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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温胆汤最早见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谓其“治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宜服温胆汤方”。王焘的《外台秘要》亦记载有温胆汤，但标明方剂源于《集验方》，谓“《集验方》温胆汤，疗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宜服此汤方。生姜四两、半夏二两（洗）、橘皮三两、竹茹二两、枳实二枚（炙）、甘草一两（炙）”。其组成、剂量、用法、主治均同于《千金要方》之温胆汤。《集验方》为南北朝名医姚僧恒所撰写，然靖康之后其书遂佚。因此，温胆汤方最早的文献记载或为《集验方》。 “ 关于温胆汤，有两个疑问： 其一其所用的半夏、竹茹、陈皮、枳实、生姜、大枣共六味药，在唐朝以前的本草著作中，半夏味辛而平，《别录》言：“生微寒、熟温”；竹茹甘寒；陈皮辛、苦而平；枳实酸、苦，寒；生姜辛、微温；甘草甘平；地这六味药中除生姜微温外，其性或平或寒；如此配伍何以言“温”？ 其二、“大病后，虚烦不得眠”为什么属于“胆寒”？ “ 其二、“大病后，虚烦不得眠”为什么属于“胆寒”？ 现在的方剂学教材中的温胆汤选自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与《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相比较，加了茯苓；归属于祛痰剂。其组方思路与《医方集解》认识一致：“橘、半、生姜之辛温，以之导痰止呕，即以之温胆；枳实破滞；茯苓渗湿；甘草和中；竹茹开胃土之郁，清肺金之燥，凉肺金即所以平肝木也。如是则不寒不燥而胆常温矣。”个人觉得，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道出“温胆”的真正内涵，对于古方的解读，我赞同庞博教授的观点，要放在制方的时代下对中药的认知的框架之下去理解最早制方的思路。 温胆汤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最早见于南北朝医家姚僧垣的《集验方》，所以相关本草治疗也应当参考同一时期或者更早的本草著作，今天所能见到的也就只有《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以及《吴普本草》。 “虚烦”一病，首见于《伤寒杂病论》，其辨证论治见于栀子豉汤证、酸枣仁汤证和黄连阿胶汤证等条文之中，开后世论治虚烦之先河，故后世沿用《伤寒论》治之体例，分虚实、明病机，更详其证治，但总论病机则不离其病名，一为各种病因病机致虚之本虚，一为无形热邪致烦之标实，而此病机又多因阴气虚阳气盛而致不寐，故而古人常将“虚烦”和“不眠”合称为“虚烦不眠”或“虚烦不得眠”。 《诸病源候论·虚劳不得眠候》曰：“夫邪气之客于人也，或令人目不得眠，何也？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肺，而行呼吸焉。荣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也，化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 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其入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肉间，行于五脏六腑。今邪气客于脏腑，则卫气独营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满，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眠。”《诸病源候论·大病后不得眠候》又曰：“大病之后，脏腑尚虚，荣卫未和，故生于冷热。阴气虚，卫气独行于阳，不入于阴，故不得眠。若心烦不得眠者，心热也；若但虚烦而不得眠者，胆冷也。”总之，卫气不入于阴则不得眠。 卫阳之气不能入于阴，其原由不过有二，其一阴不足而不足以涵阳，其二卫阳入于阴之道路不畅。大病之时，卫阳奋而抗邪，以胃中之精气为其源，当大病之后，胃中精气不足，营血化生乏源，阴不足则不足以涵阳；当大病之时，卫阳浮越于外，出上焦而抗邪，大病后卫阳未循其道而“还至阳明”（《灵枢·营卫会生》），继而不能化精微、蒸津液、泌糟粕，饮食水谷聚而成阴邪，土拥则木郁；卫阳浮越于上，扰于胸膈则烦。  一般认为，胆寒来源有二：一为大病之后，脾胃虚乏，胆气虚寒，枢机不利，二为因惊恐致胆伤气陷，升发无力。两者的发病具有脾胃虚寒的基础，这也是胆阳不足的基础病机。 温胆汤所主的“大病后虚烦不得眠”的“胆寒”，个人认为有两个因素：其一大病耗伤正气，阳虚于里；其二由于卫气不能“还至阳明”，导致痰湿停聚，郁遏了少阳的生发之气。 半夏辛平，熟者微温，且能“下气”，陈皮辛苦温，能主“逆气”，二者味辛而能开郁，其降逆气之功则能助卫气“还至阳明”，卫气发挥其化精微、蒸津液之功则土壅的解，木郁得疏；枳实辛苦酸微寒，《本经》曰：“利五脏”，《别录》谓其主“逆气”，还能“安胃气”；竹茹甘寒，《本经》称之能“主呃、寒热”，也就是能降逆气。 可以发现，整个温胆汤所用的半夏、竹茹、枳实、陈皮、生姜皆有降“逆气”的功效，所以其温胆的真正内涵是引卫气“还至阳明”从而发挥其温通、化精微、蒸津液的功能，卫气的温才是温胆汤“温”的来源；此外，甘草、枳实二者合用，目的在于安中，枳实兼辛、苦、酸之味，酸甘能化阴，辛甘能化阳。 后世将温胆汤列为祛痰剂并非错误，从其用而言，温胆汤确实能祛痰；但是从其制方思路来说，引阳入阴为其体；明其体，知其用，方能更好的运用。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不成熟的观点，希望同行留言指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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