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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是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在其著作《劝学篇》中第一篇中的第一句。“虽然有句话说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但是实际上并无平等之事，有富者亦有贫者，有智者亦有愚者。然其差别如何而来，此即是否具学问之别” 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现今九州大分县）奥平藩藏屋敷的下等武士。受藩命，在大阪中津藩的“藏屋敷”工作。他虽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低级藩士，但却是一位廉洁自持、才学俊秀、德望颇高的汉学者。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1835年1月10日那一天，百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记录清朝乾隆帝时期的法令的著作）；晚上又逢麟儿出世，欢欣无比，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这就是教育家福泽谕吉名字由来。
中津市的福泽谕吉故居 但不幸很快的降临到这个家庭中。谕吉的父亲既从事管理与大阪的商人的贷款业务，也是一位通晓儒学的学者。但是由于身份卑微，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树，终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当时谕吉年仅1岁6个月。因此，谕吉在日后说“门阀等级制度是父亲的敌人”，由此可见，他对封建门阀制度痛心疾首的一斑。 父亲逝世，三十三岁的母亲，不得不带五个孩子，回到了背离十数年之久的故乡中津。此地方语言风俗和大阪有些不同。孩子们无形中和故乡的小朋友们起了一层隔阂，只好自家成为一个小天地，生活在其中。 才华渐露 谕吉与他的兄弟或者当时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并没有忠孝仁义的观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厌倦读书，到了14、5岁的时候，由于周边环境的压力，他才开始学习。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渐积累，渐渐地开始阅读各种汉文书籍，才华渐露，进步神速。 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海军军官柏里（M. C. Perry）率领舰队，驶进日本的浦贺港，不但惊醒了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锁国美梦，也启开了明治维新王政复古的端倪。日本在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时代，只有长崎一地可和荷兰通商。
这些船只由于船体被涂有防止生锈的黑色柏油 而被日本人称为“黑船”。 由于黑船来航后日本国内对火炮战术的需求高涨，而学习荷兰的火炮技术必须要有通晓荷兰语的人才，谕吉的兄长便建议谕吉学习荷兰语，这也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捩点。在安政元年（1854年），19岁的谕吉前往长崎，拜访了长崎的火炮专家山本物次郎，修业期间寄居于术家山本物次郎的家里做食客，半工半读，勤勉苦干，学习兰学也颇有心得，深获山本的器重。
离开长崎 次年1855年，介绍谕吉认识山本的奥平壹岐与谕吉不和，逼得谕吉不得不离开长崎。谕吉便决心前往江户闯天下（现东京）。他途径大阪后，便去投靠与父亲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长。兄长劝阻他前往江户，并说服谕吉留在大阪学习兰学。于是谕吉便来到了绪方洪庵的适塾潜心研究兰学。
绪方洪庵（1810年8月13日 - 1863年7月25日） 这是他按部就班，正式从师学习兰学的头一遭。从此以后，一直到安政五年（1858年）受聘到江户担任教职之前，焚膏继晷，潜心钻研，自不在话下。这中间，曾因为患伤寒，暂时回到中津休养。
适塾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北滨3-3-8 1856年，谕吉再次前往大阪求学。同年，由于兄长去世，他成为福泽家的户主。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求学，变卖了父亲的藏书和部分家产后，还清了债务，面对亲戚朋友的质疑和反对，谕吉还是毅然前往大坂。由于无力支付学费，以翻译工程学教科书的名义作为绪方的食客而学习。 1857年，谕吉成为适塾的塾长。 1858年，那一年谕吉二十五岁，他接受奥平藩的征聘来到江户，在铁炮洲设塾教授兰学。这对于谕吉的一生，具有划时期的重要意义。这个小规模的“兰学塾”后来成为了庆应义塾的前身，因此这一年便被定为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时间。
（1862年）江戸築地鉄砲洲中津藩中屋敷内の蘭学塾
1859年，谕吉前往横滨。当时，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但是当地全用英语，学习了荷兰语的谕吉连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和别人交谈，语言也一窍不通。这对他好像是晴天的霹雳，觉得数年来苦读兰学的努力，尽付东流。他即刻猛省到，兰学已不能迎合时代的潮流。此时要补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学英语一途而已。于是，他又开始废寝忘餐，读起英语来。因为多方求教适当的老师未果，不得不依靠仅有的“兰英”（荷兰语对译英语）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等书，跟另一个朋友埋头共读。
福泽谕吉到访横滨 五雲亭貞秀「横浜商館真図」 首次出国 · 远赴美国 同年冬，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团要乘坐美国的军舰Powhatan号赴美国，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的壮举，日本决定派遣咸临丸作为护卫舰。福泽谕吉作为咸临丸的军官木村摄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前往美国。
咸臨丸難航の図（鈴藤勇次郎画）
咸临丸的指挥官合影，前排右端为福泽谕吉（1860年） 虽然福泽已经在书上了解了很多美国的事物，但是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例如他在书中写道，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的近况，但是美国人几乎没有人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后代们的生活（事实上，华盛顿并没有留下后裔）。这一次放洋，随员的职务繁忙，除对美国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之外，没有太多见闻的机会，仅仅携带一部盗版韦伯斯特大辞典回国而已。这是日本人输入这种辞典的开始。
1860年，福泽谕吉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帧照片 （和当地摄影师十二岁的女儿Theodora Alice Shew合影） 他早岁游历欧美，受近代科学和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很深，回国以后，他极力介绍西方国家状况，传播自由平等之说，以倡导民权，促进“文明开化”，并鼓励日本人学习科学，兴办企业，发扬独立自主精神，以争取日本民族独立。不久，谕吉废除了家塾的兰学，改授英文。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但充为一所英文学塾，仍然微不足道。 作为使节 · 同行欧洲 谕吉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文 久元年，1861），和藩士的女儿锦女士结婚。
