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黄伟民 第八章//一味退让 酿成惨剧 支持北伐 进入1926年后，随着苏联策动冯玉祥和郭松龄反奉战争失败，张作霖的部队大举开进京、津，重握权柄，莫斯科方面把支持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正式提上日程。 前文已提到，布勃诺夫使团考察华北和华南后，确定了推动国民政府北伐，把国民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方针。6月5日，国民政府通过“刻期北伐案”，正式决定北伐，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北伐军总司令，并授权他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 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向国人宣布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建设一个人民的统一政府。 同日，蒋介石下达北伐动员令：先定三湘，再克武汉，与国民军会师中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 7月7日，蒋介石制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共18条。最重要的是，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军事、财政各机关，均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便集军权、财权于一身。 两天后，在广州东校场举行了隆重的北伐誓师典礼，党政要人和各界人士5万多人参加了这个隆重的仪式。中央监委吴稚辉将军旗授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授总司令印，现场气氛热烈澎湃。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发表了感人至深的北伐誓词：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阀罪，残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从这一天起，“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雄壮歌声，随着战斗的怒潮，响彻了大半个中国。  北伐誓师，台上左1为蒋介石。 此时，布留赫尔（加仑）已重返中国，任国民革命军总顾问。 布留赫尔曾于1924年10月来华担任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军事总顾问、黄埔军校顾问团团长。 在国内战争中，布留赫尔曾于1921年成功指挥了平定远东地区的战斗，被誉为“远东军魂”，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 来华时，为隐瞒身份，布留赫尔给自己另外起了个名字——加仑来办理护照，这是他妻子名字加利亚的谐音。 加仑来到中国后，建议孙中山成立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把国内战争的致胜法宝——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推广到军队和军校中去。此举后来也为中共军队所继承，一直沿用至今。 还在1925年夏天，加仑在研究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后明确提出：“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他认为，此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即可开始。 莫斯科决定重启北伐计划后，也于1926年5月重返广州。 蒋介石与季山嘉的关系紧张不同，他与加仑脾气相投，彼此相处得很融洽，对加仑在第一次东征时显示出来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常佩服，也鼓舞了他战胜军阀的信心。 当时南方国民革命军阵营与军阀阵营的实力对比悬殊：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广西的兵力合计有13万，加上冯玉祥在西北的国民军20万，共33万；而军阀阵营内，东北奉系张作霖拥兵35万，华北吴佩孚直系兵力20万，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兵力22万。奉、直两系军阀共拥有兵力77万。此外、山西、云南、贵州、四川还有一些地方军阀。 面对强敌，加仑极力反对蒋介石同时出击两湖（吴佩孚）和江西（孙传芳），两个拳头打人的做法，确定了北伐的大政方针——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然后再收拾张作霖。具体战术和倾轧之间也许很复杂，但从谋略上来说，不过是先易而后难，先近而后远，步步为营的远交近攻战略，这都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的纵横家玩过的东西。 后来的北伐，正是严格按照加仑的方案进行的，作战行动与原定日期仅相差一、两天。周恩来说过：北伐时，“我们有精密的计划，加仑保证在双十节前打到武汉”。后来果然在10月10日这天攻下武昌，拿下了整个武汉。此为后话。 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有限，但他很聪明，把许多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留给经验丰富的加仑处理。 按照加仑的军事部署，应湘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的请求，蒋介石已于5月29日命李宗仁的第7军两个旅先期入湘。同时李济深第4军第10师、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也于5月下旬出发，于6月2日到达湖南，3日后攻占攸县，取得北伐入湘作战的首次大捷。 第4军和第7军配合唐生智的军队，击败了叶开鑫指挥的北洋军阀部队，于7月12日进入长沙，控制了湖南。唐生智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唐兼任军长）；并正式宣布废除赵恒惕政府的“省宪”，自任省长。 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向下一个目标——武汉进军。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8月20日，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境内；9月6日、7日，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主力，取得两湖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北伐军挺进武昌 两湖战役尘埃落定，蒋介石亲赴江西开辟新战场，指挥第2军、第3军与孙传芳部决战，但两战皆北，自度不如，不得不让加仑全权指挥作战。加仑先后把两湖主力调往江西战场，扭转了江西战局。北伐军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德安、九江、南昌。然后又挥师东进，占领福建全省，并向浙江挺进。 北方冯玉祥剑走偏锋，在苏联的再次援助和苏联军事顾问的全力帮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加入国民革命军，挥师南下侧击吴佩孚，和北伐军形成南北夹击局面。11月间，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已控制甘肃、陕西等省。随后从山西进占河南，直接威胁奉系军阀所控制的河北和山东，并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战争目标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 到1926年底，北伐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 在共产党人的策划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不断配合北伐军袭击敌人后方。城市中的秘密共产党小组，甚至组织过小规模的城市暴动，以配合北伐军战斗。北伐军每占领一座城市，共产党人便在那里成立工会组织。在北伐军占领的数个省中，共产党人还建立起农民协会，协会的骨干大多来自于彭湃、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初，北伐军集中8个军的主力，兵分3路向安徽、浙江、江苏等省进发，追歼孙传芳余部。经过3个月奋战，终于攻占浙江全省、安徽芜湖和江苏南京。 至此，北伐战争胜利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胜利，与莫斯科的全力支持分不开。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北伐战争不仅予以及时的指导，还提供各种援助，如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和金钱支持。 北伐军从军一级到师一级，几乎都派有苏联军事顾问协助指挥，严格贯彻加仑制定的作战计划。加仑有一个全部由苏联军官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参谋部，以及一个既负责前线侦察，也直接参与轰炸敌军的由苏联飞行人员组成的小组。