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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兆余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时间：2021.08.26 文化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到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等等莫不属于文化范畴。两宋时期，绚丽、辉煌的宋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活力，在各种途径中迅速地向世界各地辐射和扩散。亚洲、欧洲乃至非洲国家都对宋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汲纳和受容。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宋文化向外辐射的途径加以阐析，进而论述宋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作用和影响。 一、宋文化对外播射的途径 宋文化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这样几条途径实现的。 （一）使节往来 宋朝政府基本上以主动、开放的心态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北部边疆与辽、夏、金政权对峙格局的长期存在，迫使宋王朝不得不采取温和的外交政策，与东亚、东南亚乃至西南亚国家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在这种宽松的外交环境中，中外使节往来十分频繁，前来朝贡和赴外回访的使者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北宋与高丽之间使节往来达80多次。越南使节更是频繁入宋，自开宝六年(973年)至淳祐十一年(1257年)，北部交趾先后入贡57次，南部占城遣使入宋也有50次之多。远在南洋群岛上的三佛齐(今属印度尼西亚)也向宋朝遣派使节30多次，西亚地区大食从开宝元年(968年)到乾道四年(1168年)也遣使至宋近50次。此外，蒲甘(今缅甸)、真腊(今柬埔寨)、麻逸(今属菲律宾)、勃泥(今文莱)、丹流眉(今属马来西亚)、注辇(今属印度)等国均与宋王朝保持着较多的外交往来。频繁往来的外交使节，无疑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如淳化二年(991年)，高丽使者韩彦恭来贡，求印佛经，宋廷“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诠》《逍遥詠》《莲花心轮》赐之”。此后，宋廷又应高丽使者的要求，先后赐给《九经》《圣惠方》《文苑英华》、历法、阴阳地理书、《大晟燕乐》和各种乐器，对高丽文化发展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二）僧侣活动 在宋文化对外输出过程中，僧侣在传播和移植宗教文化方面实在是功不可没。据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统计：“在整个北宋时代的一百六十余年间，入宋的僧侣是二十余人，但在南宋的一百五十余年间，仅史料上载明的入宋僧就超过了百人。这个僧侣数可与唐代的鼎盛时期相匹敌。”日僧不仅在宋境巡礼佛迹、学禅问道，回国时往往携带大量的宗教经典和世俗书籍。如雍熙三年(986年)，奝然返回日本时，携去宋版《大藏经》和《新译经》286卷。嘉定四年(1211年)，俊芿回国时，携回律宗大小部文1327卷、天台教观文字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儒道书籍256卷、杂书463卷、法帖御书堂帖等碑文76卷、水墨罗汉18幅及释伽牟尼佛像等。高丽僧人在移植宋朝宗教文化方面也不甘落后，谛观、圆应、义天、坦然、寿介、继常、颖流、菱善等名僧都先后入宋求法取经，其中义天除了学习华严教理和天台教观外，还在杭州慧因禅院印造经论疏钞7千余帙。回到高丽后，义天不仅编纂刊行了4740卷《义天续藏经》，而且创立了佛教的天台宗，推动了高丽佛教文化的发展。 宋朝僧人前往日本、高丽、越南传教讲禅、弘播佛法，亦对各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商贸活动 宋朝与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活动，不仅将物质文化输入亚欧各国，而且将精神文化的诸多因子传播到世界各地。据今人研究，北宋与高丽之间商业贸易活动居各国之首位，在北宋168年间，就有103批3169名商人前往高丽从事贸易活动。 宋朝与日本的贸易活动则经历了一个从有限发展到全面开放的过程。北宋时，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宋日之间贸易活动基本上由宋商单方面进行。南宋时，两国之间商业贸易活动十分频繁。在远洋海商贩运过程中，宋朝丰富的物产也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等地。物质文化之外，汉文化典籍也在各种隐蔽渠道中流向世界各地。如天圣五年(1027年)，宋商李文通将597卷书籍运往高丽；天圣七年(1029年)，宋商在日本市场上公开销售《唐音玉篇》和《白氏文集》等书；绍兴二十年(1150年)，宋商刘文冲向日本权臣藤原赖长赠送《苏东坡指掌图》《唐书》和《五代史》；景定元年(1260年)，宋商以30贯钱的价格将千卷本《太平御览》卖给日本大臣藤原师继。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四）移民 宋朝向外移民大多是由国内政局动荡而引发的，也有一部分属于经济利益驱动而移居海外的。从移民身份上看，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文人学者，还有手工业者、艺人和商人。如南宋末年，在蒙古军队的步步进逼下，宋人大量迁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饱学之士李用，“浮海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人”。南宋宰相陈宜中、吏部尚书陈仲微、参知政事曾渊及官员陈丁孙、赵忠、沈敬之、黄炳等则移居越南或泰国。这些人都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所到之处，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先进的宋文化。 普遍的途径，除上述之外，宋文化向外传播还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和途径。如高丽留学生入宋学习，无疑增加了宋文化输入高丽的力度，宋朝与越南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宋文化向越南的传播和伸展。 