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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产队的地主 和地主子女们 得知胡中英同学病逝的消息，我重读了她的遗作《肥美的大母鸡，你没有成份》，是为对胡中英同学的纪念，愿逝者安息。 重读她这篇作文，使我联想起当年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里，地主和地主子女们的一些事，动了写写他们的念头。他们曾是那么的渺小卑微，似乎微不足道，却是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艰辛地生存过。 胡仲英同学这篇作文是对我的一种启迪，谢谢胡中英同学。 ——题记 下乡两年，在生产队里日子待长了，和队里的农民都混得很熟了，姓甚名谁和他们的家庭成份也都弄得一清二楚。中国的偏远乡村多是由几个大姓人家为主体组成的，公社化以后，村就变成了生产队。 我们这个五大队十生产队就有好多人家姓熊，不少人家姓陈，还有好几家姓罗，另外的姓氏就很少了，全部加起来扳起指拇也数得清。我们队里的地主也是出在姓氏排前三的这几家大姓里，有熊地主、陈地主和罗地主，倒是没有一家富农。 那是中国大陆土地改革时定下的家庭成份。二十年过去了，那时定下的地主、富农和贫农、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们现在看起来都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是农民，穷苦的乡下人，都被禁锢在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乡，种田下地，靠挣工分、靠天老爷吃饭，一年里头荒月份都会饿肚皮。 农闲时，他们都是只吃两顿饭，而且还是“瓜菜代”。我感到惊讶：一日三餐是天经地义的呀，我长到二十几岁，不管好撇（孬），天天都是三顿饭。他们反倒嘲笑我：没干活路儿还想胀三顿饭？这一日两餐他们有个叫法是“二五八”，一日三餐他们叫做“三六九”。| 不同的是，贫农、下中农们是穷得十分开心的，他们在精神上是快乐的，就应了那个词儿“穷作乐”；他们是现政权的依靠对象，他们总是对的。 中农、富裕中农们穷得还算平安无事，与世无争，老老实实地当农民，挣工分、分口粮，他们是现政权的团结对象，没有什么麻烦。 地主、富农些就穷得不自在了，他们总是错的，他们是现政权的专政对象，是阶级敌人，是连公社社员名份都没有的贱人；他们被划定为前政权下作恶多端的剥削阶级份子，他们在现今这个社会里被认定罪孽深重，给他们定的罪名就是五类分子中的两种：地主、富农。他们一个个就像是地狱里做苦工的小鬼。 他们的子女生来有罪，就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罪，这是他们的原罪，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是低人一等的异类。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他们渐渐地接受了社会对他们的所有歧视，根本就没有社会公平公正的意识，他们只知道命该如此，天经地义。地主、富农是黑五类中最下贱的一类人了，他们的子女被贬斥为狗崽子，政策还规定世代传袭，他们的罪刑都是无期的。 先说说地主，我们这个队里还活着的地主有四个，三女一男。 陈素芬，一个40岁出头的女人，不胖不瘦，眉眼儿都长得周正，年轻时该是个漂亮地主婆，她读过几天私塾，识字儿。她那地主男人怎么死的我不知道，知青们谁也不会去打听这个，她现在的男人是个名叫罗老三的贫农。这罗老三是个说话风趣的人，调门儿不高，言语不多，开口说话常引人发笑，而他却一本正经。 陈素芬也是爱说爱笑的，和队里的人处得都不错，她常常嘻嘻哈哈地说些风扯扯的话，饮食男女，多是编些拿自己开涮的事儿，常常把她那个罗老三也牵扯进来。结果总是把众多男女社员逗得哈哈大笑，大家都很欢喜。她对人总是笑脸相迎，你莫说，她还真的会编排些令人捧腹的有趣故事，可以说她有这方面的天赋吧。 她的事儿有一件讲起来却是耸人听闻的。 