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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创刊号 据说这份报纸，金庸生前曾愿意以20万元回收，却始终得不到结果。 这张报纸究竟有什么不同，竟让金庸如此看重？ 这张便是《明报》的创刊号，在1959年5月20日发行。 《明报》纵横香江报业三十几年，集名家才子不计其数，像胡菊人、三苏、宋玉、董千里都是副刊铁打的营盘。 另有当时的青年才俊如倪匡、黄霑、林妹妹燕妮、倪妹妹亦舒也都是副刊的得力干将。 纵然是香江才子之一的蔡澜，想在《明报》上占一个三栏高、十几厘米宽的位置，也要绞尽脑汁，花样百出，三番四次托倪匡居中推荐，才如愿得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在《明报》占有一席之地，无疑是身份的象征。 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创刊之际，却寒酸之极。 创刊号首印八千份，却只卖出六千份，第一天便赔了一个月的房租。 报贩们因为报纸销量不佳，甚至都不愿意从港岛坐火船去尖沙咀去取《明报》。 金庸只好把办公地点慌慌张张搬到了中环。 《明报》创刊时的股东有两人，一为金庸，另一位为金庸的同乡沈宝新。 金庸和沈宝新联手，最初并没有想过要办报纸。 当时，金庸在《香港商报》连载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大火。 盗版更加盛行。每七天便集结成单行本出版，而且每次都比《商报》发的单行本的早一点。 如此一来，本该落入金庸口袋中的报税自然要少了很多。 好友沈宝新看不过，便同金庸商议，与其让别人盗印成小册子发行，不如我们自己印，自己赚钱。 金庸心想“这话倒也有理”，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开始筹备十日刊武侠小说杂志《野马》。 每十日发行一刊，自己盗印自己的作品，挣一点小钱。 《野马》杂志也就是《明报》的前身。 由杂志转为报纸，是因为中途有报贩向两人建议，印杂志每十天才出一次，赚钱太少，不如干脆改出版报纸，报纸可天天出，赚钱更方便。 两人都觉得“这话倒也有理”。便改了主意，改出日报。 当然，计划投资的两万元，也增至了五万。金庸出资三万，沈宝新出两万。 没多久五万元赔光赔净，沈宝新已无钱可拿，金庸当时已写出《射雕英雄传》又在长城写了不少剧本，可说小有资本，又一次性追加五万。 但这已是金庸的全部身家。 所以《明报》创刊时的总投资共十万元，金庸出资八万，沈宝新出资两万。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一百元。 两人最初的计划不过是投资一两万，挣一点外快。本来是十拿九稳的事，结果却都压上自己的全部身家，下成了破釜沉舟，非成不可的一盘大棋。 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明报》的创刊号终于面世了。 相较于日后有七个“兄弟姐妹”的庞然大物（包括《武侠与历史》、《明报月刊》、《新明月报》、《明报周刊》、《明报月刊》…）。 这时的《明报》要羞涩和单薄得多。 虽然从外观上来看，这已是一份包罗万象的报纸，实则都是假象。 《明报》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缺乏撰稿人。 金庸为打名牌效应，一口气把当时江湖中写副刊的两大高手宋玉和高雄都请到。 但在写稿上仍然捉襟见肘。 比如说高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三苏。 高雄一边在《明报》上开设副刊专栏，一边还要化名三苏替《明报》撰写怪论杂文。 这还没完，他还要化名史得写杂文，化名凌侣写“明人闲话”的社评。 所以说，《明报》创刊之初，看似热闹非凡，实则文章均出自寥寥几人之手。 这种现象在《明报》最初的几年里已成常态。 同为《明报》元老级的作家倪匡，也有好几个笔名，如倪匡、衣其、岳川、卫斯理、沙翁… 这都是《明报》缺乏撰稿人之故，一人不得不变身多人，还要装成互不认识。 （倪匡原名倪亦聪，字亦明。因为“倪匡”一名，在电影圈名声大噪，其后便以此称之） 当然，《明报》主打的还是金庸自己的小说《神雕侠侣》，载于小说版头版的红框之中。 接《射雕》之余热，的确吸引了不少顾客。 但因为连载字数太少，一些顾客并不买账，金庸不得不将最初的日更一千字，追加至一千二，后又追至一千六。风雨无阻，抱病亦然。 除此以外，我们从头版头条中可以看出，最大的标题是转载的一条国际文章。 紧接着下面便是一幅当时美国正红的女明星山杜拉提穿着泳装的剧照。 刊登当红女明星的半l照片，是《明报》前期营销中的一项很重要措施。 每当销量下滑时，这一措施便会出现。 据说武侠大导演张彻的女友李湄就不止一次登上《明报》的封面，帮《明报》度过了不少低谷。 身为老板的金庸对此装作看不到。 等到销量正常后，金庸便会痛斥这一行为不妥，一切又回归正常。 除刊登女明星照片外，《明报》也曾刊登过马经。老板金庸同样觉得不妥，但眼见销量攀升，便也不再说什么。 总之，不难看出《明报》创刊之初，都是在为生存挣扎，只要销量破万，便可在香港报业站住脚。 这也是金庸前期一直奋斗的目标。 当然这和后来日销九万份，周末可卖出十二万份的《明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也许创业之初，总要苦捱那么一段灰暗时期。 金庸是幸运的，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 希望每一个为梦想坚持的朋友，都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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