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盛夏时节，天气闷热，一个叫做帅嘉谟的平民难耐暑气，出门溜达，他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走到了当地的府衙大门口。 帅嘉谟是徽州人，他眼前的这个衙门，那自然就是徽州府衙。 平民百姓如果没事儿，那是不能来府衙的，伸冤你要去衙门，举报你要去都察院，平头百姓帅嘉谟如果就这么走进去，往好了说是被请出来，往坏了说，那必然是棍棒打散，结结实实的挨顿揍。 不过，帅嘉谟虽然是平民，但是这哥们在府衙里还是有点关系的。 他有一朋友，在府衙里当差，因为有这层关系，府衙里的人基本上都和帅嘉谟还算熟识，所以他来府衙，一般没人拦着他。 徽州，是徽商的发源地，明清两朝，徽州商人可以说是纵横商界五百年，坊间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的称谓。 本地富庶，又是留都南京重要的赋税来源，所以徽州府的府衙，那建的也是十分之气派。 古木沉香，青砖铺路，亭台楼阁不算阔气，流水小桥平添雅致。 帅嘉谟左转右转，最终转到了府衙的账房门口。 他从虚掩的门口向内望去，发现里边的桌子上堆积着不少钱粮账册，它们摆放的杂乱无章，很多都已经落了灰，很显然，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无人问津。 一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拿去卖废品的账本，一个成年累月都不会有人进去的房间，对别人来说当然提不起兴致，但对帅嘉谟来说，却是妥妥的风水宝地。 
因为，帅嘉谟虽无功名，但却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爱好，那就是他痴迷数学，爱好算数，特别喜欢算账。 作为一个平民，他在徽州生活多年，每天无非就是吃喝拉撒睡，一天到头也花不了一百两银子，这点账有什么可算的？ 但是，现在账房里这些经年累月的账本，那可就不一般了，它们数量庞大，构成繁杂，时间跨度又长，计算起来一定很有意思。 于是，帅嘉谟找到在府衙当差的朋友，还真就把账房里的这些账本都搞到了手。 这些账本，绝大部分都是税账，记录的是徽州府累年以来向朝廷缴纳税款钱粮的记录。 说白了，类似于这种记录，户部也有，别的衙门也有，它属于是公开资料，帅嘉谟拿过来也只能是随便算算图一乐，不可能会有什么太大的发现。 但是您还别说，这哥们在数学方面还真是个天才，他把这些账本铺成大海一般仔细计算，到了吃饭也在算，休息也在算，甚至如厕也在算的地步，算来算去，他还真有一个惊天大发现。 帅嘉谟发现，徽州府每年除了要和大明一十三省的所有州府一样向朝廷缴纳钱粮和赋税之外，还要缴纳一笔其它地区所没有的“人丁丝绢税”。 丝绢，是指用生丝或者其它原材料制作而成的一种织品，而人丁丝绢税，则是说既然徽州府有这种特产，那么就需要向朝廷按年缴纳。 
徽州府的确产丝绢，但是并不是主产区，属于是那种有产量但是不高的水平，所以这个人丁丝绢税，基本上会被折算成白银上缴。 算起来，折算成现金的人丁丝绢税，一年大概是白银6145两。 六千多两白银，那不是个小数目，而且还是包月的，所以这笔钱并不是徽州府衙掏钱，而是由徽州府下辖的六个县来均摊。 这六个县，分别是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和绩溪。 但是奇怪的是，帅嘉谟翻遍了账本，却只发现，历年来上缴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税，每年只有歙县在掏钱，而且还是掏全款，而其它五县没拿过一分钱。 并且，这个钱，几乎从大明王朝开国伊始，就一直是歙县在独自负担。 帅嘉谟很奇怪，因为这么一笔钱，它实在是不应该全都算在歙县的头上，除非，朝廷有明文规定。 于是，帅嘉谟翻开《大明会典》，但他翻来覆去，也只发现会典中只要求徽州府承担这笔人丁丝绢税，但却没有说过要歙县来独自承担。 帅嘉谟意识到，问题大了。 歙县这个地方没有养蚕业，那不养蚕，就几乎没有办法生产出丝绢的原材料，朝廷收税的时候规矩年年不同，有时候要钱，那么以务农为生的百姓们就得把粮食卖了换钱，有时候要实物缴赋，那么百姓们卖了粮食换了钱，还得用钱再到外地去卖丝绢。 无论是倒一倒还是倒两到，都难免有损耗，这就无形之间给歙县百姓造成了负担。 