二、宋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至宋代已经进入兴盛和成熟阶段，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均在当时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居于领先地位。宋文化对外传播，不仅提高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水平，弥补了其它文明体系的缺憾与不足，而且对世界文明发展走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第一，宋文化输入日本、朝鲜和越南后，成为各国文化发展的范本和模式，对中华文化圈的巩固和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化圈是以中国为核心，包括朝鲜、日本和越南在内的文化区域，其基本要素是汉字、儒教、中国式律令、中国式科技和中国化佛教。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中国，首当其冲地成为汉文化外辐射的整合性区域。各国在构建本民族的文化体系时，均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移植和受容汉文化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律令制度、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形成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源头和核心的文化结构系统。如果说隋唐之际是中华文化圈的总体形成阶段，那么，宋代则是中华文化圈的发展和巩固阶段。 1、律令制度 高丽王朝的律令制度兼取唐宋之制。成宗年间(962年～997年)，中央置三省，即内史门下省(统辖百僚事务)、尚书都省(统率百官)、三司省(总管钱谷出纳)，其下设吏、兵、户、刑、礼、工六部，并仿宋枢密院之制，设中枢院掌管宿卫军机。此外，还设置御史台、礼宾司、大理寺、典医寺和艺文馆，几乎是宋代典章制度的翻版。越南的各种律令制度大多以宋制为模式，只不过根据其国情稍加斟酌损益。李朝(1009年～1225年)的行政建置完全参照宋制，中央设文武两班大臣，分别以辅国太尉(即宰相)和枢密使为首，地方则建立一套路、府、州、县、乡、甲逐级管理的行政机制。李朝兵制也模仿宋朝，中央设禁军，面额刺字。李朝的《刑书》和陈朝的《刑律》《国朝通礼》《建中常礼》也是根据宋朝刑律礼制而制定的。 2、思想意识 理学是宋文化辉煌成就中最突出的成果之一。自13世纪，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和伦理观念，不断被传播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在朝鲜，高丽文人安珦及其弟子白颐正在元朝深受理学思想熏陶后，回国后即成为程朱理学的积极传播者，培养了禹倬、权溥、李谷、李樯、郑梦周、郑道传等一大批著名的理学学者。至李朝时代，程朱理学在朝鲜全面走向繁荣，不仅占据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伦理准则和行动指南。在日本，理学基本上是依附于禅宗而输入的。日僧俊芿、圆尔辨圆在宋朝参禅问道期间，常常涉猎世俗之学，回国时都携带了一大批理学著作。赴日宋僧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等在传播理学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弘布禅法时，往往援引宋儒的哲理来阐发禅学的机微，使理学思想在潜移默化中浸润着日本僧侣和民众。至14世纪，日本禅僧已经主动担负起传播和研究理学的重任，为后来理学在日本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越南，朱子理学是伴随着儒家教育体制的确立而传入的，经朱熹改造过的、以性命义理为核心内容的《四书》《五经》是越南士人朝夕诵读、应试科举的必读教材。至南宋末年，越南也出现了朱文安、黎文休、陈时见、段汝谐等理学名流，通过他们的身教言传，著书立说，朱子理学最终在越南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开花结果，成为越南思想意识和价值准则的核心。 3、宗教 唐宋之际，佛教支派禅宗在中国大地上兴盛一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并逐渐向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渗透。日本早在唐代前期就传入禅宗，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禅宗始终被视为佛教的一个异派而备受冷落。至12世纪末，随着日本贵族政治向武家政权的转折，禅宗在日本终于获得了发展的机遇。绍熙二年(1191年)，日僧荣西自宋学禅归国，在博多、镰仓和京都等地创建寺院，倡导禅风。其后，日僧希玄道元、圆尔辨圆等步荣西之后尘，入宋拜师学禅，南宋禅僧也纷纷赴日讲禅，禅悦之风空前高涨。禅宗不仅在日本上层社会广泛传播，而且被中下层武士普遍接受，成为武士阶层的精神支柱，为后来日本武士道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越南禅宗的形成也完全得益于宋代禅僧的帮助。11世纪中期和12世纪初，宋僧草堂和天封、德诚曾前往越南弘播禅法，分别创建了草堂禅派和竹林禅派，其教理和旨趣与宋代禅宗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宋代禅宗的延伸和发展。 4、科学技术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巅峰时代，印刷技术、火药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纺织技术、建筑技术等均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这些先进的技术曾不同程度地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高丽早在8世纪就引进雕板印刷技术。13世纪初，又引进了宋朝先进的活字印刷技术，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仿陶制活字铸成铜活字，使印刷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日本印刷业的萌芽完全归功于宋代印刷技术的启迪。宋代佛教和儒家文献典籍的输入，使日本禅林得以仿效宋代板样和形体而刻印各种书籍。12世纪末期，日僧大日能忍翻刻宋僧著作《沩山大圆禅师警策》，是日本第一部木板刻印的禅书，标志着宋代雕板印刷技术移植日本获得成功。越南13世纪出现了印刷术，同样是对宋代印刷技术的移植。