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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时光荏苒，我的母校——孝义中学已走过了60载春秋。当我手捧《孝中六十年》，看到当年那一个个熟悉的老师和同学的名录时，幕幕往事顿涌心间，缕缕思绪缠绵不断，胸中似有万语千言，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我们就读的是老孝中解体后的城关高中2班。正如《孝中六十年》中所说的那样，那是当时“初中不出村，高中不出社”的普及高中教育的“宏伟”目标大背景下的“社办高中”。当年的城关高中共有1、2两个班，不足百人，中途又有不少人退学。就拿我们所在的2班来说，坚持下来的也就四十二三个人吧。毕业前又有五位同学应征入伍，所以到1973年1月毕业时，也就剩三十六七个“返乡知青” 了。由于当时正处于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文革时期，大家都不得不为衣食生计而劳碌奔波，因此好多人都再难得见面。偶尔翻看一眼仅有的几张毕业照片，恐怕就是与昔日同学和老师间最多的思念了。及至儿成女就，大家重新聚首时，已然是光阴晃过二三十年后的事了。然回首往事，依然如昨，历久弥新，终难忘怀。今絮叨一二，以重温一下人生中这段短暂的历史。自力更生重整校园 勤俭办学开荒种田 我们入学时，大概是在1970年十一二月份吧。杨书忠老师一直担任1班的班主任， 我们2班则先后有过几任班主任。武国屏老师是我们班首任班主任，因县文教办临时抽他去兑镇师训班培训在职教师，故学校委派刘明信老师接任班主任。后来刘老师又因体育赛事繁多而改由高隆祖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刚入学时，因孝中新城校区已被驻军悉数征用，旧城原孝中旧址又被城关公社机修厂所占用，故学校只好临时借用新城尚未竣工的新华书店的门面房作教室，两班合在一起上课。在书店大约上了有一两个月的课就放假过年了。转年开学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新城书店往旧城的老孝中旧址搬迁。其实，也没啥可搬的，就是些桌椅板凳之类的，一个上午就搬完了。那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村里的半劳力，这点活根本不在话下。搬两张桌子不过是个小前奏，真正需要出力流汗的是随后的建校劳动。刚搬下来的时候，校园就是个野场子，破砖烂瓦随处可见，蒿茅杂草遍地丛生。比较好一点的校舍，基本上都划给了县招待所。只有西边三排共六间教室和沿西护城河一溜十来间平房属于学校的教学和办公场所。就是这有限的几间教室也因年久失修，屋顶多有渗漏，接瓦房顶时，只请了大工，而小工则都由男生们充任。
清扫垃圾，整理校园，根本就不算什么。最让人烦心的事是和招待所分隔开后，这边没有厕所。所以学校决定师生共同动手，把这边一个早已废弃的旧厕所重建起来。修建厕所的那些日子基本上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由于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对劳动早就习以为常，一说干活无不争先恐后，没有一个怕苦怕累的，尤其是班干部们，总是事事走在前面，任劳任怨。一个可以同时容纳几十个人蹲坑的大厕所，硬是靠着师生们的一双手把它建成了。整个工程没花一分钱，建筑材料是利用整理校园时清理下的废砖旧瓦。男生砌砖抹灰，女生和泥送料，整个工地上一片欢声笑语。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校园整洁了，校舍明亮了，昔日死气沉沉的厂房里，如今又传出了琅琅的读书声。除此之外，学校还多次组织过各种形式的勤工俭学活动。如在寺家庄476处国防仓库参加修建隧洞工程以缓解办学经费，在学校北门后边的盐碱滩上开挖水田种植水稻以改善食堂伙食。为解决冬季吃菜问题，我们曾几度步行远赴百里之外的南阳公社后活丹村，开垦荒地种植土豆。一日三餐，多为窝头稀饭就咸菜。为提高工效，午饭送到工地吃。春种秋收，不知手上打过多少泡，往来步行，又不知磨坏几多鞋。但大家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声哀叹。老师的精心组织保证了劳动的干劲，干部的以身作则凝聚了人心，同学间的友谊互助温暖着彼此的心田，那可真是一个依靠精神富有来战胜物质匮乏的火红的年代。四十年后的今天想来，依然是那样的既令人油然神往，又让人无限的怅然感慨。精教勤学见缝插针 上下一心师生情深 那时尽管劳动占用时间不少，但大家学习的劲头却丝毫没因劳动而受任何影响。相比之于今天的高中生的起早贪黑，我们那时的学习可以用“因势利导”和“见缝插针”来形容。首先学校对劳动和学习时间的灵活安排就非常科学合理。比如平田整地、栽秧插稻的这些日子，起床洗漱后先上早自习，早饭后再上两节课，十点多钟时太阳高照，水温升高，这时下水，正好干活，下午四点收工接着上课，晚上自习时间消化作业。