而且，歙县从明初洪武时期到现在的隆庆三年，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每年是风雨不误六千多两白银交出去，累加下来，歙县已经白白多掏了两百多万两的白银。 歙县人口不多，只有五十万人，这两百万两的银子，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呐。 帅嘉谟坐不住了，他认为歙县这钱掏的实在是太冤枉了，于是立刻跑到了大明的留都南京告了状，说徽州府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丝绢主产区，有人丁丝绢税也就算了，那也应该是徽州下辖的六个县来平摊，怎么能让歙县单独承担呢？ 帅嘉谟把他发现的这个事情，上报给了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就是骂嘉靖的那位老同志。 海瑞同志铁面无私，是个好官清官，素有“海青天”的称呼，接到帅嘉谟的举报，海瑞相当重视，立刻就展开了调查，并且把这个事情开诚布公的通知到了徽州府衙，以及徽州下辖的六个县，打算积极听取它们的意见。 可以说，这事儿能落到海瑞的手里，那必然就沉冤得雪了。 但是问题是，海瑞前脚开始调查，后脚他工作就有了新调动，离开了南京。 海瑞一走，除了歙县的官员们还对这事儿比较上心之外（因为毕竟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其它五县基本上就是冷处理，打算不了了知了。 因为，这事儿如果让帅嘉谟给办妥了，明显只对歙县有好处，钱不用它歙县自己掏了，那原本不用掏钱的另外五县可莫名其妙的多了一笔财政支出啊。 
所以，这事儿最好就这么过去了，反正帅嘉谟是一介布衣，他就是林子里的落叶，大海里的浪花，大明帝国城墙里的石头子，他个人没有影响力，由他闹几天也就算了。 但是没成想，帅嘉谟很有毅力，眼见自己报告的这事儿没人处理，他继续上告，跑大理寺去上告，跑都察院去上告，甚至跑到户部去上告。 他四处奔走，坚持不懈，从隆庆三年一直告到万历三年，皇帝都换了一个，他还在继续上告，颇有没人处理我就告一辈子的架势。 因此，这事儿被帅嘉谟越闹越大，果然引起了朝廷相当程度的重视，朝廷责令徽州府调查清楚，明白回奏。 所谓明白回奏，就是朝廷其实是认可帅嘉谟的报告的，朝廷也认为，这人丁丝绢税让歙县一个县来负担，是不合理的。 但是，其它五县面对这种情况，人家也有自己的说辞。 其它五县认为，帅嘉谟所查阅的那个《大明会典》，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把所有明文条例都写得那么清楚，既然歙县已经交了两百多年的人丁丝绢税，那就说明，这是祖制，这是成法，这是历来的规矩，这钱就应该让歙县来交，五县还认为，虽然说现在歙县不养蚕种桑，但是以前歙县地面上可是有不少桑园的（大多荒废了），而我们余下五县则没有，我们压根就不产丝绢，所以只能让歙县自己来负担这笔税赋。 
听到五县的说辞，帅嘉谟可以说是气了个够呛，因为在他看来，五县的说法完全就是扯淡。 自古就有，便对吗？从来如此，便合理吗？ 这做人做事，不都要讲究个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吗？ 于是，帅嘉谟毫不留情的指出，徽州府衙历年负责这笔人丁丝绢税的核算和支出的，往上推二百年，竟然全都是由另五县人轮流担任，而从来没有歙县人担任过。 说白了，这不就是五县合伙搞垄断，把谁掏钱的这个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组团来坑歙县吗？ 而且，人丁丝绢税不是徽州独有，顺天八府也征收，人家顺天都是下辖各县均摊，怎么到了徽州，就变成歙县自己掏钱了呢？ 由帅嘉谟所代表的歙县和其他五县争论不休，他们都认为自己有道理，纷纷上疏弹劾对方，一时间朝廷环境大乱套，赶上那个卖打折鸡蛋的菜市场了。 各方官员们参与其中，有支持歙县的，有支持余下五县的，他们之间彼此争斗还不算，徽州六县的百姓们因为这事儿也闹得很不愉快，甚至一度发生了械斗。 朝廷一看，这局面他有点控制不住，于是不再深究这笔人丁丝绢税到底是该谁交，怎么交，而是先后紧急制定了五版方案，在徽州府施行。 大明朝廷，是这么处理的： 这个人丁丝绢税呢，还是照常由歙县来交，但是可以减免歙县其它种类的赋税，而这些被减免的赋税，则由当地的一些衙门来均分。 这么一来，歙县少交了钱，而另外五县也不用增加负担，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而这件事从帅嘉谟第一次向朝廷上告到如今的尘埃落定，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的时间。 
那么肯定会有读者问，那帅嘉谟后来怎么样了呢？ 这位老兄呢，在事情终于办成之后，没有被朝廷赏识或者说是升官发财，而是被衙门给捉了起来，给他捏造了一堆罪名，将他流放千里，发配充军了。 在百姓们看来，尤其是在歙县百姓们看来，帅嘉谟当然是个义士，但在朝廷看来，帅嘉谟一个白衣，他就是个乱翻账本没事找事的怪咖，如果不是他非要揪着这个人丁丝绢税不放，何以折腾这么多年？ 所以无论如何，衙门必然是要打击报复他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帅嘉谟为什么而来去？或许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隆庆三年的炎炎夏日，蝉鸣鸟叫，十分聒噪，那个汗流浃背想要乘凉的帅嘉谟翻起第一页已经布满尘土的账本，也翻开了他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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