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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4·12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译文 孔子说：“依据利益来行事，就会招致很多怨恨。” 探究 为何不能“放利而行”呢？ 本章上承第10章，见孔门有个义利观在。 孔子所谓“放于利而行”的“放”，后儒有两解。一取依据义，谓行事只是依据了利益。一取放任义，谓行事一味放任了自我谋利。《孟子·离娄下》说：“仲尼不为已甚者。”孔子行事乃至说教均不太过。故今从前说。 《孔注》：“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邢疏》也说：“言人每事依于财利而行，则是取怨之道也，故多为人所怨恨也。”《孔注》《邢疏》亦取依据说，认为人若事事都依据财利来行，实在是招致怨恨之道，因而多被他人所怨恨。 孔子从不耻于言利，且于己于人，每奉行正当取利之教与行。此等行事，《论语》见载：“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所记孔子收学费事；“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雍也》），所记原思任孔府总管，孔子给工钱事。 孔子所言，关键是取利的根本，在于义。不义而利，欲利己，先已害人，故多怨。这其实就是孔子的义利观。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若凡行事取利依从仁义，则不论利害得失，于己心可无怨。 通观本篇，孔子在第10章直言了君子所行在“义之与比”，谓君子每事只求从行于大义。故知本章否定“放于利而行”，当为孔门日常所议论应有之义。 义利关系，后来荀子说得更为明确些：“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荀子自有一番道理：义和利，是人有的两种欲求。即使尧舜，也不能祛除人求利的心，可是能使人求利的心不胜过他好义的心。即使桀纣，也不能祛除人好义的心，可是能使人好义的心不胜过他求利的心。圣人治世，可促进好义之德，昏君临民，则催生求利之心。荀子的此番议论，可用来参悟孔子之本心。 孔子并非一味去“利”求“义”，所反对的也不是利，而是“放利而行”。以利为尺度行事，利令智昏，利令德失，利令义止。而无利不起早，以期逐利是人之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人亦孰不欲富贵？”（《孟子·公孙丑下》）但必有原则，仅仅依利行事，问题就大了。这里从反面言利及义，劝说君子修身养性，重义轻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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