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词与现代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观
现代白话新诗在我国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尽管有一代代优秀诗人做出了呕心沥血的实践，但在当代民众心中的地位仍然不能与流传千古的古诗词相提并论，直到今天还有人发出新诗是场失败的实验的慨叹，而且这些发出叹息的并非一般民众，反而是资深学者、学院中的著名专家、教授们。而今更是已到了专业诗刊、诗歌理论刊物无人订阅，新华书店的诗集无人问津，街头巷尾再也听不到与诗歌有关的半点议论的地步，仅有的一点风吹草动，恐怕全集中在网络与诗人有关的负面消息上。当真现代诗人不努力？还是他们的天赋就是比古人差？还是真的如他们所说，现代诗就是一场失败的实验？我想不是的，凡是经历过多年潜心修炼的现当代诗人都知道，古诗词与现代新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无论写作与鉴赏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观，但是当代民众不知道，学院中的某些专家教授不知道，甚至某些国家级大报刊的副刊编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教材中有关格律诗与自由体之间审美差异的理论根本没有。这样，既是现当代诗人的天分再高，付出的辛劳再多，在当代民众中心中的地位仍然不能取代古诗词，因为他们始终会按古诗词的审美鉴赏标准来要求现代诗，那么现当代诗人既使是只跑得再快的兔子，还是追不上古诗词这只先入为主的蜗牛。
那么，古诗词与现代新诗究竟有何不同，除了人所共知的格式、韵脚等形式上区分之外，难道还有其它差异吗？笔者的看法是，几乎方方面面都不同，甚至某些地方截然相反：
一、内容：古诗词是一种情绪，现代诗是思。
韩作荣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古诗词的内容是散文的，形式是诗的，而现代诗的形式是散文的，但内容是诗的。这句话虽有些绝对（古代也有散文，而且有些古诗翻译成白话后还是诗），却也道破了大部分古诗词的内容就是一种情绪的事实，而现代诗如果仅仅为了抒发某种情绪而写，文字背后缺少深刻的思考积淀，可能读者读完即忘。我们不妨拿来几首最著名的古诗词来论证一下：
《将进酒》
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倾耳听一作：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将进酒》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代表作，而且千古流传家喻户晓，但是该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无非李白借着酒劲抒发了一气自己抑郁不得志的牢骚罢了，尽管那些劝大家及时行乐的话是反话，那又怎么样呢？也看不出什么正能量，更谈不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如用现代白话诗来书写，不但谈不上什么千古流传，恐怕连一丝诗性都没有，或许连动笔的价值也不存在。
第二首是大诗人杜甫的代表作，甚至被誉为千古七律第一，其内容又是什么？和前面李白那个大同小异，无非借酒消愁，在瑟瑟秋风中向读者倾诉了一顿委屈罢了。现代诗人思考到这个程度可能会动笔吗？值得写首诗吗？即便勉强成文，也不是诗，顶多一段抒情散文或随笔，而且还是散文随笔中的下品。
由此可见，尽管古诗词也可涉及抒情、言志、哲理、智性等等多种题材，但真正流传的价值恐怕与内容无关，重点还是看辞句是否工巧，能否给人带来审美愉悦。而反观现代诗的创作，则与此截然相反，还是以内容取胜，近百年留下痕迹的名作大都有浑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如郭沫若《凤凰涅槃》，象征浴火重生的新中国；闻一多《死水》，象征的是颓废不堪的旧中国，鞭挞是因为怒其不争；艾青《我爱这土地》，是抒发对铁蹄践踏满目疮痍的山河的一腔缅怀之情；北岛《回答》，是对十年浩劫的顿足疾呼，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这些诗单就内容而论，其分量是古诗词无法比拟的，而且在短暂的审美愉悦之后，还能激发出读者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的联想。
二、形式：古诗词强调朗朗上口，现代诗注意“防滑”。
古诗词与现代诗有何区别？如果单就形式而论，似乎就是一个严格讲究格律一个不严格，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重点是由此引发出了一首诗两种不同的生成原理。古诗词形式先于内容，形式决定内容，“形式”的烙印早已先入为主进入了诗人心中，这种“烙印”一直在提醒着作者自觉寻找与此形式相契合的内容，不适合种形式要求的题材在创作之前便被淘汰。所以，古诗词罕有大篇幅的长诗存在，而且多抒情言志少哲理思辨，因为长诗和哲理诗不适合格律的制约。而现代诗则内容决定形式，在内容诞生之初每一个作者都不知道它将以什么形式存在，诗人的创作过程就是内容寻找形式的过程，因此，一首现代诗的生成是作者内容与形式的两次发明创造。
