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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汉语史学报》第二十二辑（2020年8月）第1-14页，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韩丹、黄笑山老师授权发布。 韓 丹 黃笑山
摘 要：從《文選》的版本演變推知，音注的反切後綴大規模地改“反”爲“切”始於北宋國子監本，其起點是徐鉉校定《說文解字》與之後一系列官方書籍的印刻。清儒所論隋唐“避反爲切”並無注音證據支持，今見宋代以前文獻中的反切格式皆爲“某某反”或“某某翻”，“切”字只用於行文論音，並未成爲音注的反切格式。北宋監本的影響使得“某某切”逐漸成爲主流的反切格式，但“某某反”始終未被完全替代。釐清“改反爲切”的範圍和時代，對考察音注來源，鑒定文獻版本和探索文本演變規律都有重要的價值。 關鍵字：反切 音注術語 版本演變 《文選》 “反切”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注音方法，即以兩字標注一字之音，再加反切後綴表示拼合，如“東，德紅反”。幾乎每本音韻教科書都會講到“反切”的術語稱名，一般會指出反切興起於漢，原是綴“反”或“翻”的，唐代宗大曆後，因避忌“反”字，所以改綴“切”字。此說從清儒而來，代表清代以來的主流觀點。但我們在研究《文選》版本更替時，從音注中看到的情況卻與此說有所不同，甚感疑惑。《文選》是梁代昭明太子選編的詩文集，因所收作品文辭典雅，閱讀難度高，隋唐兩代有不少人爲之音訓，傳至今日的主要是李善和五臣兩家。就今之通行本而言，李善音注多爲“某某切”，而五臣音注則多作“某某反”。兩家作注都在唐大曆之前，按上說皆當用“反”字，爲何比五臣還早一個甲子的李善卻改爲“切”呢？這種矛盾促使我們思考李善本中的“某某切”很可能是在刊刻時改動的。換句話說，音注改“反”爲“切”所反映的，可能是刊刻時的定式，而不一定是注音時的原貌。《文選》自宋以來歷代皆有刊刻，而且單注本、合注本、刪注本等品類繁多，監刻、府刻、私刻、坊刻等應有盡有，很難斷言哪個本子可以直接反映李善音注或五臣音注的原始形態。好在兩家注本都有鈔本殘卷存世，可爲考察其文本變遷提供了一個起點。從另一個角度說，《文選》音注是不可多得的音注文本演變的活化石，刊刻過程中音注變化的諸多細節問題，都可藉由《文選》豐富的版本資源一窺端倪。對音注術語“反”和“切”的選擇，也可從《文選》諸多版本中描繪出清晰的脈絡，因所得結論與前賢的看法有些許不同，特陳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一、《文選》諸本的“反”與“切”南宋淳熙尤袤刻本爲今存最早的李善注完本，考其反切多用“切”字（正文109次，注文2124次[1]），亦有少數用“反”字（正文53次，注文77次）。南宋以後的李善本皆以尤刻本爲祖本，如元張伯顏本，明唐藩本、汪諒本、汲古閣本，清胡刻本等，我們稱之爲“尤刻本系列”。清代梁僧寶《切韻求蒙·綱領十條》謂“李善注《文選》反、切兼稱”。梁氏所見《文選》，即當爲尤刻本系列的李善注本。但尤刻本的音注來源複雜，不少地方羼入了五臣音，如《文選序》李善無注文，尤刻本則存音注，且與五臣本同，不能作爲李善注“反、切兼稱”的證據。在尤刻本之前，北宋時期的李善本有過兩次刊刻記錄。首次爲景德監本，雕版甫就未及正式刷印，便毀於火災；天聖監本是燼後重刊之本，今存殘本[2]，基本能夠反映李善音注在版刻之初的面貌。我們考察了天聖本的反切術語，除了一卷全爲“反”外（詳下），其餘皆爲“切”。然此“切”綴注音並非李善的反切格式，因爲早在唐高宗永隆間（679-680）抄寫的《文選·西京賦》（敦煌寫卷P.2528）中141次反切一律用“反”，無一例爲“切”。此本僅遲於李善上表二十年，比較忠實地反映了李善注的原貌。另外，五臣注亦有鈔本存世，今見日本平安時期的殘卷（三條本）卷中，正文夾注“音某”和“某某反”甚爲工整。由此可知李善與五臣音注反切最初都是綴“反”的。不僅如此，在日藏古鈔《文選集注》中，公孫羅、李善、五家、陸善經及《音決》所引蕭該、曹憲、許淹等，諸家反切近4000條，亦全作“反”。這說明自隋至唐各家作音悉皆用“反”，直到五代傳鈔過程中[3]，都沒有發生“改反爲切”的變化。至於宋代及後代的刻本中，李善注用“切”、五臣注爲“反”，[4]這也要從五臣本的刊刻情況說起。五臣本早在後蜀已由宰相毋昭裔以私財鏤板付梓，蜀亡之後，其雕板悉歸宋廷，太宗特許毋氏子孫存板印售。祥符宮火後，昭裔子克勤將板上獻，收於國子監中，至於此板入監後有沒有刷印則不詳[5]。後平昌孟氏因不滿“二川、兩浙”之本“模字大而部帙重，較本粗而舛脫夥”，便以“小字楷書，深鏤濃印”重刊，並“考五經、《宋韻》以正之”[6]。南宋光宗時，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又“將監本與古本參校考正”再刊五臣本。[7]此後中土不見五臣本重刻的記錄。現將諸本中李善與五臣反切綴字的演變情況列入下表：表1 
由表1可清晰看出，五臣本初刻於北宋前，兩宋諸本皆坊間私刻，仍存“某某反”；李善本則是北宋國子監首次整理刊刻的，改爲“某某切”。需要說明有兩點： 一是五臣本刪略了正文句中夾注音的術語“反”和“音”字，僅在句末注音保留“反”和“音”字以與其他注文區別。蓋因正文夾注音“某某反”需佔雙行小字的兩格而留一空，略去“反”字，可使文本版式簡潔。陳八郎本多刪“反”而不刪“音”，或可爲證。試舉卷二《西京賦》一例比較：
