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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公九卿制－秦汉宫制 第二节：百官之本，国家枢机－汉代尚书官制 中国古代的官吏，按其在宫省所处位置，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设在禁中（皇帝和后妃所住的地方，又叫省）的官吏，他们被称为内朝官，多为宦官之流；一类是设在皇宫（皇帝朝见百官、处理政务的地方）内或与宫内有关系的官吏，他们被称为中朝官；一类是设在皇宫外的三公九卿衙门，他们被称为外朝官。三类官吏内外有别，分管事务各不相同。 秦及西汉前期，外朝官是国家政务中枢的灵魂，皇宫内属于少府管辖下的尚书、侍中和大夫等人员仅仅在宫中收发文书奏章，位卑而职微，相当于秘书之流，平时外朝官连多看他们一眼都不愿。省中的官吏主要是宦官。三公九卿权大位尊，军国大权政主要由外朝官处理，其中相权之重，尤为时人瞩目。 但在汉武帝死后，权力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一生中北击匈奴，南辟疆土，政务繁忙，军情紧急，这就需要皇帝诏令决策必须能够迅速上传下达。同时公卿权力过大，遇事掣肘，也不便皇权行使。因此他开始重用中朝官，要原在宫中收发文书的尚书掌管机要。由于政务繁忙，尚书开始分曹理事。由于尚书位卑职微，多为外朝官轻视，于是汉武帝又把一些心腹朝臣以“加官”名义，使他们有权在宫中行走，又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分管尚书事务，以与外朝官抗衡。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西汉第七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图片来自网络） 这样逐渐形成了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首的中朝官体系，成为皇帝的又一颇具规模的参议集团。每次商议大政，尚书以及加官的朝臣可以预闻其事，而公卿大臣却不得参与，中朝官对政事有更大的参决权，往往经由中朝官议决后由皇帝下诏执行。此时中朝官和外朝官互不统属，皇帝有意让他们相互牵制，以达到以内制外、以轻驭重、避免大权旁落的目的。 到东汉光武帝时，虽也设置三公，但不授予实权，三公府成为调和阴阳、坐而论道、毫无决断能力的机构。此时的尚书更成为调和阴阳、出纳王命的显要官职。这时六曹尚书，加上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共八人，时称“八座”，以示其地位之崇。八座座下设有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尚书郎三十六人，每曹六人；令史十八人，每曹三人，这样一个以尚书令为长官的机构，称为尚书台。尚书台的具体权限是：上传下达天下奏章，这是它的老本行；撰写皇帝诏书，下笔为诏策，出言为诰命，“权尊势重，责之所归”；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尚书令被称为“机密端首，至为尊要”；掌管国家官吏选用权，就连三公举荐的官吏也要由尚书来澄选清浊”，以定取舍。此外尚书还有权审理刑狱疑案，主断狱事。总之，在东汉尚书台成为“政事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的中枢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核心机构。 但奇怪的是，尚书台却仍然设在权势不可与之相匹的少府之下，没有脱离出来。尚书台如此权大位崇，不是也可以对皇权造成威胁吗？但是正如古语所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任何一个封建皇帝是绝对不放心把朝政大权完全交给某一＇个政权机构的，必然要多方进行掣肘，以免造成尾大不掉之势。 从西汉武帝末年起，因为尚书只能在宫中殿阁奏事：很少到禁中去，传达政务有所不便。武帝就任命宦官为中书谒者令，负责传送诏令奏章，这时的中书令就开始对尚书令有所牵制。到东汉时，宫禁区别更加严格，士人不得随便进入禁中。禁中宣布政令，接呈奏章等工作由侍中寺（有侍中、黄门侍郎等官，由士人组成）、东寺（有中常寺、小黄门等，由宦官担任）和西寺（宦官组成的禁中武装）这三寺负责，这三寺都设在禁中。 但在章帝时，侍中郭举与后宫私通，拔佩刀惊吓皇帝。这个事件导致的后果是，皇帝认为除家奴（宦官）外，任何人都不可靠。于是侍中寺由省中迁到宫中，禁中就只剩下清一色的宦官势力。凡在禁中办理的政事，只能经过宦官之手。加之东汉皇帝多数寿命不长，新皇帝即位时的年龄太小，如第九任皇帝刘炳屁股坐上皇帝宝座时，只有两岁；第五任皇帝刘隆继位时才三个月，还抱在怀中吃奶。因此只能由太后或太皇太后临朝称制。按照礼法，这些女流之辈是不能接见公卿大臣的，皇朝政令只能由宦官上传下达，这就给了宦官把弄权柄的机会，禁中宦官逐渐侵染政务，进而成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实际掌权者。 尚书虽然主管各项政务，但要受到省禁官的多方制约，使尚书主官不能为所欲为。如尚书今虞诩（xǚ)就曾因屡次弹劾宦官，而九受谴责，三遭刑罚。宦官专权极大地伤害了东汉王朝，引起了政局的动荡不安，直至东汉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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