由于古诗词是形式决定内容，那么适合这种形式的内容便流传下来，不适合的自然被淘汰，所以，这种朗朗上口的“人造美”便形同一种法律占据了读者的内心，似乎所有的好诗都应该是朗朗上口的，因为读者所看到的好诗都是这种模式的。但是，这种削足适履以辞害意的“法律”又误判了多少不适合这种形式的好诗死刑呢？或者说，古诗词真正所涉及的，诗歌内容只是现代诗中好诗题材的很小一部分罢了。更要命的是，由这种“病态美”所引发的“病态审美”疾病也流传了下来，成了一种凡是名人创作的便“存在即合理”的畸形审美模式，至今还有很多收藏三寸金莲的病态文人教授在鼓吹这种“病态美”：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这是杜甫代表作《秋兴八首》中的第八首，诗中“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狗屁不通本是杜甫碍于形式不得已为之。因为，若改成“鹦鹉啄馀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意义就会造成歧义，与原来“香稻虽是剩下的，却是鹦鹉吃剩的，碧梧虽然老了，却是凤凰把它栖老的”的歌颂本意不符，由理性的转折转化为了叙述。所以，杜甫只得忍痛割爱“倒装”，本是不美的，但得了“病态审美”的文人们反而对此大加赞扬，如同把美人的雀斑当作胭脂赞美差不多。这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古诗词的格律是不适合表达思想的，必须两句诗才能完成一句理性，而且某些幽微的思辨根本无法呈现，这对一项以简约凝练为审美主旨的古诗词来说类似“鸡刀宰牛”，即便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诗人杜甫也不例外。
因为古诗词的主要传播方式是“口口相传”（造纸、印刷、出版术所限制），因而大多数好诗是有句无篇的，因为流畅简洁、朗朗上口的是诗风是必须的。但古诗词中因为不适合这种风格而被自然淘汰的那部分，却在现代自由诗中得以存活下来，这便决定了，现代诗必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得意忘言”方式流传下来的，所以不但不能强调朗朗上口，甚至还要故意做到“防滑”。因为，一旦读者阅读太顺畅太快，反而造成“买椟还珠”，反而把“诗”跟丢了，如诗人于坚的代表作品《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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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旋转360度关上第二道门钥匙
旋转360度关上第三道门钥匙旋转360度
关上钢铁防盗门钥匙旋转3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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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古诗词的审美要求，于坚这堆“杂货账”恐怕连最差的劣诗也算不上，但是即便像古诗词那样把那些诗句进行强制性押韵、对仗、平仄处理，就可能提升它的诗性吗？恐怕不但不能反而把诗性彻底扼杀了。所以，理性意蕴越是深厚的诗，可能越是要有意规避古诗词所强调的韵律、平仄，以便让读者能彻底沉静下来慢慢体味此中真意。总体而言，古诗词所强调的形式上的诸多规范是为抒情服务的，而有深度的现代诗大多是为思服务的，一旦强调音律格式便产生了抒情性，思的成色便不纯粹了，而于坚这首诗是现代汉诗百年以来第一首实现思想命名的长诗。若古诗词类似关在笼子里的百灵鸟，需要抑扬顿挫，需要玲珑叮咚，而现代诗则如同原野中自由奔驰的狮子，既需要惊天动地的仰天长啸，也需要不动如山岳般冷冷沉默。当然了，针对那些大众文化范畴相对比较浅显的抒情诗、朗诵诗、打油诗等还是讲究一下格律效果更佳，否则便不适合朗诵、吟诵或互相应和调侃了。
三、境界。古诗词强调艺术境界，现代诗更强调思想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那么，王国维文中所提到的“境界”究竟是什么？是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想意蕴吗？是诗人所站的思想立场高度吗？是隶属于内容的还是形式的？我们不妨看看王国维文中所提到的高境界的名句：
