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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永载史册的名字 作者康福信 1970年5月20日凌晨，在铁路局大食堂门前，集结了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根据要求，今天要步行到火车南站，乘火车去火石泉铁路农场。经过几小时的步行，到达车站后同学们井然有序地登上东去的列车，一年多的知青生活拉开序幕。火车离开乌鲁木齐车站，车厢里充满了喜悦，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欢声笑语淹没了火车巨大的轰鸣声。响应号召接受再教育，第一铁路工程局近四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火石泉。此时，我望着窗外急驰而过的房屋、树木、山丘、戈壁……思绪万千。这是20年来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家庭，又兴奋又担忧，心情十分复杂。能够和同学们一起到农场锻炼，即将面临一种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从此可以独立生活了，心里喜滋滋的。高兴之余，总有一种淡淡的担忧，在火石泉农场不知道要待多少年？说是扎根农场，但真要在农场生活一辈子，思想上还是不能完全接受。既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现实中总得有个期限吧。1966年，从正式传达“5·16通知”开始，各类学校都进入“停课”状态，但上大学的心愿并没有熄灭，希望有一天能坐在大学教室里学习各种专门知识。然而，现在我必须面对火车带着我们驶向农场这个现实，说实话，未来将会如何，我没有一个清晰意识，前途未卜、命运难测，对今后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这一刻，我有意识地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了。到了火石泉火车站，先来到农场的二连同学们到车站来接我们，虽然他们比我们早来半年，却像是农场的主人一样，帮助我们抬行李，拎箱子，那种热情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场面太令人感动了。但举目四望，映入眼帘的是无尽的沙丘、稀疏的梭梭草在骄阳下挣扎，隐约看到远处几排小树和几间低矮的土房子，二连的同学告诉我们，那就是农场场部，我们即将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 在场部前有三、四排地窝子，我们被安排在最前面一排（最南面的一排），好像铁三中高六六级的几个班被分别安排在前两排。头几天主要任务是学习，熟悉周围环境。从1966年5月停课到1970年下农场，由于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一些人很少能见到。整整4年多，我们班的同学还是第一次聚在一起，而且还住在一个地窝子里，老同学见面难免嘘寒问暖，热闹非凡。傍晚，地窝子里外，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昏暗的灯光下，不知道哪个班的同学，居然兴致勃勃地背诵古韵分类表：“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七虞八齐……”，我虽然没有看清是谁，但知道，我们年级有几位喜欢赋诗填词的“小夫子”。对高六六届的同学来说，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志向和爱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班孔宪成不知从哪儿借了一把二胡，就坐在大通铺边沿演奏了一曲“赛马”，奔放、热烈、激昂的琴声在夜幕下久久回荡。过去，我只知道孔宪成会吹笛子，会敲定音鼓，还曾欣赏过他演奏扬琴，但从未见他拉过二胡。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学过二胡啊？”他双眼透过眼镜片，微笑着说，“这是第一次拉二胡”。我当时真的有点不相信，第一次居然如此娴熟？不过，他的确有些音乐天赋，识谱能力极强，曾担任我们班的文艺委员，好像还在校学生会文艺部担任过什么职务。知青群体人才济济，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挥毫泼墨、填词赋诗者不乏其人。一周后，在农场承担的第一项任务不是干农活，而是打土坯、盖房子，先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 许多同学回忆文章中都提到打土坯、盖房子。其实这项任务技术含量不高，是纯体力活。