我参加过一次生产队例行的评判地主会，是下乡第一年秋收后的一个晚上，地点是在生产队的公房里。 公社定出标准，把地主们分为四类。一类是改造得好的，可以考虑摘掉地主分子帽子；二类是改造得较好的，可以记一个五角星，算是积分；三类是改造得不好的；四类是抗拒改造的，这就很严重了，要遭加重无产阶级专政的。 陈素芬开头。她先做自我检讨，开口就说：“我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听了一惊，她这个偏远乡村女地主份子居然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概念？她说的具体内容更是让我吓了一大跳！说的是有一次她去赶广福场，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同队的社员买了一头黑毛猪崽，肉嘟嘟的很欢实，她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恭维讨好的话：“哎呀，你才买得好啊，你买了个毛主席。” 我紧张地看着公房里坐得满满的社员和队干部，男女老少们并没有什么反应，他们抽叶子烟的仍然是慢慢地吐着烟雾，做针线活的仍然是一针一针地细缝着，说悄悄话的仍然是压低声音细语，简直没有人理她这个茬儿。 我真的是惊骇不已！这样胆大包天犯上的恶毒话简直是反动透顶，罪该万死！活该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何况还是出自一个地主分子之口！要是在其他场合，立马就会被当场打个半死，枪毙一百次都有余了。 她陈素芬没事儿，她自己都没有觉得这是多大个事儿，她才会有那个心思撰捣出个“我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时髦句子。 她继续动情地检讨说：“我对社员们开玩笑说我是五梅花，我又不姓五，这又是犯了自由主义，这也是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我隐隐感觉到了这个陈素芬的狡黠、精明，她是怎么悟出这么个套路的？简直像是打太极啊！忽东忽西，左右游弋，四两拨千斤！面对泰山压顶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她一个女地主分子竟然如此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是那罗老三点拨的吗？还是无师自通？她怕是读过几本毛选单行本吧？匪夷所思，天性使然？简直就是她妈个鬼灵精怪！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生产队队长罗瞎子点评说：“陈素芬的表现还是好的。有一天，我亲自看见他把石板路上的一摊牛粪捧起来撒进田里，这是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平常个她对贫下中农很友好，和社员们多亲近的。她也还是有些地方需要改造的，要是她不犯她刚才说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就可以评为一类了，现在我的意见可以评二类。” 大队书记和主任都点头附和，他们俩是亲兄弟，也姓陈，可能和这个有点儿关系也未可知。总之，陈素芬轻松过关。 可能长得漂亮点儿的人，性格随和点儿的人，比较容易处好人际关系吧，哪怕是徐娘半老的地主分子呢。这归结于人性，当然就模糊了阶级性了。 就是在那次会上，另一个叫罗仁珍的地主婆就倒大霉了。这个瘦小干瘪的老女人，平常总是哭丧着脸，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见她脸上带过点儿笑，连她出声说话我都没有听到过。评她的时候，出身贫农的熊姓保管员冲到她面前，恨恨地一声大骂：“狗日的！”轮起右臂就给了她一个大耳光，一下子就把她打倒在地，罪名是她搞阶级报复，所举罪状是她养的几只鸡弄断了他门前栽的两棵小树苗。 罗仁珍改嫁的男人是个姓王的中农，平常就少言寡语，只是埋头干活，低头抽闷烟，就坐在人群里。