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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邑中阳里在哪“里”?——找找汉刘邦家的老宅子

 daixh3 2018-09-09

丰邑中阳里在哪“里”?——找找汉刘邦家的老宅子


(丰县城中心的中阳里大楼)

丰邑中阳里在哪“里”?——找找汉刘邦家的老宅子

刘邦到底是城里的孩子还是乡里的娃娃?这个问题,也许在刘邦那里不是问题,但到了后来的丰县人那里,就是问题了。

—— 闲人


中阳里在哪“里”?

——刘邦出生地考释

(丁维军)

引言

《史记》、《汉书》都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籍贯是“沛丰邑中阳里”。

丰邑即今丰县,中阳里在丰县哪里?答曰:中阳里在秦汉丰邑(县)城内,是城“里”。

根据历来文献,结合丰沛水系,可知秦汉丰城与今丰县城的区位大体一致或分离不远。中阳里在今丰城或近郊一带。

丰邑中阳里在哪“里”?——找找汉刘邦家的老宅子


1984年丰县地方政府在文庙附近树立“中阳里”碑石。

2014年,经江苏省政府批准,丰县设立中阳里街道办事处,复活秦汉地名,古今中阳里一脉相承。

中阳里为在城之里,本无任何争议。由于清顺治版《丰县志》在棠林集的词条下擅自增加一条注释(县南二十里,古中阳里),这条注释是明版《丰县志》所没有的,由于比较离谱,向来无人问津。

本文作者无意对清版《丰县志》编撰者们吹毛求疵。但是,中阳里界定事关刘邦出生地,与秦汉史研究息息相关,所以不容不辩。

本文作者先申明一下证据规则。论证秦汉史事,最重要的依据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汉代史籍,比如《史记》、《汉书》、《汉纪》、《后汉纪》等史书;

丰邑中阳里在哪“里”?——找找汉刘邦家的老宅子


(中阳里牌坊)

二是出土的原生态资料,比如简牍、碑刻、文物等。后世著作一般用作参考,至于明清地方志,由于年代迂阔,难以单独使用。明、清版地方志多有浮夸之说、无稽之谈,需要特别留意。

上篇:内证——原始记录解析

一、“丰邑中阳里”五字本身乃精准坐标。

丰邑中阳里五个字就是对中阳里的精确定位,它就是丰城内中阳里的意思。下面进行具体申论。

1、“丰”字作为证据

“丰”,我们固然可以看作“面”——丰县,但是往往指的是“点”——丰城。这是“广义”与“狭义”的逻辑“同一律”。即使在今天,丰县的代表也往往是丰县城,何况秦汉时代的丰县区划范围在今天难以考证。《史记》所载的具体内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丰邑中阳里在哪“里”?——找找汉刘邦家的老宅子


(《史记·高祖本纪》)

a、先看《高祖本纪》。文内所载的丰西泽,参照点显然是丰邑城。《高祖本纪》记载“攻胡陵,方与,还守丰”,这里的“攻”、“守”等动词,显然是针对丰城而言的。“秦泗川监围丰”。“围”的显然是丰城。“周市使人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请兵攻丰·····还军丰······攻丰”。周市说:“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以此来要挟雍齿,迫使其投降魏国,以“数十城”,与“丰”相对,在此语境中,毫无疑问,丰即丰城。这里明白无误地说丰城形成与魏国移民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本文中的“丰”,无一不指丰城。

雍齿“以丰降魏”的事件在刘邦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以晚年过沛,余怒未消。刘邦说:“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故请,乃并复丰,比沛”。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比照沛县复丰县”,但是,更准确地讲,还是“复”的丰城。因为刘邦这里再次提到“雍齿以丰降魏”事件。

前面已经分析了“雍齿以丰(城)降魏”事件的具体语境。同一事件,有逻辑对应关系。何况前文中的“丰”全指丰城。所以刘邦自言的出生地“丰”当然指丰城。仅此一点,也足以驳斥那种将中阳里与丰邑城相分离的论断。

b、再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该表叙述王吸、薛欧、毛泽等功侯“从起丰”,还叙述王陵与任敖“守丰”。该表叙述合阳侯道:“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丰”,又叙述建成侯道:“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

