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精神医学家杨德森教授

新用户7261osYC 2022-08-02 发布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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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森教授（1929年~2017年）

1、杨德森教授生平简介

杨德森教授，湖南湘阴人，1948年就读于湘雅医学院六年制本科，1954年毕业，两年后，成为该校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师从我国第一代神经病学家黄友歧教授，1959年精神科研究生毕业。1962年任讲师，1978年任副教授，1983年任教授并出任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至1990年。1988年起任湖南医科大学（现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及精神卫生系主任，1987年起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精神卫生专家顾问组成员，1992年起任中国心理社会因素、成瘾行为与健康协作科研中心主任。曾任ICD-10中国现场测试中心主任、DMS-Ⅳ国际咨询专家。1992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1994年起任中华精神科学会副主任委员，1996年受聘为第十届世界精神病学会学术会议科学筹委会成员。他是我国精神医学界著名精神医学家、教育家、行为医学开创者，以及应激、成瘾相关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为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

2003年，杨德森教授在上海参会时发言

杨德森教授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50余年，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和同事们创立了道家认知疗法。出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与案例》、《基础精神医学》、《行为医学》、《湘雅精神医学》等多部编著，发表论文170余篇，国外刊物发表10余篇。获各项科技成果奖8项。

他亲自培养的30余名硕士生、20余名博士生中，22人成为正教授，12名为博士生导师。张亚林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郝伟任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理局委员，赵靖平、李凌江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肖水源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国际自杀研究院(IASR) 委员，还有多名成为全国各地医院的“精英”。而从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将近600名，占据了我国精神科专业现有研究生的半壁江山，成为名符其实的“黄埔军校”、“杨家将”。

杨德森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31日20点12分仙逝，享年88岁。

2、不拘一格选人才

生在湖南湘西张家界，只是初中学历的煎药工人张亚林在文革过后，斗胆报考了杨德森教授的研究生，临考前，突然接到湖南医学院通知：“无本科学历，不符合报考资格” ，一纸通知曾差点击碎他的梦想。气愤之余便给杨德森写了一封措辞不恭的信，质问为什么不让参加考试？

信似泥牛入海，使张亚林期盼、怀疑，乃至失望。半年之后，杨德森教授的回信不期而至。信中告之：“出国刚回，迟复为歉，只求真才实学，不讲空头文凭。”杨德森教授的鼓励让他重振旗鼓，凭着对精神医学的热爱和顽强自学的韧劲，第二年张亚林参加了研究生考试，通过录取分数线，胆子更大的杨德森教授，竟然录取了张亚林这个既没上过高中，也没上过大学的山里人，使张亚林如愿走进湖南医学院（即现今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师从杨德森，成为中国行为医学第一位研究生。

上世纪80年代初，张亚林提着一只木箱，背着一卷铺盖，从湘西的大山中走来；90年代初，张亚林又怀着三分壮志，夹着七分梦想，朝太平洋的彼岸飞去。30多年前张亚林的硕士论文，从国外引进了“行为疗法”。20多年前张亚林的博士论文，又在杨德森导师的指导下创建了中国道家认知疗法。

张亚林教授，湘雅名医，湖南省师德标兵，国家级教学名师。主持制定我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操作规范，荣获中国杰出精神科医师等荣誉称号。主编国家规划教材《精神病学》、研究生教材《高级精神病学》。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20余项。

1985年张亚林（右一）硕士毕业答辩后与导师杨德森（左二）和其他几位老师合影

既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上过大学的山里人，直接报考医学硕士研究生，分数过线，谁敢录取——杨德森教授！不只是湘雅名医，更是中国杰出精神科医师，创建中国道家认知疗法，做个好人，劳动模范——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的军人中有一位从奴隶到将军，他的名字叫罗炳辉；中国的医生中有一位从煎草药工到医学博导，他的名字叫：张亚林。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杨德森教授就是发现张亚林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3、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杨德森可谓命运多舛。1956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曾经历过两次开除党籍三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两出三进” 的折腾。在反右倾运动中，不仅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自己主动申请在党支部“坦白交心”的材料还成了被重点批判的对象。批斗会上，指责和唾骂声不断，杨德森没掉一滴眼泪。一散会，他就跑到烈士公园，任凭委屈、愤恨的眼泪喷涌而出。多年后，他还忘不了那背着处分“被发配”离院时的心情。

“文革”期间，杨德森和同事编写的讲义被当成是“毒草”，他和同事则因戴上“借精神病人之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被隔离反省交代。两位同事无法忍受被批斗的身心双重折磨，接连自杀。杨德森决心“不死”。生死较量时，他通宵写下“14点申诉”，阐明自己编写的不是讽刺文学，而是写实病历，但仍难逃被批斗和劳动改造的命运。接受改造的那些日子，杨德森被剥夺了当医生、搞学术的权利。打扫卫生、到锅炉房挑煤、给供应室转送氧气瓶，这些成了杨德森的专职工作，甚至一些挖地洞、挑大粪、运卵石、送垃圾的活他也干过。

但杨德森绝不悲观，卧薪尝胆。别的书不可以读，他就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译本；不能搞精神科业务，那就下围棋、学日语。他还考虑过，即便将来要下放，自己就背个药箱卖万金油，或修钢笔、配钥匙、修单车等。“反正我能自力更生而不死。”杨德森笑言，他始终有个好心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从进入大学开始，杨德森教授便致力于校正“失衡”的精神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条路走到黑”。一路走来，他亲身参与也亲眼见证了我国精神医学兴起和发展壮大。杨德森教授常说，“我的工作主要是面向社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他总是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精神医学的发展，其敏锐和前瞻性无人能及。很多人都用“直”和“怪”来概括杨德森教授的性格。说起这“直”，主要体现在他直言无忌，敢说，敢做，无私无畏。对需要帮助之人总是十分大方，但批评起学生来他不留情面，学生论文出现语法错误，他在旁边标注“什么文化，什么文法？博士文化，小学文法！”。“怪”，则是他“不听招呼”的特立独行和“语不惊人发誓不休”“标新立异二月花”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