我注意地看他，他那裹着白布帕子的脑袋低垂着，不吭气，只是一口一口不停地叭着叶子烟。 罗仁珍被打倒在地之前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话，我猜想她可能是什么成套路的话也说不出来的，她大字儿不识一个，没有那个语言能力；且由别人说去，说成个啥样儿就是啥样儿了。 我母亲到农村来看我时，她曾悄悄指着大院子告诉我母亲，这些房子原来都是她的。后来母亲对我说了这个事儿，照那时讲阶级斗争的说法，这就是地主阶级妄想复辟、变天、反攻倒算，我要是去揭发了，她会遭惨的。我心里想，怪不得共产党要讲阶级斗争。她是个糊涂虫，没有搞清楚自己这个地主分子是怎么回事，她当然地被归于第四类了。 最简单的评说过程是对我隔壁的那个姓熊的地主婆，她一开口就哭诉：她是被地主估奸的丫头，被逼做了地主的小老婆。没有谁对她说三道四，也没有把她归为几类就过去了。 她改嫁的那个老贫农也是姓罗，不过有农民们背地里说，她那两个人高马大的儿子都是地主的种，只有那个三角眼、翻嘴皮、龅牙巴、说话结巴、长得丑丑的十五六岁的幺儿出身贫农，那三角眼儿长得就像他妈。我有点儿疑心她说的不全是实话，那地主怎么就看上她啦？ 生产队开会就是这么慢吞吞的，拖泥带水到半夜才完，那个罗仁珍就一直趴在地上没起来。 有个特别的例外，就是被人们叫做癫子的地主熊祖贵，五十来岁，疯疯癫癫，却从不开口说话。全队的人其实都没有把他当地主看待，队里从来不把他拉出来评个好坏。癫子，这是本地对精神病人的叫法。他这人中等个头，长着一张柿饼子脸，眼泡有点儿浮肿，头发稀少，盖不住头皮，而且总是乱糟糟的，络腮胡子，面部表情一成不变，没见他正眼儿瞧过人。 他不会干田土里的活儿，只靠下力气挑煤到街上去卖。他也练出来了，过百斤的担子，从凉风垭半山腰煤窑挑下来，可以十几里路只换肩膀不歇气。一天两趟，到底能赚多少钱没人知道，反正生产队分给他的那份口粮他是买得回去的，从来不见欠账。 他就住在生产队公房，不是住在屋里，而是住在公房廊前搭的架子上，铺上木板，垫一层厚厚的谷草，放一张竹席，活像是筑了一个窝，他就这么一年四季地住着。煮饭就在公房晒坝边用三块石头垒个灶，垜个鼎罐，找点儿柴火一烧就成了。他还有个铁锅，炒菜他会，知道放油盐。饭菜都是提到他那窝里去吃，农民们说他吃一顿管一天。他没事儿就睡大觉，我猜想他那浮肿的眼皮就是这么睡出来的。 和一般农民比较起来，他当然显得极为怪异。听得出来，讲他故事的人都流露出一点怜悯、同情：他是现时无家可归、老来无人供养、死后无人送终的光杆杆一根啊。老熊家的人对他多少还是有一些照应，逢年过节也有本家叫他去坐席，有的是给他端一碗肉菜过来，那是他一年到头享受得到的仅有的一点儿亲情。 有个社员告诉我，说他是读过军校的国民党军官，文化高，高过了你老周这个高中毕业生。国民党战败，他投诚了共产党，过后不久就被放回老家来了，好多年了，老光棍一条，就这么一个人这样活着，日子混一天是一天。 我疑心他是装疯，直接联想起《水浒传》里的宋江，因为在浔阳江会友，酒醉后在墙壁上题反诗，酒醒后赫然惊悚，畏罪装疯卖傻，滚入粪坑，以屎尿糊头脸的事。宋江遭人揭发，打入死牢，梁山好汉劫法场救出其性命，这是后话。当然，这是我个人在心里想的事儿，就连在知青中也没有讲出来，那是会害人性命的啊！何况我那还是一番胡思乱想。 就算他熊癫子这疯是装的，那也是纠结于生死存亡的无奈，有道是“沉默是金”，也许这该看成是他求生存的智慧，要是这样的话，这是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抗争，他内心并不痛苦。 《红岩》小说里华子良装疯卖傻成功越狱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好长一段时期他还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到处作报告宣讲呢。 当然，华子良那是共产党人的装疯，是革命的装疯；熊祖贵是国民党人的装疯，是反革命的装疯。要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看他的阶级本质，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混为一谈，那就是人性论了，抹杀了阶级性，是修正主义那一套。