早期音義書的鈔本文獻，如《文選音》殘卷、《毛詩音》殘卷等，也常省略反切後綴，既便抄寫，亦因雙行小字而不致混淆。 二是北宋秀州本是州府所刻的合注本，其中李善音依北宋監本作“某某切”，而正文中未省略反切後綴的五臣音則大多數保留了“某某反”，只有少量爲“某某切”，並沒有貫徹國子監統一綴“切”的標準。有學者認爲奎章閣本（秀州本）正文中的“某某切”是因官府刻本避諱而改（孔令剛，2012：82），我們對奎章閣正文中所有的反切後綴進行了統計，並參照正德本、明州本、贛州本等本對比考察，認爲單純由“反”改“切”的情況極少，不似避忌所致。綜上，從《文選》諸本的反切看，北宋州府官刻與坊間私刻皆不避用“反”，統一“改反爲切”的情況可能只發生在國子監刻本中。二、“改反爲切”與北宋國子監刊刻除了《文選》，其他書中的“改反爲切”也都與國子監的刊刻息息相關。我們以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爲線索，參考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對北宋國子監刊刻的韻書、字書、音義書一一考察，詳見表2，其中監本各書音注多與《文選》李善注一致用“切”字，未“改反爲切”的情況主要有兩種：表2 
*表中的“反”“切”指大貌而言，不排除零星混雜的情況。第一種集中在經部。“九經”與《釋文》五代已有雕版，宋初所印蓋承五代舊板[9]。雖宋初國子監也有重雕九經和《釋文》的記錄，但重雕只集中在部分內容上，且底本仍是後唐明宗時太學博士李鶚所書《五經》印本（李鶚本）[10]，根本上來說，仍屬五代監本系統。第二種集中在史部。今見“前三史”與《晉書》皆有隨文音義，但兩者的刊刻情況又有不同。《史記》宋刊僅《集解》一家，以今三家注觀之，以“反”爲主，亦用“切”字，可能是後代刊刻整理的結果。“三史”的文本在五代時已較穩定，國子監可能只是校勘，而非編纂，即如魏了翁《六經正誤序》（1985:243）所言：“本朝胄監經史，多仍周舊。”《晉書》雖然也是北宋國子監首刊，但唐人何超的《晉書音義》實爲南宋池州本刊刻時始附入的，在此之前，《晉書音義》的刊刻情況不詳[11]，故其“某某反”實與北宋監本無關。進一步觀察，北宋監本中音注用“切”字者，大致爲兩類：一類是前人所作，已有鈔本流傳的，除了《文選》外，集中在小學類的字、篇、韻系列；另一類是當朝人所作，直接進入刻本形態的，主要是補充經典與國家政令音義之類。茲將其音注底本與宋刻本的刊刻時間對比列出（見表3），以考察從鈔本到刻本的變化。表中所列寫本《唐韻》切語全都用“反”，聲稱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的北宋國子監刻大徐本《說文》音切則改用“切”[12]，這正是“改反爲切”的起點。表3 
由上表可看出，“改反爲切”實與三個因素密切相關： 一是由北宋國子監首次刊刻。刊刻對文本的定形有著重大的意義，《文選》李善注就是經由北宋國子監整理刊刻的，音注就統一“改反爲切”了；而五臣注則首刊於後蜀，國子監未雕新版，仍作“某某反”。二是經崇文院國子監實際修纂。字、韻、篇等書與《文選》一樣都經歷了從“寫淨本進呈”到開雕付印的過程，初命名時多有重修新定的字樣，例如從《重定切韻》到《大宋重修廣韻》，從《新定玉篇》到《大廣益會玉篇》，這些經過國子監編修的書都與其底本原貌有了很大不同，此時的“篇韻”已是“宋篇”、“宋韻”了，“改反爲切”乃其形式表現之一。三是時段集中，人員穩定。大規模的圖書校定和編纂，以太宗朝雍熙三年爲起點，持續到英宗朝治平年間，尤其在真宗、仁宗兩朝，編校參與者工作錯綜、相互配合，形成了比較穩定的工作組。徐鉉校定《說文》之前，曾參與宋初類書《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和《文苑英華》的編纂；《廣韻》編者陳彭年師事徐鉉；孫奭作《孟子音義》外，還校定了《莊子釋文》、《爾雅音義》等；賈昌朝參與了《文選》的校勘，其所作《群經音辨》又是丁度等人在刊修《集韻》時奏請印行的；公孫覺領銜初校《文選》完成後，趁《文選》雕版的時間，校勘了孫奭的《律·音義》，接著又復校《文選》的刻板。符合以上條件的還有宋初四大類書，我們對其版本和音注情況也進行了考察（見表4）。 表4 
雖然就今見各本而言，四大類書中皆有“反”有“切”，但諸本皆無宋刻全佚，今所見更非北宋本原貌。《太平廣記》現存最早版本是明本，即使是清代陳鱣、孫潛據以披校許自昌刻本、談愷刻本的宋抄、宋刻也皆爲南宋殘本（張國風，2002）；《冊府元龜》“祥符官刻”早佚，今殘存之宋刻本，一爲南宋新刊監本，一爲南宋蜀刻（馮惠民，1987）；《太平御覽》和《文苑英華》在北宋時也許一直都是未定寫本，綴“切”反音爲後代刊刻時闌入的可能性比較大。退一步講，各書至少都不回避用“反”，統一改爲“切”字仍當以徐鉉校定《說文》及國子監雕版（986年）爲起點[16]。宋代“改反爲切”不包括個人行爲，例如徐鉉完成《說文》次年，又刊印其弟徐鍇《說文篆韻譜》，其書例皆用“反”，並未改“切”。據此我們認爲，北宋經過太宗、真宗、仁宗三朝逐漸發展和繁榮起來的，集編纂、校讎、雕造、印售爲一體的崇文院與國子監，纔是“改反爲切”政策的實際制定者與執行者。 另外，考南宋監本亦未見明顯地“改反爲切”的傾向，北宋監本作“反”的仍作“反”，如九經、三史、《經典釋文》等；爲“切”者亦仍爲“切”，如《廣韻》、《集韻》、《禮部韻略》等。從根本上說，南宋監本與北宋州府刻本性質頗同，蓋如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1976:129）所言：“南渡初，監中不自刻書，悉令臨安府及他州俊郡刻之”。如南宋臨安府學紹興九年（1139）重雕賈昌朝《群經音辨》爲“切”，是因北宋慶曆三年(1043)國子監已首次刊刻，而同爲臨安府元祐元年（1086）所刻遼僧行均《龍龕手鑒》則作“反”[17]。至於兩宋的私刻與坊間刻書，更不考慮用“反”或“切”的問題，基本只遵底本而行。一言以蔽之，最初只有北宋太宗朝之後，國子監奉詔編纂刊刻的，與科舉考試、國家政策密切相關的儒家典籍纔統一“改反爲切”。就北宋的音注文本而言，“改反爲切”與何人編校何時刊刻相關，而與何人何時作音無關。一個文本的反切綴“反”或“切”一旦隨付梓定形，就不再輕易改變了。