体力劳动的时候是脑子在休息，上课自习时又顺便歇息了身体，可谓是相得益彰，两不耽误。哪像今天的孩子们整天闷在教室里，昏昏沉沉的，也不见得学下多少东西。在当时特定的形势和条件下，受“读书无用”、“知识有害”思潮的严重影响，知识性出版物少得可怜。因此，“没书读”就成了最令人头疼的事情。上课用的几本教材也是典型的极左思潮的产物，体例支离破碎不说，内容更是东拼西凑胡拉瞎扯，完全不顾知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如数学课本，将代数三角几何等基础数学知识和工程测绘机械制图等实用技术内容生拉硬扯地杂糅在一起，不伦不类，即便是数学知识亦或残缺不全，或断章取义，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数学公式也没有。这样的课本，真是为难了代课老师。但任兴恩老师却凭着自己深厚的数学功底和娴熟的讲课技巧，拾遗补阙，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弥补了教材的不足和缺陷。一学期下来，我们每个人的数学书里几乎都贴满了纸条。这些纸条，不是数学公式的推导过程，便是疑难习题的解题技巧。我们至今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我们在476处国防隧洞工程的施工中，任老师想了很多办法跟测量队的领导进行沟通联系，最后争取到让测绘技术人员为我们讲解测量知识，并指导我们使用他们的测绘仪器进行实际勘测。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使“停课劳动”变成了“利用劳动学习”。利用工程队的仪器设备实地教学的做法，既弥补了学校教学器材的不足，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把书本中的测绘知识进行了有效的实际训练。可谓一举两得。这种“在劳动中教，在实践中学”的“见缝插针”式的教学方法，虽说是当时那种教育大气候下的无奈之举，但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为特定条件下一种韬光养晦的伟大创举。因为书少，好书就珍贵，有些书就是花钱也买不着。当时为了弥补教材的不足, 除了临时做一些夹贴以为补充资料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干脆抄书，抄录文革前的一些比较好的高中教材。全班抄得最认真的就是我们的班长田生富同学，他曾经把文革前高三的数学课本《解析几何》，一字不落地抄录在一个粉连纸订成的大厚本子上当课本用。遗憾的是，这样一本颇具说服力的，放在今天足可与教育史文物相媲美的手抄本书籍，据他自己说早已被他父亲做了卷烟纸化为了灰烬。惜矣哉！劳动比较多，学习时间自然相对就少，这就越发得抓紧学。不过那时的学习氛围还是很宽松的。尤其是自习时，或看书或写作业，或讨论问题，大家互帮互学，没有谁敢怠慢神圣的学业。在这样一种恬淡舒适而又热烈祥和的自由宽松的知识殿堂中遨游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怎样的“神清气爽”。因为大家人人心里清楚“知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即使在当时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大家仍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流而上, 潜心学业，坚定不移。如果没有当年的“争分夺秒发愤苦修”，是断不会在一个区区三十来人的班里，后来竟有近乎一半人或入高校深造或直接参加工作。他们中有中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市医院的马爱萍女士；有大同医专毕业任市医院眼科大夫的马秀萍女士；有山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现就职于孝中的英语教师马翠兰女士；有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现就职于山西农科院的闫永康先生；有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现就职于汾阳输变电工区的霍润香女士，我本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后留校任教。还有恢复高考后凭借实力考入山西师大的张秀芳女士和考入山西大学的田生富同学。除此之外，像孙远进、赵鸿仪、杜秀玲、任学书、乔庆中、任爱珍、武正渊、吴彦文、杨玉梅、雷润兰、赵改梅、宋成娥等同学也都通过后取学历就职于不同的国家工作岗位。不难想象，倘无当年老师们的悉心教诲和同学们的刻苦用功，是断不会有后来那么多人在各条战线上脱颖而出的。这些成就是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师生深厚友谊的见证。