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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年，余姚城北龙泉山麓一座遍植竹子的院落里，竹轩斋主名士王天叙五岁的长孙王云仍未学会说话。焦急的祖母和母亲带他访遍了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寺院，顶礼祈愿他早日开口。可他依旧安静讷言，只喜欢盘桓在祖父手植的竹林中，听草虫低语，看风扬竹叶，描摹阳光被分割落地的光斑。祖父在竹轩吟诵诗书，他就在旁入神地听，像在无声回溯着重重心事。 他曾是个不愿出世的孩子。母亲怀胎超过十月，于一夜梦到五彩祥云落于屋顶，是日诞下了他。如今他仍然不愿说话，直到有一天一位游方僧人来到竹轩门前，摸了摸他的脑袋，轻叹一句，好个孩儿，可惜道破，随后飘然而去。祖父顿悟云乃说话之意，于是取论语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守仁。不知是不是天意，他自此突然学会了说话，开口能诵祖父竹林里读过的辞章。后日立言，开端若此。 王守仁九岁那年父亲王华中了状元，远赴京城任翰林院编修，一遂功名之志，也就带上了他。父亲为他铺设好了生活的轨道，入塾、八股、科举、及第、入仕，可他不愿遵循。少年总觉得京城此地是意气风发的翰林院王编修的家，不是他的家，他在心底珍惜地敛藏着水乡空气中濡湿的甜。而北方风的凛冽天的高远却在悄悄培养着他半卷兵书踏马天下的侠客梦。十五岁的他离弃了八股一样枯燥乏味的日子和生母去世父亲续弦后空气冷硬的家，独自到京北登上居庸关长城。自下关而上关，回身眺望，远处的北京城似乎伸出一只手掌便可遮蔽，少年心事浩茫起来，风吹得衣衫猎猎作响。 父亲对叛逆的王守仁管教愈发严厉，在他十七岁时，强硬地要求他独自到南昌去，迎娶他的故交江西布政司参议诸介庵的女儿。年轻的王守仁对婚事仍旧懵懂，他只隐隐约约感到这位陪嫁丰厚的官僚之女，披着红盖头的美丽新娘，像是裹挟着生活中所有的与己无关和不得已扑面而来，他本能地想躲开她。新婚那日他被亲朋簇拥着出现了，可洞房花烛夜，他失踪了。他逃到数十里外的道观，听老道人讲授养生心法，道人无话后两人对视无言，直至天亮被诸家来寻的人找到。在众人的疑惑和责备中，他怯懦地闭口不言。 次年，纵是千般万般不情愿，王守仁还是带上新妇踏上了返京的路。途径余姚老家，暂时安顿下不久，给了他开放启蒙教育与生命自由气象的祖父便去世了，留下祖母孤独地守着空屋和竹林。祖父去世，陌生的妻子在侧，老屋和生命一道空旷了起来，他想抓住点儿什么。他想起了接受的科举教育里他最认同的朱熹“格物致知”之法，面对这片自小最熟悉的竹林，他能否凝视冥思直至“格”出“真知”，透过竹子的青翠外皮看到它的内在实质呢？他把自己拘在竹轩，目视竹子七天七夜，可满心期待的顿悟仍无出现迹象，他却因双眼昏花而不得不放弃了。也许……也许，真知本就不在心外，欲透过外界去认识真理和实质，其实是不可能走通的一条死路？ 王守仁在二十七岁方进士及第，进入官僚系统，先后服务于工部、兵部、刑部，因为在故乡曾居于阳明洞，时人尊称他为阳明先生。承蒙声誉日隆的状元父亲的提携，仕途顺风顺水，一派锦绣前程。安定的一切都因九年后一场不计后果的仗义执言而永远失去了。当时八名勇敢的青年官员上疏弹劾掌权窃国的大太监刘瑾而接连下狱，王阳明曾以言官为己任，此时便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向皇帝上疏陈情以期营救，结果被并案查办，杖四十，投入大狱，贬官流放。出狱后，进士王阳明左迁蛮荒瘴疠之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做一名普通的驿丞。 三十六岁仕途光明的京官王阳明突然蒙受去衣廷杖之辱，被困于物质贫困精神贫乏的龙场，身心的双重苦难和孤独催化了他思想的迅速成熟，他回顾从学三十年来欲结合天理与人道而不得，探求真知而不至，不懈追求精神完满却屡屡残酷受挫的求索历程，苦思将究极之知与济世之行统一起来的路径。“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一场将煊赫中国思想史的蜕变，就在斯时斯地斯人身上静静地发生了。龙场一夜顿悟，他提出了颠覆性的三大主张：心即理、知行合一、良知与致良知。即使阳明并没有特别明确与强调“天人合一”的表达，这一曾深刻影响过他的传统思想贯穿了三大主张始终。 “天人合一”的观念，发源于周代，《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周室贵族刘康公的言论说：“菩闻之：民受天地之甲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这里把“天地”与人的“动作礼义成仪之则”联系起来表现了天人相通思想的萌茅。之后孟子发展出性天相通观点，“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再者，则是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其内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着复杂的联系，其中不乏牵强附会之说。