在建筑技术上，宋代流行的“天竺式”和“禅宗式”建筑技术在日僧重源和荣西的引进下传入日本。日本现存的东大寺南大门、播磨净土寺的净土堂、山城醍醐寺的经藏等，仍然向人们展示着宋代江南地区的建筑风格。在火药技术上，1377年，高丽政府在中央“设火㷁都监，煎取焰硝”，不仅大量生产火药，还制造出火箭、火筒、火㷁、火炮等17种火药武器，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宋朝的纺织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医疗技术、天文历法等也相继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通过对宋文化的大规模移植和受容，在律令制度、思想意识、宗教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生活习俗等方面均与中华文化保持较强的趋同和一致，形成一个以中华文化为内核的文化体系，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二，宋代物质文明向南洋诸国传播，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加速了南洋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两宋时期，南洋地区主要分布着占城、真腊、素可泰、罗斛、三佛齐、阇婆、麻逸、三屿、蒲端、蒲里噜、白蒲延、丹流眉、佛来安、蓬丰、凌牙斯加、吉兰丹、丁家奴、渤泥、天竺、注辇、蒲甘等国。这些国家由于空间距离较远和文化质地不同，对宋文化的汲取更多地表现在物质文明方面，而这种汲取又主要是通过官方和民间的贸易活动来实现的。 官方贸易主要有朝贡和回赐两种形式。宋王朝以泱泱大国的姿态，对前来朝贡者都给予优厚的回赐。如熙宁十年(1077年)，注辇国王地华加罗派遣一支以奇啰啰为首的27人使团，前来贡献本国特产，宋廷除了对正、副使节封官授职外，“各赐衣服器币有差，答赐其王钱八万一千八百缗、银五万二千两”。通过这种官方贸易，宋朝的金、银、钱币、瓷器、锦绫、丝绢、冠带、衣服等相继输入南洋诸国。 民间商业贸易活动在规模、品种和频次上都远远超过官方贸易。宋代远洋商船具有较强的运载能力和先进的航海技术。据宋人记载，当时广州一带制造的商船，“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在宋代海商往返过程中，中国与南洋之间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远程航线，这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宋朝丰裕的物质文化就是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南洋各地。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朝输入南洋各地的物品中，生活用品有金银器皿、瓷器、漆器、锦绫、缬绢、雨伞、草席、扇子、盆钵、铁鼎、铁针等；食品有酒、糖、米、乾良姜、盐等；医药用品有脑麝、檀香、大黄、樟脑、川芎、白芷、石朱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等；金属品有金、银、铁、乌铅、白锡等，名目繁多，用途广泛，极大地满足了南洋各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对南洋诸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三，宋代三大技术发明传入欧洲后，在欧洲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欧洲社会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 宋代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三大发明，都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 13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在与元军交战过程中，俘获了一批炮手和火药武器，不久就成功地仿制出火球、火瓶、火罐等火药武器。其后，阿拉伯人在与法兰克人、西班牙人交战时，火药武器大显神威，连挫敌军。欧洲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后，逐渐学会制造和使用火药武器。自14世纪30年代始，欧洲各国已经把火药武器广泛地应用于战争。至15世纪的胡斯战争中，大炮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因此，可以说，火药武器传入欧洲后，改变了欧洲传统的作战方法，在摧毁欧洲封建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印刷术大约在14世纪传入欧洲。14世纪末，欧洲人已经能够雕板印刷纸牌，圣像、经典和拉丁课本。1456年，德国人约翰·古腾堡根据中国活字印刷的原理，用铅、锡、锑合金制成拼音活字来印刷《圣经》。这次改进，为欧洲印刷业带来了蓬勃生机。此后40年间，印刷术迅速普及到西欧、中欧和南欧各国，为欧洲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印刷术将文化从教会和贵族手中解放出来，使平民阶层读书写字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印刷术还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手段，对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指南针是在12世纪初经南部海路传入欧洲的。欧洲人对中国罗盘稍加改进：一是用32分度代替了中国罗盘的48分度；二是采用支轴撑起磁针，使之具备现代指南针的雏形。指南针的应用，使欧洲航海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麦哲伦环球旅行的成功，无不归功于指南针的引导。从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上看，指南针传入而引起航海新时代的到来，直接促进了欧洲商业贸易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欧洲社会体制的变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1861年曾这样评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这个论述，极其准确地道出了三大技术发明在欧洲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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