同年十二月，谕吉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当时日本的国内情势，摇撼不定；因此，依据五国条约开辟港市的规定，有些部分无法实施。为了要和各国直接交涉，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一名译员，参加此行。当时也用幕府发给的津贴费买了许多英文书籍带回日本。他在欧洲对于土地买卖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异，并对于许多在书本上无法看到的事物进行调查。例如欧洲人习以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闻的医院、银行、邮政法、征兵令、选举、议会等。
横滨新开港图
1862年，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 福泽谕吉（左边第2人）
1862年作为江戸幕府使節拜访德国柏林
1862年 福泽谕吉在伦敦 通过这几次参加海外使团的经历，福泽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回国后，他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开始了对西学的启蒙运动。 当时，他曾作为官员提倡幕府机构的改革，但在1868年（庆应4年）后，便将“兰学塾”迁到新钱座，同时取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庆应义塾”，专心从事教育活动。这是谕吉平生最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三田演说会日志 日本初の演説会の日誌 在明治维新后，福泽继续大力提倡普及西学。并针对日益高涨的国会设立运动，提出创立英国流的不成文宪法的论调。他在1881年（明治14年）的明治十四年政变后与政府要人绝交，在1882年创办日报《时事新报（日文）》，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引导社会舆论。
由福泽谕吉创刊的日报『時事新報じじしんぽう』 离世 1898年因为脑出血而病倒，之后虽然一度康复，但却在明治34年溘然长逝，戒名“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在葬礼上，遗属遵从福泽的遗志，婉拒了各方的献花，但是唯独默然收下了福泽的盟友大隈重信（早稻田大学创始人）送来的丧礼。
社会影响： 福泽毕生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大力发展日本资本主义和推动民主运动。由于福泽生前居住在庆应义塾的校区内，因此现在在他去世时所在的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内设有石碑。戒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泽谕吉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校长会带领众多师生前往扫墓。庆应义塾大学在传统上将创始人福泽谕吉称呼为“福泽先生”。
福泽由于是1万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户晓。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谕吉”或者“谕吉券”。也因此，有人在数1万元纸币的张数时，会以1人、2人的人数来计数。1984年，大藏省理财局曾计划将圣德太子的头像印在十万日元纸币上，野口英世的头像印在五万日元纸币上，福泽谕吉的头像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但十万元和五万元纸币最终没有发行，福泽谕吉也成为日本最高面额纸币上的人物，野口英世的头像则于2004年被印在一千日元纸币上。
福泽也是将会计学的基础“复式记账法”介绍给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贷方”的用语也是福泽首先翻译的。同时将近代保险制度介绍给日本的也是福泽谕吉。他在《西洋旅案内》（中译：西洋旅游介绍）中介绍了人寿保险、火灾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三种保险制度。 教育方针 谕吉主张义塾的教育方针应有两方面：有形方面，以“数”“理”为基础；无形方面，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易言之，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相比，这两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各强国，除鼓吹独立精神及提倡实学之外，别无他途。 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数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除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福泽谕吉从美国带回来的『42行聖書』 谕吉的教学精神，很令人敬佩。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江户顿时陷入混乱的状态之中，市内的一切公共游艺场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纷纷避难。义塾所在地新钱座，距离上野约八公里，没有飞来炮弹的危险。谕吉在遥闻炮声而远望硝烟的紧急情况下，依然从容地讲授美国威氏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在兵荒马乱当中，唯一能够独立其间，扶持泰西新学的命脉于不坠的，只有庆应义塾。谕吉坚忍不拔的办学精神，于此可见。 思想 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 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十七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澤諭吉『福翁自伝』原稿 经济思想 福泽谕吉虽是最早将经济学由英文世界引入亚洲的人之一（如试将competition译为竞争），他本人却没有受到特定学说的影响而产生一贯的理论架构。在早期所著的《西洋事情》外编的一部分，福泽直接翻译了美国人Chambers所写Educational Course之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故出现了所谓经济社会由竞争所决定的市场论（“经济之定则”）；在《劝学篇》中也多次提及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论。而在稍后期的《文明论概略》里，福泽进一步反对“伪君子”的反竞争论，而强调每个人要有秉著“数理”、“实学”的精神，产生智慧、俭约与正直之心。 脱亚论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满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 福泽谕吉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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