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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家

 东营微文化_ 2021-04-16

老    家

清明节前,借上坟的机会,八十九岁的母亲回老家住了七天,我们兄弟姐妹轮流陪着。自从父亲走后,我们就动员母亲进县城居住。可是母亲总是拒绝说:“这是家,我那里也不去。”态度很坚决。
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软磨硬泡,并保证经常替她回老家看看。最后母亲提出一个要求:逢年过节要回老家住上几天,否则免谈。就这样母亲被我们“生拉硬拽”进了城。
说实在的,我也有强烈的恋家情怀,自从进城居住后,梦中出现的情景始终是在老家。工作单位离家不远,因此,我常常偷偷回老家。瞒着母亲是因为怕跟着一起去,毕竟年龄大了,来回一趟怕累着她。如果母亲知道我从老家回来,总是从房屋到小院问个遍。下雨屋顶漏水吗?杏树开花了?院里长杂草吗?老枣树上的枣还是那么多吗?那两棵石榴树上的石榴红了吗?有时不敢说实话,特别是到了深秋,枣树下那一地的枣红。

回老家的早晨,天不亮就听到母亲的房间里有动静,推开门看,母亲已把要带的衣服包了一大包,看样子要在老家长期住下去。我知道母亲的迫切心情,只说了一句:“现在还不到6点啊。”
回到老家,大门开着,妹妹早早在家等着,把院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好像年轻了几岁,笑盈盈地四处看看,满意地点点头。锅碗瓢盆一样不缺,用大锅做出的饭,吃着格外香。晚上,躺在热炕上,感觉特别踏实,我挨着娘睡,亦如小时候。
“娘,还记得老屋吗?”
“怎么不记得,你是从小在那里长大的。”
五十多年前的老屋,珍藏着我近十七年的欢乐与成长。
娘说,老屋是我出生半年后——1963年春天盖的。老屋是低矮的土坯房,虽然只有不大的三间,却凝聚着父母多年的心血和汗水。他们省吃俭用七八年,一分一分积攒,买下了一架粗大的木梁和十五根檩条,又从三里地外的姥娘家运来几车砖。请本村的瓦匠垒砌五层砖的屋根脚,在父老乡亲们的齐心帮助下,盖起了这座房屋。娘用几十斤高粱磨成粉,蒸成高粱窝头,招待帮忙的乡亲。
老屋坐落在村庄的中央,宅基地是老祖宗留下的。庭院也称不上宽敞,南北长不过七米,随后,又靠着邻居的后墙盖了一间东屋。西面一条长长的、不到两米宽的胡同,这是进出庭院的唯一通道。庭院东面一棵小槐树,西南角有一棵高高的榆树,当春风吹来了新绿,一簇簇榆钱挂满枝头。夏天,小院被四周的房屋围着,显得格外闷热,一家人在榆树下乘凉、吃饭、话家常。
小时候,我特别胆小,白天在老屋和小院里玩耍,自己没有走出过狭窄的胡同,晚上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天,娘带着我到村西地里干农活,一丝微风吹来,不知谁说了一句“起风了”,娘一把没抓住,我拼命往回跑。娘追到家,看到惊恐的我已坐在了炕上。那时的心中,老屋是我最安全的“避风港”。
时光冲淡了儿时的许多记忆,难忘身体瘦弱的母亲在东屋推着石磨的身影。那时不懂事,娘说,看到推磨,我不是让娘背着,就是要坐在石磨上。娘推着几十斤的石磨,一圈一圈、一遍一遍,玉米粉从石磨间纷纷落下来,娘再用细箩箩出玉米面。等全部推完,已近中午,娘赶紧做饭,看着灶下跳动的火苗,右手不断地添着柴草,左手拉着风箱。水开了,娘把早准备好的玉米面团,用双手拍成圆饼,粘贴在锅上,围成一圈。等熟了,玉米饼子靠锅的一面又黄又脆,香甜的玉米饼子蘸着虾酱,就是儿时的一道美食。

1979年——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春天,我家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父母又操持着盖起了四间新房子。
父亲虽然大字认识不了几个,但是眼光超前,新屋坐落在村子西南角,防水台的西边。房屋宽敞明亮,高高的屋顶,红瓦插檐。当时虽然没有左邻右舍,但是紧挨着大路,恰好处在十字路口,出行非常方便。看着父亲本来白净的脸庞变得又黑又瘦,就知道父亲为盖新屋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累。一提这些,父亲却开心地说:“在那小屋小院里,憋屈了十多年,出进都别扭,在这里喘口气都舒坦。”
秋天,一家人从老屋搬到了新屋。中秋的夜晚,躺在新屋新炕上,透过新窗看着天上圆圆的月亮,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可我脑海中浮现的依然是那破旧的老屋。虽然高考榜上无名,但是我心中的希望尚在,还要拼一拼,想找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想来想去,最理想的地方还是老屋。经父母同意,阔别三个月后,老屋又成了我的“书房”。第二年,大学校园再次与我无缘,我也毅然走出了老屋,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有过迷茫、有过彷徨,学过木工、练过写作;参加过黄河工程,担任过村团支部书记。或借或买,读过老唱本《三国》,更爱看文学期刊《萌芽》,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读了一遍又一遍。有时白天干活也带着一本书,每天用读书消磨闲暇时光。一次偶然的机会,走进了校园,成了一名民办教师,与学生们同学习、共成长,九年后,考入昌潍师专,才圆了大学梦。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一家也商量着改善住房条件,新房屋只住了八年,又在原址上推倒重建,盖起七间宽大的砖瓦房。砖瓦房的格局是我设计的。有一年到河北省青县,一家房舍的格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画出了一个简单的图纸,经过父亲的修改,交给了建筑队。房屋建成后,曾在村里引起小小的轰动,房屋只留下两明间为客厅,其余的全部是单间,单间再隔成前后两小间,前面是卧室,后面是伙房。这样的格局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村却是第一家。
搬进了砖瓦房,父亲感慨地说:“一辈子操持着建房屋,做梦也没想到能住上这样宽敞的砖瓦房,现在老百姓的日子真好了。”父亲更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儿女们又住上了楼房。父亲高兴地说:“你们赶上好时代了。”

六十年代的那个老屋,哥哥一家曾住过一段时间。随后,本家的一位小叔在老屋住了几年,也搬走了。从此,再没人住过老屋,老屋在风雨侵蚀中墙壁百孔千疮,屋顶茅草摇晃。
有一天,我再次走近老屋的位置,看到的只是一堆泥土,地面上生长着一位老人种的南瓜,长长的瓜藤、宽大的叶子,胖胖的南瓜似孩童依偎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突然,看到几片南瓜叶子轻轻地摇动,我心中一阵阵惊喜,仿佛向我诉说着过往的故事,仿佛又回到儿时快乐的时光。是啊,老屋源于泥土,最后回归于泥土,并养育着新的生命。老屋并没有远去,只是变了模样,我不再感伤。

老屋、新屋、砖瓦房承载着梦牵魂绕的家乡记忆,寄托着我们永远不变的恋家情怀,房屋的变迁也是时代发展的印记。
这时,听到母亲轻微的鼾声,一天忙前忙后,她的老姐妹们也纷纷前来探望,见面都有说不完的家常,确实累了。借着路灯的余光,看到母亲布满沧桑的脸上挂着微笑,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作者简介:张景木,就职于利津县明集乡中心学校,高级教师。曾在《中学政史地》等报刊上发表历史教学论文十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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