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婆的一生共生育了八个子女，母出生于1926年，在家排行老大。祖辈靠种几亩薄田和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里，外公外婆却把母亲当作儿子来养育，因为母亲做事有主见，为人善良，性格刚烈，家里大事小事都能拿出自己的主见来，在家是个大事拍板的人，兄弟姐妹对她是又怕又敬重，脾气暴躁的外公一辈子不服别人就服母亲。 母亲的一生经历战乱、荒年、文革，是命运多舛的一生。 外婆为了维持生计，开了一个小小杂货店，因为外公外婆都是文盲，虽然有点经济头脑但一年下来没赚还亏，乡邻赊账没人记账只凭头脑记忆，好多糊涂账难以厘清。受够了没文化的苦头，外婆就送母亲去上学，原指望着家里能有一个识字的人可以对付记账的事儿，可是母亲自从接受教育后的思想嬗变，对她后来的人生选择有了很大的影响，她并不满足于在家庭杂货店里记账。 抗战时期，母亲18岁那年在村里一个张姓发小的影响下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后来那个发小想拉着母亲一起去上抗大，但外公认为父母在不远游，竭力反对一个女孩子尤其是跟一个男孩子去浪迹天涯肯定是凶多吉少，甚至以死相逼，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留在了地方继续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当时组织上交给她六颗手榴弹以备不时之需，打土豪分田地母亲都积极参与谋划，倾尽全力积极为党工作，战争年代在组织中担任递送文书、情报等联络工作，最终被当地暗藏的汉奸发现其党员的身份，向反动势力告了密，党员的身份也随之暴露。 共产党主力部队北撤，还乡团卷土重来时，还乡团的骨干分子吴广汉组织开会密谋，已经准备好麻袋绳索要将这个女共党秘密处死，打算处死后人不知鬼不觉的将其遗体埋入黄河边的泥沙里，但是隔墙有耳，秘密会议内容被埋伏在还乡团长家里的一个长工听到了，赶紧冒着生命危险跑去将消息通告了母亲，得知这一消息，母亲来不及与组织取得联系，忍痛将她留了很久的大辫子剪掉，又在脸上涂抹上锅烟灰，简单的乔装打扮一番，在摆渡人“朱大嘴巴”的帮助下在夜色的掩护下连夜逃跑，成功逃脱了还乡团的追杀，但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战争年代若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超过半年，那就属于自动脱党行为。那个时期母亲年龄还小，并没有人将这些规定告诉她。解放后，母亲回到了家乡，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太久，党组织对她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和考察，最后工作经历档案里的结论是“自动脱党”。此后，母亲也主动与组织说清楚，虽经过母亲多次请求再次加入党组织，但因为这段历史的缘故，母亲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党员身份。 母亲最后逃命到江阴，首先为了生存，就到一个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隐姓埋名做了一名缝纫工，在当时这里相对安全。边工作边听课，有时还主动干一些她份外的打扫卫生工作，因为勤学苦干校长便让她通过严格的考试，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在册学生。从一名缝纫工华丽转身为一名学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几年的学习中与上铺的淮阴籍同学王慕珍结下了姐妹情谊成为闺蜜，解放后两人同为人民教师，认真教书育人为人正直，在离开教育岗位多年后还常有学生来家里看望她，因其当初上的是女子学校接受的是相对传统封闭的教育，就与闺蜜相约两人准备抱团取暖一辈子相依为命，不考虑结婚之事，两人以姐妹相称共度时光。 
在一次洪泽湖大堤塌方抢险中，组织上从各单位抽调精干力量参加突击队抢险。当时父母同为抢险人员，父亲为机关领队的，母亲是教育系统的，这个头上盘着大辫子干起活来像个“拼命三郎”的女教师因此受到了抢险指挥部的表扬，引起了父亲的关注，后在组织部门的牵线下相互结识成家，而母亲的闺蜜严守当初的约定，一辈子都没有结婚，母亲在世的时候还一直与其往来密切，我们也一直称这漂亮的王老师为大姨，尽管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大姨就是我们心目中那个和蔼可亲的一个亲人。大姨虽然孑然一生，但对她自己当初的决定也不遗憾，常说，她的学生都是她的孩子，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也是非常疼爱，每次来家里总是不忘记给我们带点糖果之类的小零食。母亲也一直把这个闺蜜当作自己的亲姐姐看待。后来母亲调入淮阴县委党校工作，担任总账会计兼职文书还分管后勤，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母亲因年轻时候骑车出过车祸差点送命而留下了阴影，此后再也没有骑过车，每天上班只能靠步行，自我解嘲称自己每天乘的是11号小汽车。7点半上班得提前一个小时就要从家里出发，5点多钟就要起床，用煤球炉子为我们做好早饭还要做好午饭，中午回家根本来不及，就用那个年代家家都有的是用稻草编织的“饭捂子”将午饭捂起来，下班还要去菜市场买好第二天的菜，常年过着早出晚归两点一线的生活非常辛苦。 父亲由于工作繁忙还经常出差外地难免对家庭照顾不周，母亲培养我们各种家务和独立生活的技能，艰苦岁月中依然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用浅显易懂的道理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十二岁是大人，烧茶煮饭要你能。