三、對“改反爲切”動因的思考關於“改反爲切”，歷來多持“起自隋唐，惡避'反’字”之說，此與上述始於宋初官刻之論頗有不同，因此有必要重新審查舊說的依據。最早明確指出反切術語更替現象的是清初顧炎武。其《音論》卷下（2012:72-73）曰： 反切之名，自南北朝以上，皆謂之“反”。孫愐《唐韻》則謂之“切”。盖當時諱“反”字。如《荀子》“口行相反”、《戰國策》“上黨之民皆反爲趙”、《淮南子》“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家語》“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今本竝作“返”；《梁書·侯景傳》“取臺城如反掌”亦作“返”，皆是後人所改（隋以前不避“反”字，漢器首山宮鐙“蒲坂”字作“蒲反”）。而《水經》《說文》“汳”字，唐人亦改作“汴”（《路史》云：“隋煬帝惡其從反，易之。”），“飯”字亦或爲“飰”。 唐玄度《九經字様·序》曰：“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曰：“梁沈約創立紐字之圖。”）其卷内之字，“蓋”字下云：“公害翻”，代“反”以“翻”。“𠬪”字下云：“平表紐”，代“反”以“紐”。是則“反”也、“翻”也、“切”也、“紐”也，一也。然張參《五經文字》竝不諱“反”，則知凡此之類，必起於大曆以後矣。 顧氏此說，謂隋唐諱惡“反”字，代以“翻、紐”，與“切”爲一，起於大曆之後。有清一代，多本此說。如戴震《聲韻考》卷一（2002:416）言“合唐之季，避言反改曰切”、王念孫《博雅音》卷二（1939：1511）“冗”字條謂“變反言切，始自開元”，以至四庫館臣《〈廣雅〉提要》（1965:341）“称音字改反为切，实始於唐开成间”、李汝珍《音鑒》卷二《第十二問反切總論》（2002:412）謂“因藩鎮不靖，諱反而言切”等，咸引開成中唐玄度《九經字樣》“避以反言”以及“《唐韻》謂之切”爲證。又有謂東晉北朝音注及早期《切韻》諸書已謂之“切”、後人“改切爲反”之說者，如陳澧《切韻考》卷六（1997:443）說： 顏氏家訓云：“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又云：“河北切攻字爲古琮”，據此則東晉及北朝已謂之切矣。顏氏又云：“陽休之造《切韻》”，《梁書·周颙傳》云：“颙著《四聲切韻》”，此又《切韻》之名在陸法言以前者，陸氏書既名《切韻》，則必言“切”不言“反”（《經典釋文》多引《切韻》，如《舜典》：“讒，《切韻》仕咸反”“殄，《切韻》徒典反”，《釋文》之例言“反”不言“切”，故改“切”爲“反”耳）。 諸家所論，在時間跨度上從隋初至於唐末，陳澧則上溯至東晉。今謂其說，或囿於所見，或解讀偏駮，皆難成立，詳論如下。 （一）關於“《唐韻》謂之切”和“《切韻》必言切”清人所謂“《唐韻》謂之切”，顯然是對《唐韻》原貌的誤解。因孫愐《唐韻》早佚，清人未能得見，便因徐鉉等人“以孫愐音切爲定”之言，把大徐《說文》音直接當成《唐韻》音，如梁僧寶《切韻求蒙》云：“顧、陸原書必曰'反’，其曰'切’乃二孫所改。《唐韻》雖已佚，而音切略見徐鉉所校《說文》”，便是將徐鉉校定《說文》時所改的“某某切”誤當成孫愐《唐韻》所改[18]。另外，也有可能因《廣韻》卷首題曰陸法言撰本，且載有陸氏原序及孫愐《唐韻序》，遂有徑稱之爲“陸法言《廣韻》”“孫愐《唐韻》”者，而《康熙字典》中首列《唐韻》音“某某切”者蓋由此而來。近代敦煌本材料現出，《唐韻》切語與陸法言《切韻》、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等形式一致，例皆用“反”，無一爲“切”。將蔣斧本《唐韻》、敦煌《唐韻》殘卷（P.2018）等跟大徐音比較，還可發現無論反切用字還是切出的讀音，兩書並不全同（蔡夢麒，2011：118-121、125）。清人未重視徐鉉校定《說文》音時可能加入了自造的或其他來源的反切，自然也忽略了徐鉉校定及國子監雕版時“改反爲切”的可能性。類似情況也見於明代《永樂大典》，《大典》引“徐鍇《通釋》”“釋行均《龍龕手鏡》”等作“反”，引郭忠恕《佩觽》作“翻”，而引“許慎《說文》”、“孫緬《唐韻》”、“陸法言《廣韻》”等音則跟《大宋重修廣韻》、丁度《集韻》、吳棫《韻補》、韓道昭《五音集韻》、《洪武正韻》等一樣作“切”。故或謂《永樂大典》所引皆存作音原貌，而未深究許慎作《說文》時尚無反切，而清以後所輯或散見他書的《說文音隱》、《說文》舊音，皆爲“某某反”，所謂“許慎《說文》”作“某某切”者，可能就是宋代刊刻的大徐本；而“孫緬《唐韻》”“陸法言《廣韻》”可能也是宋代以後刊刻的《廣韻》的一種（徐朝東，2012：259）。因此，清人據《說文》音或“孫愐《唐韻》”謂“改反爲切”必在隋唐，乃是將宋代重修新刊的結果誤解爲作音時的原貌了。 儘管注音用“切”的時間較顧炎武等人所論爲晚，但各方面材料證明“自南北朝以上，皆謂之反”並沒有問題，因此陳澧所謂“東晉及北朝已謂之切矣”之說，便無法成立。其“既名《切韻》，則必言'切’”之說，自然也是未見《切韻》原貌的想象之詞，至於他所舉《顏氏家訓》“切攻字爲古琮”等語，實非注音格式。顏氏評議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跟批評“《說文》音戛爲棘、讀皿爲猛”“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等一樣，其句中“反、切、音、讀”等只是互文見義駢文變化。這類行文中的“切”確有“拼切”義，但無法證明反切後綴已用“切”。例如五代“守溫韻學殘卷”（s.2012）中行文如“夫類隔切字有數般，須細辨輕重，方乃明之，如都教切罩，他孟切撐，徒幸切㻛”等用“切”表示拼讀，但注音“高，古豪反；觀，古桓反”“諸，章魚反；葅，側魚反”等切語卻都綴“反”。