词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冯延巳【鹊踏枝】）”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踏沙行】）”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饮酒诗】）”“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元好问【颖亭留别】）”无我之境也。
“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
影（张先【天仙子】）”，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水槛遣心二首）”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杜甫【后出塞五首】）”。“宝帘闲挂小银钩（秦观【浣溪沙】）”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秦观【踏沙行）”也。
王国维说“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两句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境界高，无非前两句是抒情句，而且抒情句中夹带抒情词罢了。而后两句境界又高在哪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非彰显作者一种闲适、自如的心境罢了，“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则纯粹是一种和谐自然的景物描写，所谓境界也只是艺术境界，诉求主旨无非一个“美”字，也谈不上什么思想。后面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依然大同小异，也仅限于艺术的审美范围，甚至说，这些句子本身没什么实际意义，只有依托于上下文起到烘托、渲染的辅助功效，同样与思想境界没什么关联。如果现当代诗人也把这种写景咏物的工巧之句视作典范，就当真能赢得当代民众认可吗？我想未必，如“红杏枝头春意闹”，本就是典型的废话句，红杏枝头谁不知道春意闹？红杏枝头春意不闹才是诗！诗就是戏剧化、意外化、悬念，这种斟词酌句的小聪明诗人，可能在当代一个也留不下痕迹。
我们不妨看看近些年流传的现代诗名句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臧克家《有的人》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舒婷《神女峰》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经过比照，古诗词的名句跟现代诗名句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古诗词强调的是诗人对美的捕捉和呈现能力，以诗人能捕捉到眨眼即逝的不可言说性之美为高，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实际指涉的是纯粹的艺术境界，与思想境界基本没什么关联。或者说，绝大部分被评论家反复称颂的古诗词名句实际就一个主题——美，而有关“真”、“善”、“思”部分的名句，则相对较少。而反观现代诗的境界，大部分则是由思想境界引发出的，艺术境界只是为思想境界服务的，如艾青的名句体现的是一种爱祖国、爱家园、爱人民的一腔爱国情怀，这时候若再强调这句话修辞美不美，艺术境界高不高，反而破坏了语感的凝重与庄严。而臧克家的名句强调的就是“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千古哲理，若再强调语言妙不可言的意境美，分量便轻了。而舒婷的名句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新时代的“新爱情观”，实实在在的书写自然远超过吟风弄月的批判效果。顾城的名句是批判文革的，彰显的是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斗士品格，若强调花花草草的意境美，同样变得软弱无力。
综上所述，那些动辄以古诗词的“高境界”来贬低现代诗境界低的学者教授可以住嘴了，用艺术境界来pk思想境界本就是风马牛的乱炖，如何来论证孰高孰低？反过来亦然，若按思想境界的要求来评价古诗词，同样是一笔糊涂账。比如，有人问，“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是什么境界啊，若让我回答，那就是小人得志的境界啊。再比如，有人问，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是什么境界啊，叫我回答只能说是，喝醉了的境界啊，那“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呢？我说，那就是喝得更高了啊，那“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呢？我说，喝傻了吧。
四、审美格局：古诗词——美、善、真，现代诗——真、善、美。