这里有几点值得分析,第一,“起丰”,“守丰”等词汇中的“丰”在表中与本纪中一样,都是指丰城。

第二,合阳侯即刘邦的二哥刘仲,太公即刘邦父亲,刘邦初起之时,刘仲在家里侍奉太公,守护丰城,不言而喻,刘邦的家就在丰城。这是中阳里为丰邑城里的最直接证据。

第三,吕释之(吕后兄)在刘邦入汉中后,返回丰沛照顾两个老人,当出于刘邦安排。吕公住在沛城,《史记》记载非常清楚的,根据对应关系关系,太公则住在丰城。很明显,此语境中的“丰沛”系指丰城与沛城。刘太公、吕公、刘仲、吕释之都是刘邦的家人或至亲,所以,本文再三致意焉。据此可知,中阳里为在城之里。

2、“邑”字作为证据

a 、“邑”字基本含义是聚邑或城邑(城池)的意思。(详细情况参阅王彦辉教授的《秦汉时期的乡里控制与邑、聚变迁》,载于《史学月刊》)。该文还说,县邑(县城)或乡邑,邑既有含城郭的,也有不含城郭的。尽管邑有多种意思,比如国、诸侯或大夫采邑、与县道区划平级的邑、都邑、郡邑、县邑、乡邑等。但是聚邑或城邑则是其基本意思,与其他区划概念是兼容的,并不矛盾。比如彭城邑、沛邑入秦后因邑置县,原来的邑为县邑(县城)而已。高阳(郦食其故乡,见《史记》)、平邑(见里耶秦简)等则是乡邑。但是,他们本质是城邑或聚邑。在《史记》中,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县献其邑(城)三十六(《周本纪》);沛中空县皆之邑(沛城)西(《高祖本纪》);“令天下县邑城”(《汉书·高帝纪》),在此语境中,“邑”指城的意思,而“城”则是城墙或城垣的意思。

b、中阳里为邑里(城里)。 从《高祖本纪》可知,“丰邑”只在叙述刘邦籍贯时出现一次,其他涉及该地名的都是记为“丰”,可知“丰邑”非专有地名(固定词组),这一点与昌邑(县)、下邑(县)、平邑(乡)是不同的。显然丰邑是丰城的意思。无独有偶,关中的“丰邑”也是如此,从《周本纪》内容可知,(文王)“作丰邑”,即营建丰都,《齐太公世家》复述该内容,其他涉及此地名的,《史记》都记作“丰”(或酆)。何其相似乃尔。两个“丰邑”都是丰城的意思。只不过,关中之丰是(国都)邑,刘邦故里之丰是一般城邑。可见,丰“邑”中阳里就是丰“城”中阳里的意思。大概是司马迁唯恐别人误解了刘邦的出生地,特意加个“邑”,来强调中阳里为邑(城)里。(邑里。按,里耶秦简也发现迁陵县“一邑二里”的说法,按邑指县邑或乡邑,均有城的意思),太史公用意本旨如此。了解到这一点,任何将中阳里与丰城(邑)相分离的辩解都是徒劳的。

3、“中”字作为证据

“中阳里”作为地名,自东汉以来就已成为古今共识,荀悦《汉纪》记载刘邦祖上“迁沛之丰邑,处中阳里”。本文作者绝无挑战这种历史认知的意图。在此前提下,探讨一下“丰邑中阳里”词组的另一种语法可能。在《史记》里,方位词“中”常与地名组合。比如,“吴中”(《项羽本纪》),指吴县之内,“沛中”(《高祖本纪》)指沛县之内。其他篇章也有“邑中”结构,即城邑内的意思。《陈丞相世家》载“邑中(按:户牖乡邑内)有丧,平贫,侍丧”。《郦生陆贾列传》载“邑中(按:陈留县城内)贤士豪杰”。另外本文作者从一些学者文章了解到,里耶秦简、居延汉简、东海尹湾汉简等资料中多次出现“阳里”,“阳里”是一个各地常用的里名。那么“丰邑中阳里”的词组结构也可能是“丰(邑中)阳里”,即“丰(城内)阳里”。 当然这只是本文作者推测,属于补强证据,就当备存一种异说,无碍于上下文的论断。

