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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治国用正道，用兵出奇制胜，以无为无事取信人民，我怎么知道要这样做呢？以此，天下禁忌避讳越多，人民就越贫苦，民间兵器多了，国家就混乱，民间奇淫技巧多了，各类奇货杂物就滋生，法律法令频发，强盗贼匪就多。所以圣人说“我以无为治理人民自然化解，我好静人民自然步入正轨，我无事人们自求多福，我无欲无贪人民自然淳朴”。 本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治国在“道”经第三、十、十三、十九、二十六、二十九章都有表述，核心是无为而治，使百姓返朴归真；按文字逻辑，从德经角度治国理事，以正治国是阳，以奇用兵是阴，以无事取天下，正道治理、以兵扶植，二者不可缺一；如以奇治国，以正用兵，本末倒置必大乱。 论语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政治没有固定的解释，就传统思想是以正言、正行、正思、正大光明的行使政权；如果用“奇”必会天下大乱。春秋时期，鲁定公问孔子：“一句话可使国家昌盛吗？”孔子说：“君主爱护臣子，关心他们，上下一心，国家可以兴旺。”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吗？”孔子说：“不全对，君主一句话下边不提反对意见，久而久之就会走向灭亡。” 常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即是顺应民心、尊重民意。 以奇用兵。兵者诡道也，出奇制胜，兵家是以战胜为核心。历史著名的宋襄公泓水之战：宋国军队于泓水北岸布好阵，完全可打败楚军，宋襄公遵照先秦时期“不排阵列不战斗”的观点，楚军渡河中、渡河后未列阵，均未进攻，最终战败。战国时期，以奇用兵成了兵家以战为目的，这是战争思想的演变。但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为之。 兵为应急应机之事，以毒攻毒、以战止战、针锋相对，都是权宜之策，不能恒久，所以“有道之士不为也”。孙子兵法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战争、人与人争斗的结果都是两败俱伤。从道德经中以奇用兵有具体可参考，如第二章：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三十六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都是原理，加以发挥就是效法道的“以奇用兵”。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从“多忌讳、多利器、多伎巧、法令滋彰”，都是物极必反的状态。透过现象看事实，就是经文所说“我怎么知道要这样做呢？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天下的忌讳必然出自统治者，多忌讳必然是有为所致；忌讳越多产生的繁杂越多，而人民要为此承担行为结果，有类似内耗内损的意思。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间多了兵器，就会有盗贼土匪多起，国家衰亡都是从局部动荡开始，老子从“民多利器”视为国家混乱的毫末，人人自危、人人自保，本能就是用“利器”防身护己，以备不时之需。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出现，国家就处在混乱之初。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庄子·天地篇讲到：子贡见一丈人用瓦罐浇菜地。就说：“有名为槔的机械浇灌快捷省力”，丈人笑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这则机心的故事，从近代鸦片战争中可窥一斑，朴实无华必然少机心，抱朴守拙是近于道，而“兵”的落后，注定了清朝覆灭和中国近代的屈辱史。但道德经涉及“兵”的思想，也是警示提示，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不属于“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范畴。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结和上述考虑，圣人“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以便达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也是无为而治的表现。 我无为而民自化：无为是让人民自主，也是发挥民主自治，民主管理、决策、监督、选举等。 我好静而民自正：万物循环往复是遵循秩序，而时空就是保持“静”的状态，任万物生灭，我好静就是给予人民时空，给予人民自正的外部条件。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不做无谓之事，天下安定和谐，人民会逐渐富足。只要世界和平，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只会愈来愈多，所以统治者无事，天下只会富裕。 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欲民心不乱，心不乱则趋向人心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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