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楚生临摹隶书系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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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楚生临摹隶书系列（下）

文｜薛元明

三、融会贯通、自出新意

从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来楚生临作来看，大多非常忠实于原范本，甚至按照拓本的样式对临，其中册页形式是最多的。像《子游残碑》因为字形相对较少，就是一张整拓形式，也有一些以创作形式呈现的，如《石门颂》四条屏，以及若干临习金农的隶书竖幅，这恰恰给后人示范了一种“临创不分家”的方式。我不知道“创作”一词是何时兴起的，但在古人典籍中找不到的，古人的语汇里没有“创新”一说，只有“变乱古法”。这些新名词的植入和不断地被强化，改变了书家的观念，也造成了思维方式的变异，导致了临摹和创作的割裂甚至对立，实质上二者不可分割，或者说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不妨选两件来楚生的隶书作品来看，已经模糊了临创界限。这件龙门对虽是临摹《急就章》却主要是模拟汉简笔意，实际上不过是借用内容而进行的创作。如果不仔细看内容，易于误认为就是一件“汉味”十足的出土作品，将其中的若干字形和汉简中的原字进行同字对比，几乎没有区别，可见来楚生所花功夫有多么深厚。天才也是要勤奋的。另一件是38时拟金农笔意的斗方作品，对于金农早期作品笔法和结体的掌握，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说成金农重生，亦不为过。来楚生的这种实践方式，再一次证明，一方面是临创不分家，也不可分家，另一方面，在创作中要有意识地运用同一时期所获得技巧来进行，如果临摹时一套笔法，创作时又是一套，则不论临摹有多么勤奋，始终都是徒劳，因为割裂了两者的关系。古人在这方面是圆融的，因为存在一个“日常书写”。很多人临摹不见效果，可以从这方面找原因。再者，个人临摹时可以博涉百家，但一定要有主次之分。可以换帖，窃以为一种碑帖至少要能熟练运用创作才可以更换。如前所述，浅尝辄止难见功效。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强调结合实际，因材施教是对的，但有些方法是共通的、共同的。如果说到本质，就是个性必须在共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就好比写草书，不论风格有多么狂放，最终总是有一些基本的技法问题必须要解决，才能登堂入室。

▲临《急就章》，拟为对联

来楚生成熟期隶书风格总体上是温和型的，透露出儒雅气息，真正做到不激不励、风规自远。很多书家终其一生，临什么像什么，但就是没有成熟的个人面目，本质上就是无法以个人气质来引领和驾驭。另一种情况是，临什么碑帖到最后都是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当中有一些个性极强的特例，比如王蘧常无论临什么最终都是章草模样——如果书家临出来都是同一个样子，说明个人才情不够，无法深入。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缺陷。如果进一步深入思考，还有一种情况，临摹同一种碑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理解，自然也就有了不同面目。如果“始终如一”，这种“稳定性”也不是好事情。所以，想要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书家，包含了很多高要求。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来楚生乃是当之无愧的隶书大家。其一，有统一的个人风格气象；其二，对于不同碑刻有不同理解，但这种不同理解始终以个人独特的气质来引领；其三，同一种碑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理解，变化生生不息，手法极其高明丰富。

即以第三点为例，针对同一种碑刻，看看在来楚生的笔下有何种变化。

▲临《礼器碑》▲临《礼器碑》

临《礼器碑》虽然没有落款，或者看不到落款，但仍然从临作的用笔和结字看出风格的调整变化，隐约感觉到从规矩到自由的境界。比如第一件横幅临作，自“鲁相”始至“邑中”结束，用笔鼓弩为力，有时甚至特别张扬，结字也非常振荡。推测是早期作品。第二件是册页，已经变得自然许多，用笔较之原碑更加浑厚，结字端庄浑朴。第三件为赠给赵冷月所临的作品，虽然带有界格，并不为所拘，用笔自然飞动，结字生龙活虎，随心所欲。由此可以看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体悟。时时进行反思。第三件临作可以说是形神兼备，不但自己风格体现出来了，《礼器碑》中应该夸张强调的重点也都突出出来了。第四件乃是临碑阴作品，完全以汉简的笔意来加以统摄，《礼器碑》中本身就有某种近似简书的意趣，借机激发出来，格外生色。真正的精彩临作，根本不会在意局部的细节，而是“唯观神采”，当然，技法达到了这个高超的层面，也不可出现失误。临帖不是一时之功，也不只是简单的重复，需要一个积累过程，无可取代。

▲临《乙瑛碑》▲临《乙瑛碑》

就临摹《乙瑛碑》而言，第一件临作非常接近原碑面目，以圆笔居多，行笔迅疾，以汉简之意为主，可以看出来楚生一生所保留的特点和习惯。第二件为册页，且有九宫格，估计是日课，写得非常凝重，用笔沉厚，结字并不遵从原碑，整体风格和范本差异很大。可能是同一时期关注汉简较多，也可能是写《张迁》一路的作品，再回头尝试《乙瑛碑》，所以就出现这种比较特殊的效果。临摹同一种书体，最好是一家一家地过，写《石门颂》的同时写《张迁碑》，必然会出现冲突，甚至不伦不类的情况。但是，等到功力深厚了，个人风格成熟了，有时兴之所至，随取随临，自由吞吐之时，出入无我，时时有我，恰恰可能有更大地突破。第三件临作是一件横幅，如果不看落款不对照内容，第一感觉就会以为是临《礼器碑》笔画瘦硬，结字随心所欲，章法也是不拘一格，此时已经人书俱老，纵意所如。

