辛瑶卿热恋 , 辛瑶卿真情激励少美投笔从军的故事。剧中针砭时弊 , 言辞激烈 ,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心天津 , 公然喊出这样的台词 :“热心革命当热在心里，岂可只热在口头上 ? 凡常常自诩举之可以告人者 , 假革命耳 ! ”有人在报上著文称赞这台戏 “为一般假共和党人痛下当头一棒。”彼时 , 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向来不准学生进戏园看旧戏 , 当他从报上看到刘喜奎在天仙舞台演《新茶花》的评论后 , 亲往戏园实地考察 , 认可这果然是一出积极向上的好戏，遂准许学生有组织地到天仙舞台观看演出。 民国初年在天津演时装戏的还有奎德社（初名“志德社”），天津的常月樵、林墨青等文人墨客，为之编撰了许多剧本，并在报纸上发表推介文章。天津南开中学新剧团也给予奎德社许多帮助。据不完全统计，奎德社在天津演出的时装戏有百余部，其中《恩怨缘》《华娥传》《一元钱》等剧目，都是从南开新剧团编创的话剧移植，并成为保留剧目。渐后还演出了诸如《新茶花》《少奶奶的扇子》等一些根据外国名著改编，或取材于时事新闻、古今小说、电影故事的新剧。 晚清时侯，天津戏曲界的有识之士接受维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参与京剧改良，诸如严范孙、林墨青等文化人和汪笑侬等戏剧家，合作创办了以培养新型演员为目的的戏曲讲习所，从京剧的剧目内容到表现形式，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实践，一时间涌现出—大批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时装新戏，在全国剧坛树立了榜样。（待续） [1].高介云等《中国戏曲志▪天津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4页。 作者简介：甄光俊：当代著名戏曲史论学者，笔名童稚、岳安，原籍宁河县芦台镇，1941年生人，1958年从天津市戏曲学校毕业后，保送河北大学中文系进修。历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辅导员，小百花剧团琴师、编剧，天津市戏剧研究室主任、《艺术研究》编辑部主任，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曾经担任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兼职教授、天津唱片研究会秘书长，《艺术研究丛书》《天津近代名人丛书》《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天津卷》《中国梆子戏剧目大词典》《中国地方戏改革纪实》等编委，1998年被天津市人民政府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现任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常务理事、天津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天津市艺术史学会顾问，天津戏剧家协会荣誉理事、天津市南开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文史》编委，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早年改编、创作现代戏《槐树庄》《一块银元》《春满草原》《同心树下》等剧本；出版《河北梆子在天津史述》《中华戏曲·河北梆子》《甄光俊戏剧文汇》《甄光俊与津沽文化》《满园桃李竞芳菲》《台前幕后的悲泪欢歌》《河北梆子女伶志》《戏外有戏》《袁寒云简传》《韩俊卿传》《孙菊仙传》等专著；主编《天津近代十大戏曲家》《河北梆子声腔音乐论文集》；上世纪80年代担任《中国戏曲志天津卷》主要撰稿人，获文化部、中国文联、国家民委联合颁发“全国集成史志编纂成果个人奖一等奖”。为《中国梆子戏剧目大词典》《中国音乐词典》《京剧大百科全书》撰稿人；在《戏曲艺术》《中国戏剧》《中国京剧》《文史精华》《纵横》等20余种中文核心期刊及省市级期刊或文史类期刊以及各类丛书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分别获全国或省部级奖：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今晚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档案报等种报纸发表戏剧评论、艺术研究、文史考异、人物评传等数百篇，总计500余万字。 京畿学堂公众号 长按，识别二维码，敬请关注转发 来稿请投523090170@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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