同理而相反者，如南宋毛晃《進增修互註禮部韻略表》（1986:336）云：“《廣韻》以武移反渺瀰之瀰（當民卑切）、以房脂反輔毗之毗（當頻彌切）、以符羈反皮革之皮（當蒲麋切）。”其書切語已改綴“切”了，而此句行文卻選擇用“反”。若拿毛晃行文之“反”證《廣韻》切語必綴“反”，顯然與事實不符。故陳澧用顏之推“切某字爲某某”之行文證東晉徐邈音注反切爲“某某切”，進而證《經典釋文》“改切爲反”，其推論之誤明矣。 （二）關於“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對於《九經字樣》的“避以反言，但紐四聲”，陳澧稱：“此元度自言其著書之例”，其《切韻考》卷六（1997:443）曰：戴東原《聲韻考》引此謂唐李避言“反”而改曰“切”，蓋未詳考也（《九經字樣》所謂“但紐四聲”者，如“鬰”字音“氳入”、“刊”字音“渴平”是也，非但不言“反”，且不用切語）。 《四庫提要·九經字樣》（1965:348）亦云：“是又二書義例之異云爾”，此其說可取之處。《九經字樣》注音既不見“切”，亦不言“反”，除注“蓋”“𠬪”兩字三個反切外（詳下），只有直音和“紐四聲”的音注，這正是其著書體例。舉其木部（1936:14）、手部（1936:38）注音之例如下： 鬰 並氳入  榛音臻  刊渴平  栵音例 稽音雞 檡音澤 控空去 摜關去 抽丑平 折旃入 摮巧平 咬平 扑音撲 揔騣上 這類紐聲加調配合直音使用，實際上就回避了反切的形式。雖然反切法經六朝發展，到唐代雖已相當成熟，但因語音演變，舊有反切已難矢口得音，尤其初學拼讀，誠難於直音和紐聲。唐玄宗所作《開元文字音義》，“片言旁通，去嫌於翻字”[19]，《九經字樣》作爲《五經文字》的補充，聲韻依之，避開反切，但紐四聲，是取其簡易。後蜀林罕《字源編小說》（1983:9292）自序云：“罕今所篆者，则取李阳冰《重定说文》；所隸者，則取《開元文字》……其篆文下及注中易字便以隸書爲音，如稍難者則紐以四聲，四聲不足乃加切韻。使學者簡而易從，渙然冰釋。”亦從側面說明了《開元文字音義》的紐四聲法較之反切更爲簡單易讀。紐聲之法亦用於反切，像《九經字樣》“凍，東去”之類的“紐聲加調”，稍加改變，就可以構成“凍，東送反”（《經典釋文》，2013：688）這樣的“紐聲反切”，這種以“紐聲”爲內核的新型反切，在唐代一度相當流行，上所列《九經直音》木部、手部中“紐聲加調”之例，其相應的“紐聲反切”可以在慧琳《一切經音義》裏見到：郁氳菊反 刊渴安反 控空貢反 摜關患反 抽丑留反 折旃熱反 敲巧交反 揔宗董反[20] 慧琳音多取元庭堅《韻英》，而《韻英》跟《開元文字音義》關係密切，[21]這種依然紐四聲的新型反切，仍綴以“反”字，從另一側面說明所謂“避以反言”，恐怕不能單純用諱“反”來解釋。 《開元文字》已佚，今所見輯佚中，亦未見其用“切”證據。楊軍（2017：110）從慧琳《一切經音義》中鉤輯出兩條：“或爴……《文字音義》云：鳥窮則啄，獸窮則㩴，俱籰反，抓持曰爴。”“黧黮，上力遲反。《通俗文》云，班黑曰黧……《開元文字音義》云：力奚反”，與慧琳切語一樣用“反”。另宋郭忠恕《汗簡》亦引《開元文字》，其中兩則卻無音注：“，陸，《開元文字》”“，拙，出《開元文字》”，另有音切兩則：“煔，炶，弋漸切，出《開元文字》”“䶱，火冬切，《開元文字》”[22]，皆綴以“切”。不過《汗簡》成書於太平興國初，後經李建中衎修，其時正值國子監改反爲切[23]，故其徵引古文經典、石經碑銘、集字、音義書等七十一家字跡，凡有切語，無論來源早晚，一律爲“切”，應是統一編改所致。綜上，所謂“《唐韻》謂之切”及《九經字樣》“避以反言”，都無法論定唐人“改反爲切”。清人的看法主要還是來自修訂過的刻本，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見到早期的鈔本。隨著敦煌文獻的發現，現代學者對“改反爲切”的看法多有修正，羅常培（1956：79-80）云：“敦煌所發現之唐寫本《唐韻》概作'反’而不作'切’，即宋槧《尚書釋文》等書，亦尚'反’與'切’參用，則唐玄度所言，殆亦一時之避忌也。”（三）諱反心理和“反”之音義無論是否一時之避，“改反爲切”可能確實隱有“惡反”“避反”的心理動因。清儒所引《九經字樣》“避以反言”、改古書“反”字作“返”、《水經》“汳”字改作“汴”以及《說文》“飯”或爲“飰”之類[24]，似乎都指向隋唐人“惡反”。但文獻中不避“反”字的情況更比比皆是。以顧炎武字例言，“反”改作“返”，不避从“反”，他如“板版販阪坂畈昄眅”之屬，不改“反”聲，何獨“飯、汳”惡“反”？就《九經字樣》言，其解字之例如：“殷，隐平，盛也。从反身”“乏，《春秋传》曰：人反正为乏”，不避“反”字；其列字之中，“飯，作飰者訛”，則从“反”者正，安見其避？避諱最繁的宋代，避諱及嫌名皆寫入科考手冊《禮部韻略》中，但官方文件和私人筆記均未見提及反切須避“反”字。宋人新作音注或仍用“反”，如南宋處觀的《紹興重雕大藏音》即是。檢歷代文書，明確規定避用“反”字的，只有《元典章·表章回避字樣》（2011:1006-1008），其“判”條下注“'反、逆’同”，但同時“切”也在“殺”條中，“反”“切”二字皆爲當避用的“兇惡字”，後又因“除御名廟諱必合回避，其餘字樣，似難定擬”，很快就廢除了。因此，歷代皆有的諱“反”心理，並非反切後綴的“改反爲切”的真實動力。上文提到《九經字樣》注音用直音或紐聲加調，僅三個反切（四次），應是“避以反言”之個別變例。“，平表紐”綴“紐”用於部首字，兩個綴“翻”的切語皆“蓋”字舊音（《字統》公艾翻、《說文》及張參《五經文字》公害翻）。其他書中“翻”之代“反”，更難說爲避諱。反切之源可溯至“反語”，見於諺戲讖言；反語之“反”，其義原在翻覆，其例“正反”“到反”，皆取音兼義[25]。“翻”字晚出[26]，乃翻覆變化之義，經史多以“反”“幡”字爲之；“翻”字行用後，於翻覆、反叛義上，亦常與“反”通用[27]。