二、新丰为参照物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十年七月)更名骊邑曰新丰”,《汉书·高帝纪》记载“(汉十一年三月)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汉书·地理志》记载“新丰,骊山之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两部史书关于新丰建置具体时间虽然有些出入,但都认为新丰是由秦代骊邑改建而成。新丰县很多居民来自刘邦故里丰县。东汉应劭讲得更具体,他说:“太上皇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市寺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充实之”。颜师古说:“徙丰人所居,即今之新丰古城是其处”。唐初官方地理著作《括地志》也有类似记述。唐代诗人武平一有首描写新丰宫的诗,云:丰邑模犹在,骊迹尚犹存。还有“鸡犬识新丰”的典故。高祖按照丰县城布局建筑新丰县城,“城市寺里”都一样,把街坊邻居搬过去,以解太上皇思乡之愁,这说明太上皇的家就在丰城。由此反证中阳里在丰城内,应劭说的“城市寺’里’”,显然包含“中阳里”。

三、大泽陂为影子

《高祖本纪》载“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则故事虽有神话成份,然而大泽陂的地理存在则不容置疑。刘邦父母在此耕作、休息是事实。因此可以说大泽就在中阳里附近。后汉延熹十年,丰县令刘亹在丰北大泽旁立“感应碑”,此事载于《天下碑录》,宋人洪适《隶释》辑录无名氏《天下碑录》一卷。《徐州府志》引述《天下碑录》,说:“感应碑去龙雾桥不远”。《丰县志》复述此事,并说此地建有丰公祠。北宋《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大泽在县(城)北六里。明、清《一统志》、《丰县志》记载基本相同。1981年丰城北梁楼村出土明清两代分立的龙雾桥碑石,云:“断自汉高而生,母遇蛟龙而得”,复述宋代绍圣年间的相关内容。此事在秦汉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很多学者来此访问,龙雾桥因此载入各种权威著作。从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来看,大泽(感应碑、龙雾桥)与中阳里彼此照应,互为表里。

四、“居在邑里”与“耕在野外”并不矛盾

从《高祖本纪》内容看,刘太公夫妇常在大泽旁作息,吕后也在田间耕作,刘邦甚至经常告假去家里、田间。刘邦家在丰邑城内中阳里与城外田野耕作并不矛盾,这是秦汉时代居民最常见的生活方式。“战国以至秦汉,“里”丝毫不含有与城市相对的“乡村”之里的意思。相反,里是城市的一种居民单位”。(任重《从睡地虎秦简看秦代乡里性质》,载《历史教学》2007年第4期),这话可能说的有点绝对,但是考古发现,“秦代远离城邑之地,很少有居民点存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均以城邑为中心展开”。原因在于:“田作的人居住在城内或附近,危急情况下可以随时躲入城中。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一律生活在城中,但即使在郊野,其实也是以城市为中心,这种状况甚至到了汉代亦复如此”(<日>五井直弘.中国古代史论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先秦战争频繁,城邑有利于聚集或保护人口,自然田地在城邑周边。刘邦家田地就在丰邑(城)周边。城内中阳里与相距五里的城北大泽陂(龙雾桥)正好彼此呼应。由此可见,中阳里在城南二十里乡村的设想是多么不切实际。

上篇的主旨是从原始记录考证中阳里的区位。从《史记》与其他可信史料内容看,中阳里位于秦汉丰城内,是极其明确的。

下篇:外证——传世文献排查

五、史籍源头肯定“中阳里在城”说

西汉中期的《史记》、东汉前期的《汉书》与后期的《汉纪》等史书是有决定意义的史料。通读以上史料,根本没有“中阳里在(丰)县(城)南二十里”的记述,甚至连一点“丰南”的影子都没有,也没提“丰西南”与“丰东南”,也无法考证当时丰县区划范围,今城内二十里的地方是否属于当时的丰县,还在未定之数。