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事情，而且是强体力劳动，头两个星期腰酸背痛，手也磨出了血泡。但毕竟年轻，睡一晚上，第二天照常起床干活。虽说盖土坯房是粗活，但是有两项工作是需要一点技术的：一是抹墙泥，二是抹门框、窗框。墙泥是把碎稻草与黄土泥一切搅拌均匀，稻草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草泥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稀。太干了不容易抹均匀，泥与土坯的粘合度差，且不易抹平；草泥太稀在墙上挂不住，慢慢的向下滑落，。其实，大约三四天之后，基本上我们所有同学都能掌握了和泥和抹墙泥的技巧。抹出的墙泥既平整又光滑。大家说说笑笑，还开展了“抹墙泥竞赛”。我们慢慢地体会到干体力活不只是辛苦劳累，还有知识和欢乐。说到抹窗框和门框，这是我在农场遇到的“技术性”最强的工作。当时担任我们排长的高金池师傅耐心地一点一滴示范要领，我们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不断实践，才慢慢的掌握的技术。关键是用好刮板，抹出直角。先把刮板固定好，然后沿着刮板边沿先抹出一个平面，再移动刮板到另一个平面，使前后两个平面构成一个直角。规范标准的直角才能显示出门框、窗框的视觉美。其实，这不是一项很难的技术，只是一个细心的活，俗话说“慢工出细活”嘛，不急躁，有耐性，每个同学都能掌握。另一项有点儿“技术性”工作是抹黑板。那时候，每个连队前都有一块宣传栏。宣传栏是用黄泥抹出来的一个平面，刷上黑墨汁，就成为一块平整的黑板。按照场部的要求，各连要定期出板报，我记得赵鸿均、吴志超和我除了给我们十连搞了一个黑板外，还先后给七连、三连等连队抹黑板，因为这两个连队都是女同学，她们好像没有干过和泥抹墙的活计。农场的伙食很单调，天天几乎都是萝卜、白菜、馒头、包谷面糊糊，清淡寡味，偶尔有点肉腥，大家都会感到很满足。那时粮食是定量供应，男生基本吃不饱，有些同学家里给上几斤粮票，或者托人带点食品，大伙就可以打牙祭、开洋荤，一起分享美味佳肴。农场每两周休息一天。不知道是谁最早发现，69次列车由哈密发车到柳树泉之间正常运行是两个小时左右（那时候车速一般每小时70、80公里），这个时间段刚巧是餐车给旅客供应午餐的时间；我们带着饭盒，在餐车先吃后装。餐车的厨师和服务员、列车员好像非常理解我们的行为，从来没有刁难、呵斥或驱赶。吃完饭，我们也很自觉地离开餐车，尽量不影响列车各项正常工作。到柳树泉，大家三五成群地分散到附近的村庄。我记得摘过桑葚和红枣。无论是桑树还是枣树，我们都是在远离农户院子的地方，好像是没有人管理的，是不是可以算作野生的，我说不清楚。其实我们摘的红枣很可能就是现在被称为“五堡大枣”，不过品种没有现在那么大。在农场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除了到柳树泉，休息日还常常去哈密玩一玩，或者到同学家聊聊天。在我的记忆里，我曾去几位同学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去高六六四班杨严家做客。我和杨严本不是一个班，但他和我都担任各自班级的物理课代表，接触的机会多一些，还常常一起讨论物理习题，所以比较熟悉。他家有一个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种了一些花。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小桌旁，喝茶聊天。他的家人都非常热情，留我一起吃了一顿饭，还住了一晚。另外，我还曾去过同班的张国荣家，受到了同样的款待。另外还去过几位同学家里，是陪朋友一起去的，我都不太熟悉，记忆不是很清晰了。与哈密同学家人的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受到铁路沿线职工真诚淳朴、热情爽直的品性。上个世纪1970年代，职工生活并不宽裕，许多东西还凭票供应，他们竟能如此热情地款待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即使过去了五十多年，仍然感动不已，我真想再说一声——谢谢。
1970年下半年至1971年上半年，农场的同学陆续离开农场走上了工作岗位，看着同学们高高兴兴又恋恋不舍的离开农场，我心里五味杂陈。因为之前不久，杨万才场长曾找过我（后来我知道杨厂长也找过姚文伟），动员我留在农场。他告诉我，根据路局革委会决定，火石泉铁路农场准备改为“铁路局五七干校”，路局的干部职工分批分期到干校集中学习锻炼。农场领导决定留下二十几位学生在场部帮忙，当时初步确定留下22名学生，我记得有姚文伟、吴都有，其他人我都不太熟悉了。我和姚文伟留在政工室，其他同学有的分到了机耕班（开拖拉机）、维修班。我们每个人从事的具体工作不同，但全部按普通工定职。政工室主任是修浩海（后任局机关后勤处副处长，我们曾见过几面），政工室还有一位姓袁的师傅。姚文伟和我的具体任务有两项：一是为来干校锻炼学习的干部职工建立学习档案，登记造册；二是参加干部职工的各项学习，做好学习记录，并整理归档。任务不重，难度不大。