这是多年的政治教育给我灌输的理念。 该说说地主子女们了。 在我们院子右边角，住着熊姓地主子女四兄妹。老大三十出头，已娶妻生子。他可是队里种田的一把好手，田里的活儿样样拿得起。尤其是插秧，在全生产队堪称老大，最绝活的一招是插秧打直行。那活路儿是这样的：看定大田的最长径，率先下田，顺着方向朝着对面田坎一直插过去，直到抵拢，实际上就是在那块大田里标示出一条四行秧苗宽的直线。 其他社员就傍着他的左右边儿一路插过去。这活路儿整个生产队里就他一个人拿得下来。有好事的青年试着模仿，插完一块不太大的田后，总会引来大伙儿的一阵哄笑。原来是看上去多少都会有一点打弯儿的地方。和他最接近的是大队长的女婿儿，不过那插出来的四路秧苗行间还是有点儿瑕疵，总有几窝秧苗是斜的，高手过招，还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功夫。 这个老大可算的全队第一英俊男人。个子一米七出头，身材匀称，五官端正，棱角分明，说话嗓门儿不大，声音清晰沉稳。就是胸背不挺直，我想，一是因为长年累月干那些繁重的农活儿，再就是加上沉重的精神、心理负担，低三下四地度日。他要撑起这个地主子女组成的家，他下面还有三个弟妹呢。 熊家老二比他哥略矮一点儿，却要壮实些。团脸儿，脑袋有点儿肉，颈项显短，背也有点儿扛，年龄过26了，还没有讨上媳妇儿，这在农村是该着急的。他常常和我打招呼，和其他社员一样的叫我老周，脸上总带笑，极和气的一个人，从不说是非，没见他和人争过什么。 最近他开始相亲了。前几天来了一个女子，我都看到了，长得不丑，个子也算高，就是有一只眼儿是泛白的，说是还会踩缝纫机。我看那老二堆一脸的笑，可能会成。 老三是个姑娘，熊祖英，19岁，身高有一米六吧，双眼皮，大眼睛，皮肤细白，白里透红，在生产队里可算是最漂亮的姑娘了。不过在我眼里，她可是过于丰满了点儿，双下巴都看得出来了。我有点不解的是，她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贫穷的农村，身体怎么会有这样好的营养。 我们刚到队里时，她也是好奇人群中的一个，常常到我们屋里来看知青的笑话儿，出工的时候也常常在我附近出现。前些时候，我母亲来看我期间，她还和我母亲拉过话儿，我母亲还夸过她长得漂亮呢。 有一天，大队书记找到我说：“在农村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美人计。”我心里敏感地意识到书记这个提醒的所指，多少有点感到好笑。书记这话我还给茹康同学说过，茹康听了也是一笑。 过了一段时间，书记到我屋里来，笑着对我说：“我考虑，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就是要知青在农村安家落户。” 我心里想，这莫不是来探我的口风，想把他侄女说合给我？ 他哥大队主任的小女儿陈文娟，20来岁，个子比那熊女子还高一点，身段还苗条一点。她那小腿长得挺好看，我是在田里并排插秧时清清楚楚看到的。长了点儿雀斑的脸盘儿也还看得过，就是那一双有点肉的眯眯眼儿不好看，像没有完全睁开似的。我们才下到队里那阵子，她也是看热闹的常客，被林平同学的弟弟说了一句“虚起个眼睛”，还惹得她跑回家去大哭了一场呢。 我当然顾左右而言他，把书记这话头岔一边儿去了。 就是真的在农村安家，那我也得找个女知青吧，长得美的女知青有的是。我二姐就说过，实在回不了重庆，就在农村找个女知青成家，她送我一部缝纫机，做做裁缝活儿，日子也会过得下去的。 熊女子还没有定亲，这么大的姑娘了，这在农村是很特别的事儿了，她在等待什么呢？她可能在期盼着，期盼着生活中会出现一些改变，不再过那一年复一年忧心忡忡的日子。 后来听说，她有个堂姐嫁在巴中县城关镇落户，已有三年。堂姐在那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两人见了面，都觉得可以。 点完冬粮就是农闲时节，离农历新年也不太远了。 一天下午，书记来我屋里闲谈，抽一支烟的工夫，熊女子进来了，她拿出一张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写成的字条，请书记盖那颗揣在他兜里的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的公章。 