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陈老师讲授梁漱溟的新心学，整场听下来，并没有太多的感受，一则对心学的了解不够多，二则对梁漱溟先生的了解也不多，三则，对新心学这个叫法很陌生，也不知如何认同。这是一个整体的感受。《中国文化要义》在陈老师讲之前翻看了第一章，读的时候，不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陈老师会把这本书和新心学联系在一起。 这周翻看了梁先生的《簌溟自述文录》，对梁先生的生平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性格受到其父亲的影响很大，讲求实用和自学，并对传统学问很反感，是最早接受新式学堂教育的一批人，可以说是接触了西方文化，这样的一个人，最后竟然是儒家的新心学代表。 阳明先生是心学的代表。其从“格竹事件”开始，慢慢走上“为己之学、自得之学”的个人探索，在龙场悟道，其悟到“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之理，圣人讲的道理，不在十三经里，也不在圣人讲的话里，在自己的心里。由此有了心即理，心外无物。心的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这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个“知”，不是技能之知，也非经验之知，而是德行之知，伦理之知，是一个人好善恶恶的德行。致良知就是看到好的事情就非常欣赏，看到恶的事情就非常厌恶，从而导致的一种绝大的道德力量。这大概是王阳明的心学，我在表述上或许不够全面和准确。 之所以对阳明心学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也就是想探索一下，梁漱溟的新心学新在哪里？ 就目标来看，阳明心学的目标是致良知，整个社会之人，其言行举止、为人处世，有内心之良知觉照，为善去恶，形成一个良好道德秩序的自治社会。 梁先生的新心学，也拥有其社会政治内涵，并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做了界定，那就是伦理社会。并对中国的伦理社会之本位也做了清晰的说明，那就是既非集体本位，也非个人本位，而是处于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伦理本位。新旧心学的目标一致，而是在阐述上，梁先生是建立在中西文化比较和泛哲学化的基础上。其新，新在对同一个目标做了哲学化的思考和系统性的构建。 梁先生特别强调自学，其学问并非书斋的学者式的搞学术研究，而是遇到问题，尽全力去寻求解决办法而得来，其有强大的自信，通过自学完全是可以解决的，这一点上，和阳明先生有着类似。阳明先生生活在程朱理学笼罩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的思想不出程朱理学的框框，格物致知是基础。阳明先生从格竹事件开始，就要致力于从理学那里开拓新路，这一切主要靠阳明先生之自学和社会人生之经历促进。梁漱溟先生面临的时代背景要比阳明先生复杂的多，传统文化的衰落，西方新思想的进入，社会处于立宪革新和共和革命的纷杂中，作为一个对中国未来忧心的知识分子，其通过自学和其人生之经历，要为中国的未来理出一条出路。 可以说，新心学跳出了旧心学的思想框架，是传统思想和西方哲学结合后，一个新的框架。 诸如陈老师讲到传统讲求理性精神。这种说法我们的古典思想并没有，而是西方的精神传统，理性精神照耀了整个西方现代启蒙时期。而中国的理性精神有其不一样的内涵，这是一种依内心之仁（良知）而兴起的反省精神，这种理性精神，表现为平静通达，清明安和以及无私的感情；它好恶相喻，痛痒相关；因情而有义，因义而构成天下的公共社会。 这种理性精神，让心、事、理通达。一个人主要有两种关系，一种是情感关系，一种是欲望关系。在情理关系里，人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在欲望关系里，人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情理关系，因情而生义，因义而聚合，构成了公共社会的基础。而欲望关系，则是这个公共社会冲突的根源。这样的一个梳理，解释了自古以来，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种治乱循环的原因所在。在这就心学里，没有这样清晰的描述。 在一个公共社会，教育是根本，而教育的本质就是启发人的理性精神，能反求诸己。人人能自我管理，引导民众的自治。阳明先生也洞见了这一点，于是就有了阳明先生的讲学活动，这是传统的教育方式。而梁先生主要在推动乡村自治。这又是一个新举措。 中国人的这种理性精神，生发了两大精神。一种是向上之心强，一种是相与之情厚，这就是易经之乾坤二卦的精神，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而这种自治，有很大的破绽。就在于一颗老鼠屎会坏掉一锅汤，所以外在制度的限制和约束就出现了。 西方思想的进入，未解决中国伦理社会思想的局限提供了契机。梁先生之所以能面对时代问题，融汇古今中西，在于其心，他说：“把自己的心先空洞起来，打破一切成见，去掉一切隔膜，彼此才可以求了解，才可以沟通一切而联合一切。”这就是心的力量。 陈老师用一则禅宗公案结束本次课：
这大概是对百年屈辱的一种预言吧。也是陈老师对中国古典思想的信心。 同济古典复兴书院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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