无论古诗词还是现代诗，所有的审美规约都离不开真善美三个字，但古诗词与现代诗的审美秩序侧重点是截然不同的，由于古诗词是形式先于内容新形式决定内容的语言艺术，这必然决定了古诗词的审美是将“美”字放在第一位的，即美→善→真，这从现存的古典经典案例中轻易便可得到答案；而现代诗是内容先于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的艺术，它的审美秩序是将“思”字放在第一位的，或者说，它的审美秩序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思”的最终目的地必然导向“真”。这便导致了一个新的命题出现，当面对两首同题材的古诗和现代诗放到一起比照时，究竟按哪个标准来确认它们的价值？是按古诗词的还是现代诗的更合理？事实上，就当前文学界不成文的品鉴标准来看，他们还是按古诗词所遗留下来的固有标准在评价，即便当今一些国家级专业诗歌刊物的主编、编辑，大学中文系里的专家、教授也不例外，这从近二三十年来官方各级诗歌大奖作品便可看出来，只有修辞家、感慨家，唯独没有思想家，这不是中国现当代诗人不优秀，而是这些诗歌品鉴机构骨子里的传统标准在作怪。
那么古诗词所流传下来的美→善→真的审美秩序是合理的吗？适合用来品鉴现代诗吗？笔者认为不合理！首先，古诗词固有的审美标准不是自然生成的，是由特殊原因所导致的，比如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的“风”和“小雅”大部分是比较浅显的民间歌谣，多是“业余作者”的可爱牢骚，“大雅”是达官贵人的附庸风雅之作，比前二者还差，基本没有诗性，“颂”是歌颂统治者的“歌德体”，说句通俗话，就是“押韵的拍马屁诗”，这形同孔子为讨好统治者而编纂的“投名状”。那么，这个时期的古代诗人当真一个有思想深度的也没有？若真如此，大思想家老子、庄子的出现，又怎么解释？比之出现时间更早的《易经》又做何解？《易经》中对象征的运用技巧，即便当今的朦胧诗人也自愧不如，难道这些技艺能一点一滴也流传不到诗歌中吗？很明显，孔子不懂诗，在不懂诗的同时，为了宣扬自家学说，把带有道家倾向诗歌全部屏蔽掉了，于是在之后儒家当政的几千年里，中国诗人全成了感慨家、修辞家。其次，我国的封建君主制度是不允许思想家出现的，各个朝代的文字狱把诗人的思想都阉割掉了，所以诗歌成了附庸风雅之物也就不奇怪了，所以，我们如果还沿用古人流传下来的不成文规定来品鉴诗歌是不合理的。
那么，若按照真→善→美当代审美秩序来重新评价中国诗会出现什么结果？很可能中国著名诗人的排名顺序将被彻底颠覆：
一流诗人→最高的真：庄子（散文诗）、屈原、鲁迅（散文诗）。
自古便有“文必庄子，诗必屈原”的说法，若将散文诗也归到诗的领域，那么庄子、鲁迅便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一流大诗人，庄子的《逍遥游》比高尔基的《海燕》，恐怕高了三个层次也不止，因为它的象征性比《海燕》有更浑厚、博大的历史背景。而鲁迅自然是汉诗百年第一位思想家诗人，直到今天也无人望其项背，若把鲁迅先生散文诗中的思想加以整理，完成一部鲁迅式哲学，恐怕比几千年前的诸子百家有过之无不及。屈原的《天问》是中国最早的思辨体长诗，在它的光芒映照下，太白的那些风花雪月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流诗人→最博大的善：毛泽东
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角度来评价，格律诗词成就最高的应该是毛泽东，若古往今来的著名诗人心中装的是风花雪月，卿卿我我，毛泽东心中装的是整个天下。没错，类似刘邦、项羽、曹操、黄巢等都写过气吞山河的言志诗，但他们的“志”只是关乎于其个人的出人头地，跟毛泽东“具体的天下”相比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注：这首词毛泽东作于1935年。当时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最后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毛泽东登上岷山峰顶，远望青海一带苍茫的昆仑山脉有感而作。
三流诗人→最极致的美：
左思、陶潜、曹操、曹植、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张若虚、崔颢、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柳永、李清照......
当然了，以上这些名家若生在当代写现代诗，有很多可能连三流诗人也算不上，有的仍然是大诗人，比如李白、杜甫，也就三流诗人吧，有才而无学，只有感慨能力、修辞能力，而无思考能力、命名能力，恐怕也就雷平阳、李元胜的水准。而李商隐、苏东坡则可能依然是大家，才学兼备，只是才华与思想都被格律限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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