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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良性互动为内容的“三社联动”，已成为我国基层推进政社互动合作、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三社联动”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各地积极实践。去年10月份，民政部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三社联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快速推进。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齐参与的“社会治理” “三社联动”是我国社会建设不断发展，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产物。自建国以来，我国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变。改革开放前，我国是政社合一的社会，国家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体系控制着一切。改革开放后，政企职能、社企职能分开的步伐加快，“单位制社会”逐渐走向解体，大量的社会职能和社会问题开始回归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承载平台。 在这种背景下，民政部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社区服务。社区服务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居民的需要。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由此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社区建设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社区绿化、卫生、文化设施等物质环境，也解决了一些社区弱势群体的现实困难，但这种“社区建设”体制没有调动社区内各类主体的积极性，社区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单元”。而此时另一种民间力量——社会组织也在悄然发展着。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让社会组织进入“增速发展期”，从2013年到2015年底仅仅3年时间，社会组织就发展到66.2万家，特别是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后，社会组织像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如何发挥好这些社会组织的作用，承接好政府让渡出来的部分职能，专业社会工作的引入成为必然选择。社会工作最大的优势在于专业性，它可以帮助社区发展更多的社会组织，同时提高社会组织的自组织能力和服务能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部署，“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的新型框架、作为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机制，得到了政府尤其是民政部门的重视，开始在实践领域广泛开展。 “三社联动”试验田 “三社联动”也是实践先行的，许多地方的民政部门在“三社联动”的探索方面走在了前面。在社会工作发展较快的上海市，在本世纪初一种推动社会工作和民政事业协同发展思路被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互动”成为发展社会工作的一种推进策略。上海的经验是，组建了800人的社会工作者专业队伍，成立了最早的三大社工机构，由专业社工介入“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第一次大规模、整建制地深入社区，为社区中“三失”青少年、吸毒人员、社区矫正人员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应该说，上海市在全国较早开展了社会工作、社会组织进社区的实践。 除了上海之外，广东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是“三社联动”的又一种诠释。他们以街道、社区为平台，按照“政府扶持、社会承接、专业支撑、项目运作”的思路，建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出资委托民办社工机构承接运营，为社区家庭和老年人、青少年、外来务工人群等提供服务。目前，广东省已建有1000多个家庭（社区）服务中心，有效实现了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在城乡社区平台上的对接。北京“三社联动”工作的特点是在街道和社区层面建立“三社联动”联系会议制度，打通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信息沟通的渠道，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使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为民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上协同行动。重庆则是政府让渡空间，让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融入社区，让居民需求催生“三社联动”，推动社会工作进社区。现在，重庆市引进社工服务组织的区县达55%。在民政部“三社联动”政策的引导下，江苏、山东、湖南、四川、安徽、黑龙江等省市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国经验已经成了全世界瞩目的奇迹。同样道理，在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当下的中国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试验田。“三社联动”机制的出现，见证了我们国家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伟大转身，中国社会工作更是迈上了本土化发展和自主性建构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事业由此开始了崭新的起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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