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

人文主义的基本思想后来在启蒙思想家的人性论和政治国家学说中得到继承和发展。17、18世纪，伴随着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为这种革命提供理论准备，启蒙思想家制定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国家学说。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首先提出了他的“公民哲学”。他认为，“自我保存”是人的普遍的绝对本性，是人类活动的根本原则，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动力。在国家产生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

霍布斯

由于人的自我保存、损人利己的本性，必然产生纷争，人与人之间处于“永恒战争状态”——“人对人是狼”。在这种状态下，表面上似乎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的权利，但由于人与人为敌，实际上什么权利也不能兑现，根本不能实现“自我保存”的目的。于是，人们为了自我保存的需要，便基于自然法相互订立契约，把一切权利转让给最高统治者，由他来保障社会和平和个人安全，这样就建立了公共权力机关——国家。

由于人们把一切权利都转让给了最高统治者，因此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立法、裁判、行政、军事乃至文化教育大权于一身，这种权力既不能转移，也不能分散，人们必须绝对服从。显然，这是一种集权主义的国家模型。

在霍布斯之后，洛克提出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和“分权”学说。同霍布斯一样，他断言“自我保存”是普遍的人性，是支配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洛克

在国家产生前，人们根据自然法享有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等自然权利，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行动，而无须得到他人的许可。但是，在这种状态下，由于人的利己本性，不能保证长久不发生纷争，而一旦发生纷争，由于每个人都具有“王者的气派”，自己充当自己的裁判者，必然使纷争无法解决，从而威胁和损害人的自然权利。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们便订立契约，成立国家。与霍布斯不受任何限制的集权国家模型不同，洛克主张分权。

洛克认为，人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自然权利转让给国家，而只是转让了其中的仲裁权，至于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自然权利，人们非但没有转让，反而应该得到国家的保护，如果国家执政者侵犯这些自然权利，人们就有权推翻他。同时，洛克还认为，执政者是签订契约的一方，必须受契约的约束，忠实地履行人民的委托。

显然，这是与霍布斯集权国家模型不同的民主自由国家模型。在他看来，人们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而接受专制君主的保护，实在无异于为了防止狐狸的搅扰而甘愿被狮子所吞噬。为了防止君主专制，洛克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史上首次提出了政府分权的学说。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联邦权（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认为这三种权力应由不同的部门掌管，而不能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

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应由多数人选举的议会掌握；而行政权和联邦权则归一个常设的、由深谋远虑的个人所掌握的机关来执行。当立法权与行政权发生冲突时，行政权必须服从立法权。

洛克的政治国家学说后来为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孟德斯鸠继洛克之后，把立法、行政、司法间的关系发展成为典型的分权学说，认为这三种权力中，任何两权合并就意味着滥用权力，公民的政治自由就必然会受到侵犯。因此，孟德斯鸠主张“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办法来防止滥用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自由。

孟德斯鸠

继孟德斯鸠之后，卢梭更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独立和平等的，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要克服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使人类由不平等转变为平等，恢复天赋的平等权利，就必须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制度。在他看来，国家只是“自由”的人民的“自由的协议”的产物。

根据他的社会契约论，人们在订立契约时，每个结合者都把自己的全部权利毫无保留地转让给整个社会。这种转让是等价的，因为既然权利是转让给整个社会，并没有转让给任何个人，人们就可以从社会中“获得自己本身所转让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他自己所丧失的全部的等价物，以及比他自己所有的保存自己的力量更大的力量”。

卢梭认为，按照这种契约要求组成的集合体，就可以体现全体成员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即“公意”。国家就是根据这种“公意”来治理的，人们服从国家就是服从“公意”，也就是“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因此，在民主国家中，人们虽然丧失了“自然自由”，却获得了政治自由和对于自己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虽然失去了“自然平等”，却获得了道德与法律上的平等。

卢梭

根据这种契约理论，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他认为，“主权”就是“公意”的运用。主权应该属于人民，政府的职责仅仅是执行“公意”，并非人民的主人；如果政府篡夺了人民的主权，破坏了社会契约，损害了人民的公共利益，人民便有权推翻它。这显然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

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国家学说，对近代西欧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关于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发展为“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革命口号，并被写进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他们关于分权制衡的学说则为西方民主宪政奠定了理论基础，至今仍然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原则。

不难看出，这些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虽然各有特色，但他们都是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出发，把人文主义理论化、系统化了，即以人性的变化发展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这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学说和社会理论，并以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根据。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已把人道主义价值观提升为人道主义历史观。

以上极其简要地介绍了近代西方的文化成就，主要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道主义政治国家学说。那么，有什么根据说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产生的文化条件呢？这当然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的生平和著作中去寻找答案。

如果从他们的经历和著作中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们确实是以人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背景和前提的，我们的问题就获得了肯定的回答。事实上，这样的证据是不难发现的。

从马克思的家庭背景来看，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就是一个受到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开明之人，为了获得“欧洲文化的入场券”，他放弃犹太教而改宗基督教，改宗基督教在当时是犹太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前进一步的表现。

“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亨利希·马克思树立了一种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使他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见，而他就把这种自由当作一宗宝贵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儿子卡尔”。

同马克思一家有着亲密的交往关系的特利尔城政府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其女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后来成了马克思的妻子）也是一个受到人文主义影响，思想上比较开明的人，马克思曾称他为“敬爱的慈父般的朋友”,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题献给这位“朋友”的。

马克思就读的中学环境也比较宽松，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符登巴赫校长总有办法不顾政府的禁令，努力培养他的学生的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所以我们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无处不可看到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对他的影响，例如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开首的几篇文章，即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所写的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等，这些著作都闪耀着启蒙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辉。

有人甚至因此把马克思描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并不赞成这种描写，因为自由主义思想只是马克思独立思想发展的起点。

承认这种起点的意义，也就是确认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产生的文化条件。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的当然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