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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汉代确立了儒家在文化上的独尊地位。但实际上，确立的只是儒家在治国理念和制订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主导地位，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儒家从汉末以后就逐渐被玄学、道家和佛教所取代。 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在民众的信仰层面，在民众的精神生活领域里，包括在一些社会精英的精神生活领域里，其影响应该说已经超过了儒家和道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当时很多人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反思，儒家是本土的，而佛教是外来的，为什么外来的反而占了主导地位，本土的反而退居第二了？有人说，这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缺乏对于生死的终极关怀，缺少对道德实践的理论阐发，而佛教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充分而且很深刻的阐释，所以它占据了人们的精神领域。 儒家因此认为，要恢复儒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就必须重新建构儒家的思想体系。后来宋明理学就吸收了佛教中的许多理念来充实儒家思想。 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首先我们讲它对中国语言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语言的变化会影响到文化。佛教对中国的语言有极大的影响，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佛教传入的话，大概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拼音。因为拼音是根据过去所谓的反切来的，而反切又是在将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时受启示而来的。 在佛教传入之前，汉代文字注音是直接拿另一个跟读音相近的字来注的，叫直音相注。这个方法有很大的弊病，因为汉语的读音有四声的变化，有的字就找不到一个直接相近的音来注。直音相注是很不科学的，是不得已的办法。梵文传入中国以后，因为它是一种拼音文字，语言学家从中就得到启发，发现可以用两个汉字来注一个字。比如说东，可以注“得、红”，这就是反切。按现在语言学的说法，就是取前面那个字的声母，取后面那个字的韵母，把这两个字合起来就行了。这个方法渐渐演变成后来的注音符号，最终变成我们现在用的拼音。 这是佛教对中国音韵、语音学的影响，另外还有对汉语语义的拓展，也就是说佛教的传入丰富了汉字的字义。佛教传进来以后，我们要拿汉字去翻译佛经，有些意义是这个字本有的，有些意义则是它本来没有的，因为翻译佛经而后加入的。这类例子有很多，我最想提出的就是“缘”字。 “缘”字在中国原本的意义是指衣服的边，也包含有沿着某个东西的边缘的意思，即“沿着”的意思。但是佛教“缘起”思想进来了以后，这个“缘”的含义就变得异常丰富，增加了很多的内容。缘其实是佛教的一个核心理论，佛教讲缘起、缘生、因缘、有缘、随缘、结缘、惜缘，缘字也就相应地成为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了。 我们现在什么都要讲缘。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有缘，我们要做任何事情都讲究要“因缘俱足”才行。缘字的意义是不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从衣服的边变成文化的核心了！所以，佛教大大拓展了汉语字、词的含义。 更重要的是，还有许多的佛教名词直接变成了中国的词汇。梁启超曾经讲过——他是根据当时编的一部佛教辞典来讲的，这部佛教辞典里面收入了三万五千个词——佛教的传入使中国的词汇里面增加了三万五千个新词。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夸大了，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有很多词其实都是从佛教里来的，比如觉悟就是从佛教那儿来的。还有自由、方便、平等、真实、世界、解脱、众生、忏悔、心地、境界，等等。还有很多俗语，也是从佛教里来的。比如说我们常常用的一个俗语，“不是冤家不聚头”，哪儿来的？佛教里面来的。 佛教对我们的语言影响很大，让我们的词汇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使我们的文化表达有了非常广阔的词汇基础。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世上好言佛说尽”，世上的好话佛都说尽了；“天下名山僧占多”，天下的名山几乎都有佛教的踪迹。我们现在去名山旅游经常会碰到寺庙，是不是？ 从“天下名山僧占多”这个方面，可以说佛教在中国创造了一种庙宇文化。有学者就讲，中国古代只有宫殿文化。宫殿文化是官方的，一切的财富都集中去盖宫殿。佛教传入以后就有了庙宇文化。宫殿如果是高档的文化，那庙宇就是大众的文化，而且在历朝历代，庙宇实际上都是集会地、集散地，像现在的集市一样。一到初一、十五，庙宇就是一个群众集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不仅有经济贸易，还有文化贸易，说书、演剧都在这个场所。 佛教在文学方面也很有影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对文体的影响。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的通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佛教。我们从敦煌遗书里可以看到不少的唱经文，或者讲经文，它们其实都是对佛经的一种通俗的宣讲。唱经的或者讲经的人，根据佛经里的一段经文来演绎一个故事。