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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始终暗伏阴阳一学，其肇始为远古先民的迷信图腾、神话传说，战国时邹衍以儒、道精义附之，其学大成。秦汉时，方士、经生结合，一起献媚迎合统治者，其学乃大盛。东汉以来，孔孟老庄交兴，而阴阳家左右逢源，并逐渐创立了道教，其中，魏代的伯阳，著《周易》以养生，成为后世修炼之祖，故道家多上结帝王，遂愈传愈大，至唐代李家王朝，自谓与老子同姓，可见尊崇，然皇帝、士大夫多有服丹药而死者。到宋代学术思想仍在道院、禅林，儒学虽为科举所在，不过是利禄的附庸。随着道家的长生不老、佛教的涅槃出世，均渺茫而无验，复又寄托于孔孟六经，遂有宋明理学开新儒学之机运。 “天地万物为一体”是理学精神之命脉，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存天理，去人欲”，此宋明600年理学是从追索外物到寻求内心的演变过程，钱穆归纳为“大我之寻证”（贯穿儒家的人生大道为“三纲五常”，“三纲”即是封建等级秩序，也是等级责任，“纲”应作“榜样”解，如“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曲解其意或有意为之或为规避责任，皆欺民之愚昧也。五常为仁（爱）、（正）义、（谦）礼、智（慧）、（诚）信等道德修养，也皆是今日国人之所缺）。 理学初兴取于释道，以《易》成说，如周敦颐之《太极图说》，皆以唯物观说明宇宙本源，五行生化、万物一体。人乃宇宙一物，圣人与天地合德，固以宇宙推及人生大道，而科学未及宇宙之源，求外物之理本无法验证，不免陷人生大道以玄言。 后有“二程”（程颢、程颐）虽师出于周，但学风为变。也言万物一体，但不讲唯物之本源，而言唯心之工夫（积行养性），以天地万物归于一心，故而不需穷索宇宙之源、外物之理。（程颢）以“诚敬”存养天理，存久心自明，故而以思维感悟，达到物我合一。（程颐）以“致知”格物穷理而尽性，故而以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达到内心豁然贯通。“二程”以吾心验证宇宙之理，实乃主观唯心主义，故讲求我心而难容他人。 南宋时朱熹继承“二程”，但更近于“致知”，只是程颐尚徘徊于内心外物之间，朱子已断然向外求索，从格物穷理转为信古人、读古书，并归为《四书》集注（朱子曰：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简而易知，易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篇也）。朱熹之说气魄远大、议论高广、组织圆密，自孔子以来，好古博学者无出其右。而其学说平实浅近、开示来学使人皆可几及，于是天下响应，宋学极盛。 与朱熹相异者，陆九渊之心学，“心即是理，不容有二”。其驳斥朱熹言：尧舜曾读何书？我不识一字，也还要堂堂做个人吧。心学近于程颢，此“二程”之学分道扬镳，不可合也。另有陈龙川、叶水心倡导“实事实功”，讥讽儒家空谈心性，无关痛痒，不足以尽成人之道。 至明初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即是理”思想，反对格物致知，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未免烦累，而万事万变不过“是非”二字，故提倡“致良知”，从行事着眼，知道好的就去做，不做就不算是真的知道，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即知即行即所谓“知行合一”。王阳明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了朱熹偏于外物、陆九渊偏于内心的片面性，解决了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至此，儒家之“四圣”孔、孟、朱、王具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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