六、从两汉至明清的传世文献肯定“中阳里在城”说

1、《史记》、《汉书》的注释未见异说

《史记》、《汉书》的各家注释从未提出“中阳里在城南二十里”说。相反,通过应劭、颜师古等人记述,反而证明中阳里在丰城内,上文已作论述。

丰邑中阳里在哪“里”?——找找汉刘邦家的老宅子


(明版《丰县志》之棠林集无“古中阳里”的谬注)

2、传世文献肯定刘邦故宅在丰城

《魏书 ·地形志》说:“丰有丰城,汉高祖旧宅、庙、碑”;北宋地理著作《太平宇寰记》:说“古宅在城内,即高祖故宅”;《大明一统志》说:“高祖宅在丰县中阳坊”,又说“县治中阳坊有高祖庙,为五代刘知远所建”;《大清一统志》同样肯定高祖故宅在丰城内。明代丰县令任维贤在《关王庙记》中说:“丰邑,古徐州域,汉高祖诞生之乡也;城东北隅,世传为帝故址”;清乾隆版《徐州府志》认为“高祖故宅在县中阳坊——即县治东北”。另外,明人稽世臣《汉高祖庙记》云:“丰,高帝故乡也,旧城有双枣,老干虬曲,相传为儿时手植者,丰人因庙祀其侧”。这里记载刘邦“儿时”在“旧城”的活动,也肯定庙在“其侧”(城中)。上述传世文献众口一词地认为刘邦故宅在丰城内,从未见“古中阳里在城南二十里”说法的一点蛛丝马迹。

七、《述征记》佚文所载高祖宅问题辨析

《艺文类聚》与《玉海》载有“述征记曰丰圻丰水西九十里有汉高祖宅”。(按:《述征记》为东晋作品)。清光绪版《丰县志》编者看到的版本则是“丰圻丰水东九十里有汉高祖宅”,并且还做了一点考证,“余谓九十里当作九里之误”。理由是“太公治田在九里,大泽之畔,则宅安有九十里远乎”?又说“母媪息于龙雾桥下,正当九里处”。古代文章不加标点,所以也不能说《县志》的辩护完全没有道理。

1、《述征记》佚文矛盾百出

按第一种版本,如果丰水西九十里存处有高祖故宅,那么根本不在丰县,因为,按照《水经注》说法,泡水过丰西泽才称丰水,丰西泽向西九十里,是哪里?按照第二种版本,丰水东九十里,也到了沛县。如果想表达起始点在“丰水入泗水处”,那应该叫泗水西九十里,此其一;直接说丰水源或丰西泽畔,岂不更明确。此其二;注释目的在于释疑解惑,这儿反故设迷局,令人难以接受,此其三。

2、《述征记》佚文版本差异原因

第一,刊刻版本多种多样,我们今天也只是看到其中某一种版本;第二、《玉海》或《艺文类聚》收入的是佚文,转载只言片语,容易导致文字差异或脱漏,这类例子很多,如《玉海》将《西征记》记为《西京记》;第三、《述征记》佚文本身模糊、混乱,难以为据。

3、《述征记》佚文用意探析

既然有的版本记载“东”,有的记载“西”,那么原版本可能记载的是“东西”。这里“圻”应是疆界、地域的意思。“丰圻”即丰县境内的意思。那么《述征记》想表达的首要意思是“丰县境内有丰水、高祖庙”,其次对丰水作了点注释(丰水东西九十里)(本文作者按:意在介绍丰水,非仅指丰水流经丰县境内长度)。“数据”与高祖宅本无关系。舍此,则无更合理解释。无论作何解释,这条记载都与县南二十里的棠林集无关。

八、透视明、清《丰县志》记载矛盾问题

1、明清县志多浮夸之论

明清县志对论证秦汉史事而言作用不是太大,只能作参考之用。比如《史记》记载刘邦“有吏事避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这里只是说刘邦逃匿,卢绾追随他。而《丰县志》则说:“高祖有吏事避绾宅”。这里添油加醋地说“避绾宅”,歪曲了《史记》原意。像这类例子不留意,容易被误导。县志记载“周勃墓、荆轲墓、越王墓、楚王墓”在丰县,这些内容不能当真。清顺治《丰县志》为棠林集加注“古中阳里”,显然属于这类不实之词,正如刘文忠先生所言,“那只能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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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版《丰县志》为棠林集擅增“古中阳里”的谬注)

