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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最基本的权力架构都是由三级部件组成，即高层、中层、基层，这种结构适用于处于任何权力位置的职场人士来分析处理各种关系、以及利益需要的满足框架，但此三者的结构关系，并非完全垂直状态，而是不等边三角关系。 在整个组织内，高层给基层人员的定位，为最终或最直接的生产者，也就是说，基层人员是高层各种战略意图实现的工具，而在一家单位内，基层之所以待在这个岗位做事，就在于其本身属于弱势群体，虽说这一群体人数可能庞大，但其存在群体行动困境，难以合纵为一股力量对其他势力对抗，可以说就是典型的乌合之众，只要其还有工作可做、有钱可赚、有饭可吃，这群人就基本不会造反，即便非常知道资本家在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也通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认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从秦末，陈涉大泽乡揭杆而起，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几乎鲜有成功者，即便反抗，其胜利果实，即国家政权也多半为原组织内官僚或知识分子阶层窃取。 因此，二千年小农经济意识下的基层人员，只有在无法活命状态下，才会选择反抗，当然也就天下大乱、改朝换代，也就是换个招牌，仍然从事之前的勾当。 对待中层人员，在高层看来，其是代为管理基层人员的生产劳动，只要他们完全执行高层意志、为高层利益服务就行，至于谋取私利，从原则上来说是不允许的，但鉴于高层无法完全掌握中层的行为，所以，中层基于谋求私利的原始人性，加之程序层面上的可操作性，以公谋私，则成为职场必然。 当然，高层亦存在有意放水，即便了解到中层在谋私利，也会暂且当做不知情，这即因为利益的驱动，可以促使中层去卖利做事，如有兴趣了解，你会很快发现，能将经济短期内发展的好，或者将项目做起来的中层，通常都具有很强的欲望，而其中的谋利行为也不会少，这种行为，便成为高层拿捏的把柄。 通常，在这三种关系中，对立最为持久且激烈的只有中层与高层，基层也是他们相互拉拢的对象，高层要稳固其组织地位，必须拉拢基层人员，但一般不会对这一群体极限压榨，否则就是自取灭亡之道，毕竟高层在竭泽而渔的同时，将承担最终责任，即组织破产清算。估计农民群体生活压力最小的朝代，除秦以外，应该算汉文帝时，在税赋方面最低到三十一税，因此，对人员的压榨，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 而中层在对待基层时，拉拢的目的与高层类同，但对基层的压榨则会产生不同后果，即中层所做的坏事，最终得有高层这个法人代表承担责任。所以，中层可以肆无忌惮的以公谋私、欺压基层，唯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能够蒙蔽高层，获得高层的信任即可。 那么，在高层与中层的合作与对立关系中，此二者能做的工作，其实从整体上来讲，只是在等待对方犯错误，且在对方犯错之后，继续强化对方犯错的行为即可，因为组织的日常管理运转，必须借助中层，这是客观条件约束，当然，假如高层能够轻松高效管理基层，则另当别论。在现实条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高层通常能做的事，只是将对自身利益有害的中层加以抑制或清除，但这个过程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如谋反、贪污、叛国等，即要么不搞，一搞就要以不可饶恕之罪处之。 中层对待高层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但也实用，核心一点在于，只追求对高层个体利益服务，将其凌驾于组织利益之上，但历史就是这么滑稽，高层或基于智力、人性问题，大部分时间都难以理解，或者把握这种利益关系的责任归属问题，即高层往往囿于个体利益，而不能深刻理解组织利益的损害，最后责任得有高层自己背，而高层个体的利益则完全寄生于组织利益基础之上，所以，中层始终以高层个体利益满足，来侵害组织利益，恰恰高层亦乐于享受，对于这点三国时，鲁肃对孙权解释对北魏是战是降的问题上有清晰的认识（这解释了高层的命运是建立在组织之上的），唐太宗亦对此有深刻理解，即民与舟水的关系（这解释了组织的基础稳定在于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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