▲临《石门颂》，72岁

三件临摹《石门颂》作品，前两件差别不大，无一例外是以“篆意”来加以统摄，只是由于个人习惯，提按变化较大，不管有无界格，都可以随心所欲。第三件为暮年之作，功力炉火纯青，与原碑若即若离，不像《礼器碑》这样接近简书，仍然以篆意来统摄，但用笔上融入汉简成分，极为飞动。这是来氏一生的特点。

▲临金农隶书，39岁▲临金农隶书

共搜集到四件临摹金农隶书的作品。前三件时间较为接近，尤其是后两件是隔年作品。第四件没有落款，乃是应人请索，渐渐脱去金农形貌。此处再结合那件来楚生38岁时的斗方作品来看，几乎是亦步亦趋，原汁原味，可以看出来楚生模拟功力之深，用心之诚，对于金农的研习时间跨度非常大。尽管来楚生对金农极为服膺，此后却毅然决然皈依汉隶，一发而不可收。由此可以看出，临创不分家，不仅表现在理念上，实践上更是如此，临摹中所获得的技法，要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加以运用，才能不断提升。

▲临《景君碑》碑阴

以上所说三者，有共同的特征，即以书家的个人气质来引领是最重要的。换言之，原创永远新。永远不会过时，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那么多书家锐意创新，标新立异，努力以一家面目示人，甚至不惜夸张变形，极度怪异，但始终没有令人深刻的印象。其一是不够深入，其二是没有正大气象，其实没有独到的个人思想。归结为一句话，书法和人是分离的，只有花样招式，花拳绣腿，司马迁曾说过要“成一家之言”乃大不易，“成一家之书”自然也是高难度。来楚生的隶书，成为一个时代的高峰。他在隶书方面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入书”方面，也体现在“入印”方面。篆刻虽以篆书入印为主，但文字和书体的融通性，使得多体入印成为一种可能，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隶书入印首当其冲。过去很多的印人曾尝试以隶书和简书入印，但大多数只是一种简单地摆放，在呈现金石味方面有诸多不足，遑论“有形式的意味”和“有意味的形式”。来楚生成功以“隶意”化合，独具一格，耐人寻味。这才是真正的融会贯通，自出新意。

▲临《西狭颂》

四、手法多变，自家法门

任何艺术大家，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原因就在于手法多变。多变的手法正是通过广泛的临摹积累起来的。清代何绍基有“汉隶一盘棋”的做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加以统摄，多种碑刻，各见气象。何绍基的过人之处在于，同一碑刻，每临一遍都有新的体悟。何的笔法是独特的，但也有不同观点。启功就曾经讥讽味“猪蹄子”，针对何绍基的临摹提出过批评，认为何的临摹有时是为了完成任务。从启功的习惯来说，与何绍基根本就是两类人。客观地说，书家的状态是不固定的，不可能始终如一，都处于良性状态，总会有起伏，至于纸笔不相称就更不用说了。如是，就不可能一直都有经典之作。来楚生多变的手法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以隶写简”，最典型的就是临摹汉简作品。这些作品整体上更加规范，自由随意的成分减少，点画方面更多呈现汉简特征。

▲临《礼器碑》

二是“以简写隶”，比如临《子游残碑》、《礼器碑》和金农隶书。这三种隶书本身就有强烈的“简书”趣味，也由此借助这一点将两者者结合起来，变得更加率意，所临《子游残碑》和《礼器碑》的捺角处理更加方锐，特征明显。金农和汉简虽然只是一种“暗合”，但在来楚生笔下，已经非常“明朗化”，成为一种有意识地运用。

▲临《曹全碑》，72岁▲临《张迁碑》

三是“以隶入隶”，如临《曹全碑》《张迁碑》《西狭颂》《景君碑》《华山碑》《袁博碑》，基本上都是极为忠实原碑，但个人气质自然流露出来。记得来楚生曾说过：“《曹全》的结体匀称精美，用笔圆润，颇多篆意，我于此碑得力甚多。”每一种范本的选择都有针对性。

▲临《石门颂》

四是“以篆写隶”，如临《石门颂》，这是由《石门颂》作为早期汉隶的特点决定的。作为篆隶兼擅的大家，自然得心应手。最典型的运笔特征可以从“命”字的垂笔看出来，追求圆浑古厚而非飘逸洒脱。

▲临《袁博碑》

来楚生不但从碑中汲取隶书的笔墨技法，还从帖学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韵致，既入之碑意，又出之帖味，碑帖相济，注重隶书的气息畅达和点画的润美，既有别于汉隶，又不同于明清各家，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从金农、郑谷口的隶书中探索以草入隶的堂奥，从黄道周处获得奇峭方劲的用笔，从汉代竹木简中汲取隶书的洒脱与变化，同时通过对篆刻的研习借鉴到许多互相融通的艺术法则，使其隶书更加高古、厚重，质朴而具有金石味。不能不说，当下书家的评价标准，很大程度上围绕展览所展开，实际上也是“现实评价标准”，由此来判定书家是否成功。然而一旦放到整个书法史中来看，这种评价标准几乎不堪一击。所有的评价标准最终仍然指向作品，如果没有足够的含金量，不断被稀释，只能被淘汰和遗忘。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有两个人非常特殊，一个是齐白石，同时代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齐白石却很特别，在他生前的言论中，从未见过涉及西方文化的字眼话语，另一个就是来楚生，虽然身处已经改造完成的新社会，但是从他的作品来看，完全是古典式的，维持了和他前辈一样的积累方式。尽管说，两人有些作品的内容，有时难免留下时代烙印。但这二人，都是平民成为大师的典范。来楚生生前曾对学生们说过一句话：“艺术，要让后人来说话。”早年他所刻的一方朱文印边款镌刻了自己的心声：“余画多水墨，不喜施脂粉，以迎合时凉也。”其有傲骨而无傲气，自信满满的心志，由此可见一斑。

▲临《华山碑》

薛元明， 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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