2、清顺治版《丰县志》关于棠林集的注释是凿空之谈

清顺治版《丰县志》为在棠林集加注(县南二十里,古中阳里),明版《丰县志》记载的棠林集,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大明一统志》也无此内容,就是在这一谬注产生后,《大清一统志》对此也只字不提。遍查《史记》问世到明末一千七百年间的文献,挖地三尺都找不到任何依据,这里也未出土任何足以证明古中阳里存在的地下资料。

丰邑中阳里在哪“里”?——找找汉刘邦家的老宅子


(光绪《丰县志》正文载“在城一乡即古中阳里”)

3、清版《丰县志》正文同样肯定“中阳里在城”说

以光绪版《丰县志》为例,版本相因,固然保留了顺治版《丰县志》关于棠林集的谬注,但是正文部分依然肯定中阳里在丰城,引述《一统志》说“中阳里在城东北,有中阳坊、庙,五代刘知远所建”。上文提到县志编撰者在考证《述征记》佚文的时候,还极力为大泽与中阳里的密切联系进行辩护,这种考证或存在问题,但是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县志说:“今之在城一乡即古中阳里,宅安能越中阳而过之”。旗帜鲜明地认为“古中阳里在城”。该志还记载县城或近郊存在高祖宅、卢绾宅、龙雾桥、丰公祠等“古迹”,这些内容彼此相呼应,又与《史记》、《汉书》、《魏书》、《括地志》、《太平宇寰记》、明清《一统志》等文献相互印证。作为鲜明对比,棠林集为古中阳里的谬注则显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假如清版县志编著者肯定棠林集为古中阳里,就会在正文中展开叙述,也不会说“今之在城一乡即古中阳里”。

4、关于谬注产生原因的猜想

可能的原因之一: 丰县过去境内立了不少碑石,诸如“汉高故里”、“汉之故里”等,个别好事者望文生义,以为是“古中阳里”。可能的原因之二:明代区划有四乡十九里,明代以前或明代前期,棠林集或存在类似“中阳里”字样的里,明末清初消失后,成为“古中阳里”。可能原因之三:一些文人墨客在此写过关于“汉高”或“中阳”诗文,被人误解为“古中阳里”。可能原因之四:清顺治版《丰县志》刊刻时字迹错误。当然上述猜测仅仅属于本文作者一家之言。

下篇旨在依据可信史料,剔除清版《丰县志》所注“县南二十里棠林集为古中阳里”的谬说,避免以讹传讹,贻误今人、后人。

结论

应该说,学术界从未注意清顺治版《丰县志》的谬注。安作璋教授与孟祥才教授是前任和现任秦汉史学会副会长,他们合著的《汉高帝大传》(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说:“刘邦出生地丰邑中阳里在今丰县城内”。现任会长王子今先生也有类似描述。丰籍研究者长期以来也从未就中阳里问题产生过争议。丰县博物馆原馆长王荣生先生在1992年《刘邦研究》杂志第1期发表《刘邦故里丰邑中阳里考》,开宗明义地说:“丰邑中阳里究竟在何处呢?查阅相关资料,可以认定,丰邑中阳里在今丰城及近郊”。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刘文忠先生近年在《文化丰县》杂志上发表《丰邑中阳里考索》,经过一番考索,“认定中阳里必在丰邑城内”。

与昔哲今贤相比,本文作者更注重挖掘内证,着重分析《史记》文本内容与具体语境,利用相关学术成果,从而确证“中阳里就在秦汉丰城内”,这是难以撼动的定论;同时梳理传世文献,批驳了清顺治版《丰县志》擅增注释的妄诞。宋人叶适说:“后生诵读不详,轻立议论最害事”。近几年,各种奇谈怪论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因此,依据准确史料呈现史实真相,是十分必要的,“西北说”、“西南说”、“东北以至沛县说”等各种谬论皆可休也。如果有人继续追问,我的回答很简单:《史记》这个关口是混不过去的!

丁维军

201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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