劳逸结合兴学育人 全面发展增长才能 城关高中的读书生涯，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的每一天都是无比充实的。在当时那种“读书无用”、“知识有害”的政治大气候的高压下，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却秉承着“崇文修德兴教育人”的神圣理念，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人性化管理方式，迂回曲折而又矢志不渝地体现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使我们因此而受益无穷。这在“反教育回潮”阴风怒号的那些年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有谁知道，今天我们头上各种各样的光环里，满含了多少昔日师长们的严父慈母般的心血啊。师生间的这情、这义，地久天长，永远都是那样由衷的亲切感人，每个同学都应该终身铭记。那时的我们，既没有闷头教室从早学到晚的客观社会条件，也没有“学而优则仕”的主观功利的心理内因驱动。应该说，我们那时是真正的“教为做人，学为增识，乐而益身，自然天成”。所以，“学劳结合、劳逸结合、注重个性、全面发展”便成为我们那时的主色调。
在学习同劳动有机结合的同时，学校还十分注重劳逸结合，广泛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既活跃了同学们的精神生活，又缓解和释放了学习劳动的紧张情绪，同时还增长了大家的文体才干。下午四五点后到晚自习前如果没有特殊安排，基本上是自由活动。这个时间是同学们最活跃最高兴的时候，也是大家各显其能的时候。这边篮球场上比赛队员个个生龙活虎你争我抢，场外观战的则呐喊助威声嘶力竭。那边排球网前人人跃跃欲试腾挪跳跃，也不管他会打不会打，反正大家玩得高兴，玩得尽兴就是。聚集在办公室前的另一伙人，则敲锣打鼓、吹拉弹奏，笙箫歌舞、其乐融融。要么是为演出排练，要么就是自娱自乐。那些文艺骨干们，或吹或弹，或歌或舞。说起来也挺怪的，两个班总共不过七八十人，会演奏各种乐器的人就有不下二三十个。有些人还是很有点水平的，如1班的秦汝伟同学主奏的板胡，几乎和专业演奏不差上下。另外，弹月琴绷三弦的，拉大小提琴的，吸笙吹管子敲扬琴的，拉二胡打鼓板碰铜碗子的，真可谓人才济济，应有尽有。有时天热在外面排练，光乐队就能围一个大圈子。他们演奏的孝义地方戏曲碗碗腔，婉转流畅如泣如诉。这些人的演出水平虽然不能与专业团体相提并论，可是毕竟活跃了文化生活，也代表学校参加过汇演。在后活丹村开荒时，我们一个班凑起来的文艺积极分子们还和南阳高中举行过联欢演出呢。这在当时也算是件很不简单的事情。这些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完全都是凭着爱好和喜欢从小自己琢磨下的。如今，每当我看到有些家长对自己升学无望的孩子，不问可否，不惜重金改学艺术，以希冀走“终南捷径”时，就不由得会拿他们与我们当年那些喜欢文艺的同学相比，比的结果往往令我不由得会从心底发出深深的疑问：这么做，成吗？正是在学校这种“劳逸结合，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管理和教育下，使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增长了才干。最终战胜了物质匮乏、劳动繁重和学习紧张的重重困难，赢得了日后辉煌的人生。每当想到这些，我们都会禁不住问自己：你们到底是旧体制的受害人还是受益人呢？宏观论之，我们无疑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人，然微观观之，我们却又是城关高中及其师长们羽翼庇护下的受益人。我们在城关高中只呆了两年。比之于人生的长河，短短的两年时间算不得什么，但它却是我们人生长歌中最靓丽辉煌的一段生命乐章。倘没有这段不可或缺的短短的两年人生历练，丰满的人生必将会因此而显得残缺不全，黯然失色。同学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讴歌自己人生中这最值得怀念的城关高中的这七百多天吧！请记住学校！请记住老师和同学！请记住这段珍贵的历史！郝全梅，1953年8月生，山西省孝义市人。孝中高2班学生。中共党员。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教授、硕导。现任中国高教秘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写作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写作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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