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等做人的道理，所以我们姐妹几个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生存，都形成了独立自主、吃得苦中苦的品格。 平淡的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的过着，没曾想一夜之间被文革的风暴打破了，县直机关也成立了造反组织，有几个上蹿下跳的造反积子，为了表现自己争取在运动中立功受奖，揪住母亲年轻时候自动脱党的这一段历史不放，在一个午后，造反派闯进家里带走母亲，母亲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在锅里扔进了一个纸条“相信人民相信党”！就这么被扣上了“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几顶莫须有的帽子的母亲，在初冬的一个午后，被押解到淮阴县渔沟公社“陶营”大队县“五七”干校，就是那个年代特定的地方“牛棚”。人生自由受到限制，就连书信往来也受到了审查，边批斗边接受“劳动改造”。 其中党校有一个部门负责人，在工作中曾利用职务之便，造假批条私自为自己购买了当时计划经济时期管控木材，因为母亲掌管着单位的公章，在需要盖公章上报审核的时候，母亲发现这是一起违规行为，此举遭到了母亲的义正言辞拒绝，此人眼看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恼羞成怒与母亲发生了争执，母亲据理力争坚持原则执行财务制度，没有为其办理审批手续，具体情形母亲没有说，但母亲把在与其争执时激愤之下拍桌子，连桌子上的玻璃板都拍碎了。此人从那以后就与母亲结下了梁子，因为个人利益没有没有得逞，从此在工作上处处刁难，母亲身体正不怕影子斜，只要为了国家的利益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文革爆发正好给平时在财务上不让钻空子的人提供了报一箭之仇的绝佳机会，造反派积极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对母亲进行疯狂的报复，在牛棚改造期间母亲是当时唯一被揪斗的女性，造反派气势的汹汹逼供信，没有让坚强的母亲屈服，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还要接受造反派没完没了的批斗，她自己还坚持看书看报，当时阅读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入住的牛棚是两檐到地用茅草搭建四面透风的小坯子，所谓的床其实就是用稻草铺垫被她自己称为“稻草席梦思”的地铺，根本抵挡不了数九严寒的侵袭，非人的折磨、无休止的批斗严重伤害了她的身心健康。 造反派见实在找不到什么茬子，就想在她总账会计上大做文章，搬来几大箱子账本，想在里面找到他们需要的所谓罪证，结果使造反派们很失望，干净整齐的账本没有反映出任何违法乱纪行为，收支平衡账目清楚。她一直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心底无私天地宽，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造反派们只好在批斗会上让母亲面前挂着用铅丝穿起的白牌子上写着倒写的某某某，上面打上红叉叉，让她下跪在台上接受审判，如果不跪就用脚踢迫使跪下，还用手剁她的后颈，屈辱和汗水没有让倔强的母亲低下头，就被他们强迫将双手背在后面坐“喷气式飞机”，坐台下的革命群众虽然明白和同情母亲的遭遇和受到的不白之冤，但在那种情况下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她始终坚信党组织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迫害只是暂时的，历史会还她一个清白。 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活着就有希望，母亲在忍受了近一年时间的折磨，46岁那年终于迎来新生，组织上专门下文为她平反昭雪。当年的造反派也愧疚地对她进行了赔礼道歉，但在她的心里，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痛，让她自己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尽管受了那么多委屈，并没有屈打成招，依然对党忠诚感谢组织还她清白，自己无愧于党和人民。 带着心灵和肉体的伤痛回归家庭，因为文革期间的政治迫害对身体和身心都是一种摧残，对家庭来说也是一种灾难，失去了基本工作能力，没多久就得了脑溢血，近乎于半边偏瘫十五年，此后的多数时间在病榻上度过。最后的几年里基本不能自理直到去世，享年60岁。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4个年头了，她在世就希望子女们能够好好读书，做一个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人，她的孩儿们一直记住她的谆谆教导，个个吃苦耐劳、勤俭独立、勤奋好学的品质大多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虽没有杰出贡献但绝没有人给她脸上抹黑，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工作上都秉承了她老人家诚实做人、踏实做事的家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奉献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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