故反語亦稱“翻語”[28]，“反切”也作“翻切”。如南宋李燾《重刊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載徐鉉上表有“《說文》之時，未有翻切”句，今見大徐本《說文解字》作“未有反切”。自來皆謂“反亦作翻”[29]，清梁僧寶《切韻求蒙》（1955:4-5）又謂“作反爲正”。反切術語“反”“翻”同音同詞，僅字異耳。論者或曰，“反”字後來以上聲一讀爲主，其平聲“拼切”義因此不顯，故代以“切”[30]。此說提供了音義演變的思路，但亦有窒礙。雖然宋代“改反爲切”已成主流，但坊間刻本仍繼續使用綴“反”的傳統切語，顯然“反”的“拼切”義未晦；觀宋郭忠恕《佩觽》通例爲“翻”，《汗簡》則改爲“切”，“翻”既同“反”，詞義不顯也難成說；“切”行用三百年後，元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又通篇作“翻”，就更難用拼切義消減來作解釋了。實際上，“反”字改讀上聲後，在“反語”“反音”“音反”及“某某反”中“拼切”義依然清晰。一般固定語境或用法中，詞音發生變化，其意義未必會隨之消變，使用者也不會因語變而覺不妥[31]。或許在“反”字上聲讀法未完全覆蓋平聲之前，具有相同詞義的“翻”字繼續承擔著其平聲舊讀，出現在郭忠恕《佩觽》、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以及零星的注音裏，所以在反切裏“翻”之代“反”與其詞義顯晦、與是否諱“反”都沒有直接關係。至於綴“紐”的切語，更只是個別僅見的變例而已。六朝行文論音，“反”“切”有互見，如上舉《顏氏家訓》“反驟爲在遘”“切椽爲徒緣”並謂“拼切”，但切韻注音，則唯綴“反”字，北宋之前未見綴“切”者。蓋注音只用“正反”取音，不再“正、到”翻覆兼取音義，“反/翻”之綴，便不如後來“切”綴妥帖了。“切”者，摩也，兩字相摩義成一音，詞義清晰，綴“切”形式或許因此得到了宋初崇文院學士集團的青睞，用爲重修新定圖書注音的統一標準，行之雕板，得以定型，成爲宋代典籍新校重修的標誌。北宋國子監修纂校刻的圖書不僅刻印精良且易得[32]，更重要的是覆蓋了儒家最經典的文本（字、篇、韻諸書），尤其是像《禮部韻略》這樣的科考必備書籍，在詩賦考試中更具權威影響力與示範作用，“某某切”因此成了宋人新的主流注音習慣，如吳棫《韻補》、韓醇《柳河東集詁訓》、王伯大《別本韓文考異》等均用“切”，而且在新增音注時，也多取綴“切”形式。所以我們認爲，反切注音綴“切”形式的行用，並不是從“藩鎮不靖”的隋唐開始，而是始於“崇文抑武”的北宋。宋代以後，第二次大規模的“改反爲切”主要表現在《永樂北藏》與《正統道藏》之中，仍與刊刻因素相關，其執行者爲明代經廠。同時明清覆刻宋版書的風潮，使得“某某切”進一步成爲正統。至此，儒、釋、道的主要經典的音注都成了“某某切”，這大概纔是清初顧炎武所注意到的反切後綴更替的客觀基礎。關於佛藏、道藏中“改反爲切”的具體情況，我們將另行撰文，茲不贅述。 四、正確認識改反爲切的意義“改反爲切”是個長期的歷程，由於修訂重刊文獻時各種版本的參用，往往造成錯綜複雜的情形。以宋初版刻已經“改反爲切”的《廣韻》《玉篇》等小學書爲例，其中仍然出現綴“反”的切語。例如，《廣韻》正文音注皆爲“某某切”，而南宋國子監刻《大宋重修廣韻》所附“六則”之末的《辨四聲輕清種濁法》卻爲“某某反”，高宗本、孝宗本、元泰定本（古逸叢書本）及最通行的清澤存堂本皆同。雖北宋本《廣韻》已佚，無從比較，但從南宋黃三八郎本《鉅宋廣韻》僅附“三則”皆用“反”不用“切”的情況來看[33]，不附後三則的纔是北宋本《廣韻》原貌。《玉篇》亦如此，清澤存堂本《大廣益會玉篇》後附的《分毫字樣》作“某某反”，餘則皆爲“切”，檢元刊本、明經廠本皆無此附錄。這些用“反”的現象，都是再版時增附其他內容所致。認識到版本刊刻與“改反爲切”的關係，有助於我們判斷底本來源問題。清人早有類似做法，但清人判斷往往依據作音的時代，而據上所論，我們從版本刊刻的時間和刊刻者的角度考察，會更加清晰。下以來源複雜的《文選》爲例，以見一斑。奎章閣本《文選》的正文夾注音和注文音來自兩個底本，其正文音的底本是北宋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不在上述“改反爲切”的範圍內，切語沿用“某某反”；其注文音的底本是北宋國子監刊李善注本，切語已經改爲“某某切”。但是我們在奎章閣本正文夾注音裏卻可以看到有“某某切”的情況，這些切語可以反映北宋秀州本原貌的共有140條，其中109條“切”字是伴隨校語添入的[34]。這是因爲秀州本的五臣底本孟氏本的句中反切多刪略注音術語“反”和“音”字（見第一部分），由於合注時在切語後又增添了異文校語，爲便識別就不得不在校語前補出切語後綴，例如卷二《西京賦》：
出於宋人注音的新習慣，所補後綴爲“切”，而不再是原來的“反”了，這個從刪略到重綴的改動呈現了反切術語從“反”到“切”的更替過程。與孟氏本相校，秀州本真正改“反”爲“切”的僅16條，原作“某某反”的300餘條（多爲句末音注）仍保存“某某反”的格式。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北宋州府刻本也沒有統一改用“切”字的要求。