在我记忆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尼克松访华后（1972年2月左右），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图二 当时的票据 几千名学生离开农场，干部职工来的人不多，且年纪偏大，缺少了欢闹嬉笑的气氛，夜幕降临时，除了两只大狗（大黄、大黑？）的叫声，整个农场静悄悄的。一次傍晚，修浩海主任忽然兴致勃勃的告诉我们，晚上去打黄羊，这可是新鲜事，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黄羊，更不曾有过打猎的经历，况且如果真能猎到黄羊那就能美美的吃上几天。天渐渐黑下来，汽车在沙丘间穿行一段时间，来到一处梭梭草较密的沙丘，周围黄沙漫漫，分不清东南西北，车停稳后，修师傅带着我们趴在一个小沙包上，在朦胧的月光下，警惕地注视着远方。大约过去一个多小时，周围毫无动静，小飞虫多起来，在身边飞来飞去。有几个人烟瘾上来了，经修师傅同意，几位“瘾君子”用手挡着烟头微弱的光亮，悄无声息的吞云吐雾。就这样，大家一直坚持到东方出现鱼肚白，连黄羊的影子都没有见着。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返回农场。真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图三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证 猎黄羊失败了，可没过多久，修师傅又带着我们抓麻雀。因为有过失败的经历，对抓麻雀我是没抱太大期望。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收获颇丰。有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感慨。故事是这样的，一天傍晚，袁师傅来到我们房间，说修师傅一会带我们去抓麻雀，让我们每个人准备尼龙网袋，就是那种用尼龙绳编织的，平时用来装脸盆或小件行李的那种网袋。我当时心里暗暗琢磨，能抓几只麻雀啊，还要带个网袋？夜色渐浓，四周漆黑一片，修师傅带我们来到场部后面一排最东头的一间库房，就是我们自己打土坯盖起来的土坯房。进到库房，打开手电，借着微弱的光线，爬上麦垛子，在墙与房梁之间的空隙里有许多熟睡的麻雀，手电一照，麻雀还处在懵懵懂懂的昏睡状态，抓起来既简单又轻松，即使有一些麻雀惊醒后在库房里飞来飞去，由于麻雀夜视能力极弱（一说根本没有夜视能力），东冲西撞，最终也无法逃脱被抓的下场。一个小时左右几个网袋都装满了。大家说说笑笑地带着“战利品”，回到袁师傅的宿舍，用半开的水一浇一烫，过上几分钟就可以蜕毛了，开膛破肚，沥干水，下油锅一炸，捞出来，再把油沥干，撒上盐、孜然、辣面，香脆油酥，这是我到农场以来吃的最难忘的美味，也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吃麻雀肉。还第一次喝了白酒。在农场定职不久，我的生活轨迹又一次发生了改变。因为各地中学纷纷复课，但普遍缺少教师，经路局革委会与农场领导协商，我和姚文伟一起调回乌鲁木齐铁三中（后来吴都有也回到铁三中）。复考高后，考入原新疆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现新疆医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退休。总算是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图四 铁三中的工作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但一年多的农场生活注定是我人生的一段有意义的经历，我会时时想起，不会忘记，可毕竟过去50多年了，有些情景不那么清晰了，内容若有不当之处，请朋友们斧正。作者简介： 康福信，乌鲁木齐铁三中高六六（三）学生。1970年5月20日到火石泉五七农场，先在十连一排，后调到新成立的十五连。1972年春季调铁三中任教员。1978年考入原新疆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2000年被聘为生理学教授 ，研究生导师。中国生理学会会员，曾任新疆生理学会主任委员。先后担任原新疆医学院教务处长、新疆医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院长、工程技术学院院长。校学位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退休后，经常阅读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 ，爱好游泳、旅游和围棋，曾参加过乌鲁木齐铁路局在鄯善举办的第一届棋类比赛 ，并获得围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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