我看清楚了内容，是她的身份证明。书记接过来，在上面添上了“地主子女成份”几个字。她当即央求书记不要写上这个，得到的回答是：“那啷个可以呢！”党的书记嘛，阶级界限是不会含糊的，阶级立场是要站稳的。 她那张发红的脸上现出了悻悻的一丝苦笑。已经麻烦书记了，无论如何，脸上都要陪出点儿笑才是。 听说她要到巴中去了，可能是去谈婚论嫁了。她可能是想用远嫁他乡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吧，这样似乎可以模糊、减轻地主子女身份的困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猜想可能就是这样的。 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叫熊祖余，小名余儿，13岁；聪明伶俐，懂礼貌，他也叫我老周。听队里青年说，这孩子小学毕业成绩是全校第一名，由于是地主子女，任市中学不录取，区上有一个不入流的农业中学也不要他。 他们熊家地主子女四个，都只读了小学，在农村，能识字算账就算过得去了。 无论是地主分子还是地主子女，他们都在本能地、以自己还可能选择的方式，在这片天地间力求生存，哪怕是以最卑微的方式活着，只要能苟且地活着。无论如何，他们和天地间各种生命体一样有活下去的权利，何况他们还是生物链的最高端——和我们一样——是人。 曾经有一个30来岁的地主儿子悄悄问我：“老周，我老子是地主，我是地主子女。我现在是社员了，啷个我那几岁的娃儿还是地主子女呢？”我无言以对。 我就此请教一位常搞运动的小学党员教师，他略一思忖，回答了我：“是倒也是。不过，农村的家庭成份是土改划定的，后代若改动了，以后阶级斗争怎么搞呢？！”我又无语。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这是一次对农奴的解放。 那时，我已经离开农村四年多了。我想到了他们，我落户的生产队里的四个地主和熊家的四个地主子女们。他们四个地主该算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从不做坏事的地主分子，按政策该是摘掉了帽子的，但愿他们后半辈子过得舒心。 那个陈素芬还会那么煞费苦心地编些故事取悦于人吗？ 那个罗仁珍还会念叨她的老房子吗？ 那个熊姓地主婆怕是再也不会老在人前说她是被地主估奸那回事儿了。 特别是那个男地主熊祖贵，他该不会再疯癫下去了吧？该找间房子住下来了，人还不算老，找个女人安个家过日子吧。 那熊家的四个地主娃儿，老大自不必说，继续当他的全队首席插秧直行手；老二该娶到媳妇了吧？那漂亮的熊姑娘，那压在心里多年的地主子女的包袱该是永远甩掉了，屈辱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心里的抑郁终于烟消云散了，这下子可以堂堂正正、舒心地做个女人了吧？小余儿也长大成人了，想来聪明伶俐的他不至于成天滚在田土里玩泥巴的。 这几个戴了近三十年地主帽子的人，头顶无妄之罪，忍辱偷生，等于就是服了近三十年的刑。从他们的年龄推算，他们真当上地主的日子也没几年。熊家的那个熊祖英和熊祖余更是连地主生活的气味都没有闻到过吧。 在一个国家里，在亿万民众中，为什么要人为地让一部分人合法地去压迫、歧视、欺辱另一部分人呢？为什么要估到让一部分同胞去过那种屈辱、压抑的困苦生活？还要那么一代一代地延续不断？还要那么一代一代地制造出一些莫须有的“阶级敌人”呢？ 这是一种变相的种族歧视，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 【注】《肥美的大母鸡，你没有成份》作者胡中英，重庆一中老三届初67级同学，见重庆一中老三届回忆录《天地留痕》第205-207页。  周世伟，网名纬子，退休医生。重庆一中老三届高66级学子，曾经上山下乡当过知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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