北宋監本《文選》的音注在“改反爲切”的範圍內，但我們窮盡式考察今存天聖殘本後發現，其中也有用“反”的情況，僅出現在第六卷中（共40次）；再考察以北宋監本爲李善注底本的奎章閣本的注文音，發現“某某反”也只集中在第六卷（共63次），他卷則少見（共11次）。這種集中型的分佈模式與一般版本中後人音注零星闌入的離散型不同，很可能反映了其底本的原貌。我們猜想這或與監本《文選》的刊刻歷程有關。蓋北宋首次整理“景德監本”時，切語已全改爲“切”綴，燬後再次校理刊刻“天聖監本”時，所據乃是已有蠹損的太清樓副本，或因第六卷底本不全，取他本補之，卻失察於反切後綴未曾更改。具體原因爲何，今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天聖監本中的“反”，與尤刻本正文中的“反”所提示的五臣音闌入的性質頗爲不同。近有友人提及今所見敦煌文獻中，有一種俄藏《大方廣佛華嚴經音》殘片的音注爲“某某切”，我們據其用“切”可以大致斷定這些殘片不太可能是唐五代的產物，經檢索知張涌泉（2008：5136-5149）已對殘片做了綴合研究，他根據其中的避諱字、簡化俗字以及反切用字多遵《廣韻》等情況，將其斷爲“宋代以後的產物”，“很可能是黑水城文獻混入的”。這說明正確認識“改反爲切”，對出土文獻的時代斷定也有意義。结 语我們從版本上考察音注術語“改反爲切”的現象，主要有以下幾條發現：（1）音注術語“反”“切”的更替，是從中古到近代音韻文獻中的一個顯著變化，可是這種基於刊刻因素的替換不是整齊劃一的，表現出了錯綜與不平衡的特點，而且最終也沒有全部完成。（2）文獻注音統一“改反爲切”主要有兩次，第一次集中在北宋國子監刊刻的儒家典籍，第二次則延伸到明代經廠刊刻的佛藏和道藏。（3）“切”字成爲反切術語的標準，是從宋初徐鉉在《校定說文解字》中改孫緬《唐韻》音“反”爲“切”開始的，北宋崇文院與國子監在小學類“字、篇、韻”的校定中選取“切”的注音標準，成熟雕造印刷技術使之確立定型，在科舉考試中的影響和習慣的形成使之逐步擴散流行。但對“某某切”的形式並未硬性規定，對在民間沿用傳統的“反”也相當寬容，私人著述中仍呈現出自由選擇的面貌。（4）“改反爲切”主要跟音注文本的修定、刊刻、流佈有關，而與注音時間關係較遠。唐代避“反”的心理動因並未直接導致“某某切”的流行，成規模地改“切”與唐玄度“避以反言”並無直接關係。而源於反語的“翻覆”義消減或與“改反爲切”有一定聯繫，但“反”的“拼切”義並未消失。鈔本時期出現的少量“某某翻”與“某某反”並無明顯不同，或可視爲一種過渡。“某某紐”則個別罕見。總之，釐清“改反爲切”的範圍和時代，對考察音注來源，鑒定文獻版本和探索文本演變規律都有重要的價值。 徵引書目： 隋·陸德明《經典釋文》（宋元遞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唐·李善注《文選》（天聖監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唐·五臣注《文選》（陳八郎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唐·五臣注《文選》（正德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唐·六家注《文選》（奎章閣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唐·玄度《新加九經字樣》，《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6。後蜀·林罕《林氏字源編小說序》，《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影印，1963。宋·陳彭年等《鉅宋廣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宋·毛晃、毛居正《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7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宋·魏了翁《六經正誤序》，《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台北）世界書局，1985。宋·周必大《纂修文苑英華事始》，《文苑英華》，中華書局，1966。清·戴震《聲韻考》，《續修四庫全書》第24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清·顧炎武《音論》，《音學五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清·王念孫校《博雅音》，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9。清·陳澧《切韻考》，《叢書集成三編》第28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清·李汝珍《李氏音鑒》，《續修四庫全書》第26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清·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參考文獻： 蔡夢麒.《徐鉉反切與唐韻反切的差異》[J].《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1）. 常思春.《談南宋紹興辛巳建陽陳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選〉》[J].《西華大學學報》2010（3）：31. 陳高華等校.元典章[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1006—1008. 馮惠民.宋刻殘本〈冊府元龜〉瑣議[J].社會科學戰線.1987（1）. 高田時雄.敦煌本〈玉篇〉、敦煌本〈玉篇〉·補遺[M]//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306-327. 孔令剛.《文選》五臣音注從單刻本到合刻本形式之演變[J].殷都學刊，2012（2）. 