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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高中历史的读者，肯定都知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下此后尊儒术为正统，教科书中有类似的表述“自此儒家思想成为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 换种角度理解，儒家思想演变成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皇帝说话的工具。
一、大争之世，儒家备受冷落 为皇帝说话，这在先秦时代本来是法家思想的独特之处。战国时期，大争之世，列国伐交频频，强则胜，弱则亡。于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都力推各国变法图强，主张富国强兵。 改革最成功、最彻底的商鞅变法，奖励军功、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买卖。用严刑峻法约束百姓，人人守商君法。秦国也逐渐化身为轰轰作响的战争机器，征伐天下，蚕食东方。 而当时的儒家学派是被列国君主嫌弃的，属于“迂腐之言”，因为儒学一直主张复古，恢复周礼，遵守礼乐制度。 孔子和孟子，在各自的时代都被各国君主冷落，因为儒家学说在这些野心勃勃的诸侯王眼里，就是和自己作对的。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是周礼的狂热粉丝，相传他总是在睡觉时梦到周公。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孔子对这个动荡转型的社会极其不满。 他将自己开创的儒家思想总结为一个字“仁”，扩充了说就是希望人对人之间要仁义友善，继而使得整个天下成为德治社会。百姓和谐共处，处处充满人性的光辉。 要做到“仁”，前提条件是人际关系熟，大家平时交流来往频繁。那么势必不能相互距离得太远，因此孔子主张政治结构也要回归小共同体时代，这和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不谋而合。 只有国家够小，国民才能互相走动联络感情，才能形成仁治社会、德治社会啊！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的吞并已经开始，从西周初年八百上千的诸侯国急剧缩减为140个左右，可见分封制正向集权制度转变。孔子强烈反对国家组织能力和汲取能力的提高，对民众的压迫加重。 我们来讲一个“苛政猛于虎”的故事。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这位妇人的公公，丈夫，儿子都被老虎吃掉，她伤心欲绝。孔子吃惊地问道：虎患如此严重，为何不离开这个地方？妇人回答：虽然此地有老虎，但没有苛政啊！ 这里的苛政，显然是比自然界的老虎更可怕的猛虎
面对苛政这只“更可怕的猛虎”，法家和儒家的态度截然相反。儒家想消灭猛虎，法家要让猛虎更猛。因为集权趋势是华夏历史的主流，不可逆。孔子的想法显然有些不切实际，很难实现。 而孟子的政治思想，想必大家尤为熟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本思想了，其意义极其深远。孟子的这一思想和法家推崇的君主专制，至高无上完全相悖。怎么后来汉武帝会将儒家确立为自己的统治思想呢？ 真相是，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不再是最开始的孔孟之道了。那么其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后文中会细讲。
我们反观历史的发展，可见孔子的主张显然是脱离现实、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社会从小共同体社会进入大共同体社会，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央集权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后，将法家思想确立为统治理念，用严格的制度将国家变成了战争机器，最终逐一消灭六国，一统华夏，建立了中国史上首个中央集权王朝。
二、汉代对儒家思想的改造，让它风光无限 秦朝建立的功业是空前的，但短短15年便即灭亡。可谓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秦代失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汲取过度，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天下？另一个原因是思想文化建设出了问题。秦朝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信仰和价值系统。 法家的那套东西，本身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公开依靠法家，就等于把自己的统治秘诀暴露给了天下。所以要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伪装。
汉代初年，经历了长年的战乱，经济萧条。统治者遵奉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 文景时期是黄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这是汉代吸取秦代教训，做出的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是抛弃法家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大汉帝国的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让儒术成为帝国所有知识分子的信仰系统，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统一。 你儒家不是提倡重视民生，民贵君轻吗？那我就对外宣称大汉以儒学为尊，海内百姓的利益是放在首位考虑的，大汉帝国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于维护人民的利益，不容置疑。这就是汉武帝为自己的统治思想披上的一层面纱。
被汉武帝青睐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这是因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番偷天换日的根本改造，让儒家思想变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别。 大家肯定都认为“三纲五常”是儒家提出来的。事实上，这是法家的东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 韩非子曾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这显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 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以“君侍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礼”而为。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的意味。因此，儒家是反对法家这种单向的三纲的。
董仲舒通过“点石成金”，将孔孟之道和韩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到了一起。 他保留了儒家用天命来恐吓君主的理论，而且通过迷信方法，如“占星”、“望气”这类玄学来分析上天的想法。如果发生地震天灾，皇帝就得反省：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让老天生气了？ 这便是所谓的“天人感应”学说，这其实继承了周公提倡的“为政以德”思想。皇帝身为“天子”，必须要重视天命，一旦胡作非为，惹怒了上苍，便有亡国之险。 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和韩非子一样，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不惜穿凿附会，寻找神学上的根据。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通。皇权是贯通天地的。 他说，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心脏，“海内之心悬于天子”，臣民与皇帝的关系，就像四肢与“心”的关系一样：“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心在想什么，四肢就要想办法来满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欢什么，百姓就要顺他的意。 这些话比韩非子说得还要到位，皇帝听起来当然会感觉很舒服。
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说”：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妇不可以不妇。由此，权利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 董仲舒同时也继承了韩非子的法、术、势思想，声称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 “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威分则失权。” 董仲舒所谓的“威”即是韩非所说的“势”，都是指帝王独断专行的权威。强化皇帝权威的同时还要愚民。秦人便是遵从了法家思想，“以愚黔首”。董仲舒也说，百姓都蒙昧无知，只能安分守己，老实听从上级命令。
董仲舒的这套改革，把儒家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沦为一种形式主义，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成为了专制统治的毒品。新文化运动中，三纲五常之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儒表法里的治国哲学，延续两千年 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皇权披上了一层仁义道德的外衣，并且并不妨碍皇权的实际运作。如果说秦始皇搭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骨架，汉武帝就对其进行了豪华的装修。但是，这个制度的本质并未改变。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做太子时，看到父亲汉宣帝经常用严刑峻法，就劝父亲，咱们的老祖宗不是告诉咱们要以儒治国吗？您怎么忘了？ 汉宣帝勃然变色，告诉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意思是说，你小子懂什么？我们汉王朝的统治秘诀就是“霸王道杂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自汉武帝之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逻辑，就是儒表法里：外表越来越儒家，本质却越来越法家化。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对社会思想的控制日益禁锢。知识分子埋头于故纸堆中，沉迷考据学，对世界大势闭耳不闻。 文字狱，八股文，这些难道是孔夫子、孟夫子愿意看到的吗？ 到底应该不忘初心，还是顺应潮流？这值得我们深思。大家对儒家思想有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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