总顾问加仑不仅亲临前线，而且多次乘飞机飞到敌军阵地上空了解战场情况。 加仑的军事天才，促成了北伐军的胜利；而北伐军的胜利，又提高了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的声望和地位。从这点来说，蒋介石是个幸运儿，他应该感谢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也是积极支持北伐的。还在192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认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 陈独秀对北伐是积极支持的，他曾多次电告广东（电文抄件转给加拉罕），把北伐叫做“广东军讨伐吴佩孚的远征”。他在上海与布勃诺夫会谈时，也谈到北伐问题，认为国民革命军必须立即出师北伐。陈独秀还多次写信给蒋介石和汪精卫，力陈北伐。在6月30日的远东局会议上，陈独秀还说：“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 出人意料的是，在北伐誓师阅兵典礼的前两天，即1926年7月7日，陈独秀在共产党机关报《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突然对北伐持消极态度。文章指出：“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陈独秀对北伐战争前景和蒋介石未来的地位也颇为担忧：“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使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维经斯基后来承认，“文章的基调是由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拟定的”。陈独秀在文中接受并发展了维经斯基的观点。 事实证明，远东局和陈独秀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能及早从这种担忧中得到警示，采取预防措施，即使不能避免大革命的最终失败，也可以减少这种失败的代价。 对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有一段事后诸葛亮的总结，也颇有见地。他说： “共产党虽然支持了北伐，但它对工人阶级的利益没有足够的注意。共产党人为北伐的发展冲昏了头脑，忽视了对北伐唤起的革命社会力量的组织、团结和巩固的工作。正是这种对于北伐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使蒋介石能够得逞，从国民阵线中拉走了相当一大批军事和社会力量。 如果共产党在北伐的同时，能够清醒地看到资产阶级力量的结合及其根本目的，如果也注意促进革命力量的结合，那么，蒋介石搞分裂时就会发现他自己是孤立的。 还有一个问题要指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保留地支持北伐的后果之一，是失去了广东。也就是说，广东之失，在于我们支持北伐时，毫无计算。为了保持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为了支持左翼军人的联合，共产党没有加强阶级斗争，没有摧毁反动派的基础。革命军离开后，革命的传统基地就暴露在反动势力面前。” 斯氏药方 莫斯科虽然开始时对北伐并不热心，但随着北伐的展开和顺利进行，斯大林、布哈林（1926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结成所谓“反党联盟”，被开除出政治局和共产国际，布哈林成为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感到欢欣鼓舞。1926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北伐问题；要求正在中国的维经斯基等人，向政治局提交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情况通报。 在这种背景下，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扩大全会，着重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苏联和共产国际花这么长时间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足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重视。 参加第七次全会的中共代表谭平山和列席全会的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早在9月中旬就到了莫斯科。在全会上，谭平山作了6次发言和报告。 第七次扩大全会的重头戏是斯大林的讲话。斯大林在全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报告。这是斯大林为中国革命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报告很长，无法一一引用，但为了尽可能全面把握斯大林和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全貌，在此仍有必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斯大林的这个药方。  斯大林 首先，斯大林向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了帝国主义可能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和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性。他说，现今条件下，帝国主义的干涉绝不限于出动军队，往往“偏重于采取在附属国内组织内战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主要特点”。斯大林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帝国主义可能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采取拉出去的办法，找到其代理人。 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惜他没有预见到后来发生的蒋介石倒向帝国主义的一幕。 其次，斯大林一般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指出，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和落后，比1905年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更软弱和更落后，因此，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当。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怎样才能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斯大林却没了下文。当时，苏联的援助，主要是军事援助，都集中给了国民党和冯玉祥，大批苏联军事顾问为蒋介石和冯玉祥出谋划策。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反苏反共的倾向却越来越明显。斯大林对蒋介石除了一再让步，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办法进行制约，却一味要求共产党人担任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这就有点天方夜谭了。 再次，斯大林明确指出了中国当前革命运动发展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是开展土地革命。关于土地革命的纲领，斯大林认为，采用没收地主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要看情况而定。他强调，不管怎么样，最后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并使土地国有，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那么，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上述纲领呢？斯大林说：在所解放的省份里成立广东政权这种类型的新政权，中国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关，并通过这个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 然而，斯大林并不知道，广东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国民党右派手中，依靠这样一个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土地改革，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虽然强调土地革命，却未能贯彻实行的根本原因。 复次，斯大林强调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 这一论断后来被共产党人反复引用，它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但此时斯大林说的“武装的革命”并非指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总司令麾下的北伐军。