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M].北京：中華書局，1956. 聶溦萌.晉書版本演化考[J].文史，2013（3）：51-52。 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M]//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2-63. 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M]//王國維先生全集續編（第一冊）.臺北：大通書局，1976：1-138. 徐朝東.蔣藏本〈唐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徐玉立編.汉碑全集[M].鄭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 楊軍、黃笑山、儲泰松.《經典釋文》反切結構的類型、層次及音韻性質[M]//歷史語言學研究（第11輯）.商務印書館，2017： 俞紹初、劉群棟、王翠紅.新校訂六家注文選[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3：5、10、24. 張國風.《太平廣記》在兩宋的流傳[J].《文獻》2002(4): 張月雲.宋刊《文選》李善單注本考，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8：767-792 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十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8:5136-5149 周生傑.太平御覽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8:111-147.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經典釋文》文獻與語言研究”（14ZDB097）；“中、日、韓漢語音義文獻集成與漢語音義學研究（19ZDA31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文選》李善注校理”（14AZD074）階段性成果。[1]本文《文選》注音次數統計皆據我們自建的資料庫，因版本、認識、完善程度等因素影響，與同行統計或有出入，但不至影響觀察和結論。[2]“天聖監本”學界多稱爲“北宋監本”，國家圖書館藏23卷，臺灣博物院藏11卷。其刊刻的情況參見張月雲（1998），俞紹初、劉群棟、王翠紅（2013）。[3]《文選集注》集於何時，學界仍有不同看法。俞紹初據“五家”稱名及卷中避諱字推測《文選集注》成書於五代南唐，今從俞說。參見俞紹初、劉群棟、王翠紅（2013）。[4]檢今存兩種五臣注《文選》全本，南宋陳八郎本注“某某反”301次，“某某切”34次（“切”字多出於鈔配之卷，恐非陳本原貌）；明朝鮮正德本注“反”310次，“切”僅6次。[5]毋昭裔本今亡。據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國子監劉崇超言“內《文選》只是五臣注本”，“年深訛缺，字體不全，有妨印造”，當爲此本。參見常思春（2010）。[6]孟氏本今亡，其刊刻情況略見於奎章閣本所附沈嚴《序》，南宋杭州貓兒橋鐘家刻本（殘）及明正德四年的朝鮮刻本都屬其翻刻本。[7]陳八郎本今存全帙（部分爲鈔配），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藏，1981年影印。[8]秀州本是五臣與李善兩家音注的首次合刊，之後諸州學刻合注本（明州本、贛州本等）均本於此，其音注術語基本變化不大。秀州本今亡，茲藉朝鮮翻刻的奎章閣本考察。[9]理由一：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宰相馮道奏請依唐石經文字刻印《九經》，委學官田敏等校讎刊定，到後周顯德六年（959）復校《九經》及《經典釋文》並刻板，校刊雕造工作持續二十二年方成。次年陳橋兵變，宋以代禪的方式完成政權轉移，二書雕板自然歸宋室所有。理由二：《宋史·儒林傳·李覺》載：“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田敏是五代監本的主要校勘者和責任人，宋初所用印板確爲五代監本。[10]據《玉海》記載，乾德三年（965）宋太祖命人校勘《釋文》，別雕印行《開寶新定尚書釋文》，而《九經》直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纔因《尚書》等“四經訛舛，請以李鶚本別雕”，又大中祥符七年（1014），“《九經》及《釋文》有訛缺者，皆重校刻板”。見王國維（1976:14）。[11]今見《晉書》最早爲南宋刊本，其中早期的楊本、南圖本等均爲北宋監本的覆刻本，並未附入《晉書音義》，南宋中期池州本之後各本則多附《音義》。參聶溦萌（2013）。[12]徐鉉等《上〈新修字義〉表》：“《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竝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見《說文解字》（1963：321）。[13]《太平廣記》編成三年後國子監即已雕印，但不久又停印。《玉海》卷五四：“《廣記》鏤本頒天下，言者以爲非學者所急，墨板藏太清樓。”今檢明代嘉靖年間談愷刻本，發現只有卷一《木公》中“醫，呼監切”一處作“切”，餘皆爲“反”。由於談本是據鈔本重刻的，因而我們傾向于認爲《太平廣記》中的反切原爲“某某反”。