可能在经文里面只讲了一个结果，或只讲了一个现象，他在唱经或者讲经的过程中就会把这故事的来龙去脉展开来，就像我们现在的说唱艺术一样，是一种完全通俗化的讲经。这对后来说唱艺术的出现，以及通俗文学的出现都有极大的影响。 除了发展出通俗文学的文体之外，佛教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佛教讲空，讲境界，讲空灵，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包括诗歌、绘画、书法，等等。只要去看看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理论著作，从《文心雕龙》开始，到后来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都能看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在具体的艺术方面，从音乐到绘画、雕塑、建筑，都渗透着佛教的内涵。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称自己的母亲叫慈母，这完全是根据佛教的慈悲精神演化而来的。自唐代以来，人们对佛教里面的菩萨，特别是慈氏菩萨就非常信仰。慈氏菩萨有的时候指观音，观音就是慈悲嘛，我们都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有的时候又指弥勒菩萨，总之是佛教一种慈悲精神的体现。这说明在佛教的影响下，中国人对于母亲，也是用佛教中的理念去认识的。 另外，佛教对于中国的医学、养生和健身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隋书·经籍志》里面记载，有很多从西域传过来的医药书籍，里面有一些西域名医所收集的药方，比如文殊菩萨养性方等；在藏传佛教里，藏医和佛教的结合就更紧密了。 佛教对道教也有影响。道教本来没有什么组织形式，经典也是非常散乱的。后来道教仿效佛教的僧团组织，根据戒律清规、法式仪式、经典结集等方面的佛教制度，也把道场组织成非常严格的道观，把道家所尊崇的一些经典集合成了道藏，使得道教不断地完善起来。 佛教对儒家的影响就更大了，这主要表现在宋明理学在重建儒学的过程中，从佛教那儿汲取了很多营养。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一些根本理论作为营养，宋明理学的理论是架构不起来的。 比如说宋明理学中最根本、最重要的理论叫做“理一分殊”，就是说天理是唯一的、完整的，但是它能在各个事物中体现出来，各个事物又都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天理。这种思想很显然是受到佛教，特别是华严宗“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思想的影响。因此，才能够得出“人人一太极，事事一太极，物物一太极”这样一套完整的理论。 至于很多形式上的方法，比如周敦颐强调主静，也可以说完全是从佛教借鉴过去的。后来，朱熹认为周敦颐强调主静，佛教的味道太重了，改一改吧，把“静”改成“敬”，就把主静改成了主敬。我们从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恰恰可以看到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没有中国文化接纳佛教的历史，中国文化的面貌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佛教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也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的一个载体、一种表现方式。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外来的东西，实际上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近我们学校（北京大学）正在召开北京论坛这个国际大型学术讨论会，在谈到传统文化的时候，大家自觉不自觉地一开口就是儒家怎么样，有的学者就提出中国文化不能光提儒家，还应该有道家和佛教。 我想确实是这样。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儒释道三教相互作用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影响、消长的情况。因此，不能简单地讲中国文化只是什么，而要具体分析。 比如说从治国理念、制定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世俗领域、生活习俗里面，特别是民间习俗里面，只提到儒家显然是不行的。道家、佛教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大大地超过了儒家。 从汉族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影响会更深一些，所以说它是主要的。但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其他民族的角度来看，可能佛教是最主要的。不光藏族如此，我们到西南地区可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核心文化也是佛教文化。 儒、释、道确实是中国文化里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一个鼎至少有三只脚才能站得住，缺一只脚都不行。这个鼎就是中国文化，是由儒、释、道这三只脚支撑起来的。我之所以将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分成三讲，就是希望大家既要看到它们的不同，也要看到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一面。 总之，中国的儒、释、道这三种思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来支撑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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