当时，斯大林把蒋介石统帅下的国民革命军统称为“中国革命军队”，把这支军队看成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那么在军事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什么呢？斯大林明确提出了两条：一是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二是着手深入研究军事，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使革命军队循着正确道路前进。 说穿了，在军事问题上，斯大林要求共产党人做的就只是思想政治工作，军事研究工作，顶多是担任某些军事领导职务。他压根没有想到援助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武装，也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应当争夺对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斯大林虽然在理论上多次提出无产阶级应当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但没有对军队的领导权，所谓对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就成了一句空话。 最后，斯大林谈到了政权和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说，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大体上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之类的政权，这将是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道路的过渡政权。斯大林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这是真正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证之一。而广东政权是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 中国革命应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并不是斯大林首先提出的。早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就包括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争取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只不过斯大林把它具体化到中国而已。应该说，列宁、斯大林关于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对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他提出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估计过高的基础上的，这种过于乐观的态度，不利于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保持应有的思想武装。 远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重要问题的阐述，虽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总的来说，它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和原则上，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在当时是难以操作的。斯大林开出的药方，总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应该依靠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军队、政权和土地革命都由国民党政府出面领导，共产党人只是在其中起影响作用和骨干作用。也就是说，斯大林把大革命成败与否的赌注，压到了国民党的态度上。而实际上，这时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的掌权者，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这就等于脉没把准，开出的药方自然不可能药到病除。 曾经受到列宁赏识，此时已经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参与东方局领导工作的罗易，作为印度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并成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全会上，罗易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为斯大林和全会所接受，从而成为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决议的基本思想。因此会议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决定下一阶段的中国革命以开展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并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这主要是： 在国民政府的辖区内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地租；取消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捐税；把属于反动军阀、属于同国民政府进行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解散地主武装，武装贫农和中农，农村一切武装力量归革命政权管辖，等等。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议案。该议案围绕中国革命新的战略方针，对中共面临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组织任务作出决定，如增加党员数量、巩固和改进支部工作、教育和培养革命骨干、建立与国民党的正确关系、加强工会工作和农村工作、重视军事工作等，并要求中共创新自己的工作方法。 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派罗易为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指导并促进中共实行土地革命。临行前，罗易曾致信斯大林，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制定给中共五大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请斯大林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斯大林对他嘱咐再三，要与中共方面、国民党方面协调好，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有关协议，帮助中共开好五大。 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已有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斯大林加派罗易为中共首席代表，这既表明他对中国大革命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了其对罗易的信任和重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斯大林对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的失望。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两个文件于1927年1月底传达到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新的战略方针，陈独秀立即看出其不同寻常，他不敢怠慢，召集政治局进行讨论，会后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对此前在理论上和实践指导上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以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认识不清，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划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致使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都“成了一句好听的空话”。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反省过去的“二次革命”的思维和理念，明确表示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战略方针进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