[14]《太平御覽》南宋時閩、蜀已刊，北宋有無監本，學界暫無定論。參見周生傑（2008：114-147）。[15]據周必大《纂修文苑英華事始》載，《文苑英華》在真宗朝曾有兩次校勘，第二次與《文選》同時，但毀於宮火後，北宋無重雕之舉，其初刻本是南宋周必大的吉州本。今檢其注文有引《廣韻》、《集韻》處，少量“切”字的闌入可能是南宋時校勘的結果。参见《文苑英華》（1966：8）。[16]徐鉉等所進《校定〈說文解字〉狀》、中書門下省《新校定〈說文解字〉牒》日期爲雍熙三年十一月，見《說文解字》（1963：322-323）。[17]據《夢溪筆談》卷十五（2015：101）、《宋史·蒲宗孟傳》（1977：10571）所載，《龍龕手鏡》集於契丹重熙二年（宋明道二年，1033），元豐七年（1084）之後蒲宗孟在浙西取以鏤板。[18]孫強本《玉篇》已佚，但殘存於日本的《原本玉篇》和《篆隸萬象名義》的切語是用“反”的，在敦煌出土的顯然是經過增字減注改動的《玉篇》注音則是全用直音法，而吐魯番出土的《玉篇》殘卷（TID1O13）則保留著“䪚，都盍反”的切語和“匕，呼罵”等不加後綴的反切形式，高田時雄（2005：306-327）稱，岡井慎吾認爲是對宋本《玉篇》有影響的底本，但這些文獻都還沒有採用陳彭年改編之後的綴“切”式反切。[19]據唐人張九齡《賀御制開元文字音義狀》，見《玉海》（2007）卷四五“唐《開元文字音義》”條。[20]“郁”“鬱”兩字常通,“敲”“摮”兩字異體，“騣”“宗”音同（慧琳時東冬合併）。[21]《經典釋文》的首音中有幾種“新反切”，多是唐人修訂的反映，其中“准直音式”即“紐聲反切”。參見楊軍、黃笑山、儲泰松（2017）。[22]《汗簡》（1983）中這兩條切語與韻書音異，疑“煔炶，弋漸切”爲“式漸切”之脫訛（《廣韻》“舒贍切”），而“䶱，火冬切”若比照《廣韻》“徒冬切”，或是“大冬切”之訛歟？[23]事見《宋史·郭忠恕傳》、《李建中傳》及《汗簡》李建中題記等。《佩觽》《汗簡》“翻”“切”不同，或因李建中整理《汗簡》時依三館習慣將“翻”改爲了“切”。[24]《說文》“汳”字下段玉裁注亦曰：“《漢志》作卞，《後漢書》作汴。按卞者、弁之𣜩變也。變汳爲汴，未知起於何代，恐是魏晉都雒陽，惡其從反而改之。”見《說文解字注》（1981：535）[25]如《南史·梁本紀》“大通”反語以協“同泰”，其例正反“大通”切“同”、到反“通大”切“泰”，又正反“同泰”切“大”、到反“泰同”切“通”。此類甚多，亦有“三字反”或“三反語”者，如《三國志·諸葛恪傳》“成子閣”反語“石子岡”之類，要皆翻覆輾轉，兩字成音，兼取其義。[26]《說文》無“翻”字，但漢已行用，應非俗字：漢時虞仲翔，名“翻”，傳見《三國志·吳書》。又，漢代《孔彪碑》有“翻尔束带，弘論窮（理）”《漢碑全集》（2006：1385）、《漢孟孝琚碑》有“恨不伸志，翻揚隆洽”《漢碑全集》（2006：844-855）之句，“翻”之隸字清晰。[27]如《荀子·大略篇》：“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楊倞注：“幡，與翻同。”又《彊國篇》：“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楊倞注：“反音翻；翻然，改變皃。”又如《漢書·王莽傳》“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顏師古注：“反城，據城以反也。一曰：反音幡，今語賊猶曰'幡城’。”又《張安世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反讀曰翻。”[28] [唐]日僧遍照金刚（空海）：《文鏡秘府論·西卷》“文二十八種病”曰：“翻語病者……'伐鼓’反語'腐骨’，是其病。”[29]如南宋毛晃、毛居正《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屑韻》（1986：562）“切”字下注：“反切，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韻謂之切，其實一也。”[30]此蒙匿名審稿專家教示。我們雖未能接受此說，但其音義互變的思路，仍給我們不小啟發，特致謝忱。[31]“切”字在今其他語境中並無“拼切”義，但在“反切”“東，德紅切”的反切語境中，不少人不讀去聲而讀平聲，其“拼切”義並未因此消減。這或有助於理解當時“反”的拼切義。[32]一是私人可以出資印刻，如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序》云“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二是書院可申請授予，如《玉海》卷一百六十七（2007：3074）記載岳麓山書院曾“請下國子監賜諸經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唐韻》。從之”。[33]檢《鉅宋廣韻》書末附《雙聲迭韻法》、《六書》、《八體》三則之後有“鉅宋廣韻卷第五終”字樣，無《辯字五音法》、《辯十四聲例法》、《辯四聲輕清種濁法》三則（1983：442）。[34]爲排除奎章閣本在翻刻時可能產生的訛改誤差，此處所言北宋秀州本原貌的音注，皆需與明州本、贛州本同；而添入校語的判斷則是基於其底本北宋平昌孟氏本的朝鮮翻刻本正德本相校得出的，下同。韓丹（1980—），女，河南商丘人，鄭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黃笑山（1953—），男，湖南湘潭人，浙江大學漢語史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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