到宋代，张载则首次在语言表达上提出天人合一：“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其“民胞物与”的思想可以说也是涵盖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的。之后经由二程而达到成熟。张载、二程发展孟子学说,扬弃了董仲舒的粗陋形式，达到了新的理论水平。而阳明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其三大主张中。 在整个宋明理学中，“心”与“理”之间的关系是基本哲学问题之一，对心、理问题的解决是理学以“本体—功夫”为基本结构的全部体系的决定基础。在这方面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坚持不同的意见：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而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 朱子认为，虽然心包众理，但理在心中是作为性存在的，心在这里是一个含有经验意识意义的范畴，会受到外部影响，而理则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是在主体之外的，所以，朱子是非常注重心性之辨的，而且只承认性即理，不赞同心即理。 在阳明，“心即理”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方向，集中体现了孟子以来的心学立场。这里的“心”来源于孟子的本心概念，是指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欲念的主体。进而陆九渊之“心”，则又继孟子的“心之所同然”而来，“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 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在阳明，还有其独特的出发点，这也主要体现在“心”的含义以及由此而对“心即理”的论证上。“心”的含义及“心即理”的论证有两层意思，首先，“心”是指心之本体，从这个角度讲“心之本体，即天理也”，也就是说从本体上，心理是同一的；其次，“心”又是指个体的发用流行之心，因此，“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也就是说，理是心发用流行的产物。所以在阳明，“心即理”既是本体论又是修养论。 “心即理”说是心学的代表主张，同时为阳明进一步提出“知行合一”和“良知与致良知”提供了理论基础。 “知行合一”是阳明在贵阳时提出的，就一般意义而言，此说的提出是针对明代中期以来，道德败坏的社会现象而言的，阳明指出：“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 可见，阳明提出这点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但这并不仅是权宜的说法。 从内容上来讲，主要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指实践活动中自觉之知与意念显发之行的一时并在性，“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去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这是自然的知行合一。 其次是指自觉之知与推致之行的一时并在性，在这一意义上主要是从道德实践的目的，即扬善惩恶的角度来讲的，阳明指出：“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留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这是除恶务尽的意思；另一方面，他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的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知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这是扬善至极之意。可以说，这一层面上的知行合一即此说的立言宗旨。 第三是“真知行”，即“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也就是说，心不待存而自存，知不待致而自致，好善恶恶都一如天性一般，这也即是圣人工夫，所以阳明说“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即是圣人。” 从上文可以看出，阳明对于“知”“行”的定义是不同于普遍意义的。在阳明，知是指意识上的知，是个纯粹主观性的范畴，而不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知识，以及求知的行为。而“行”则一方面包括人的一切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包括人的心理行为，这就比通常的定义范围广的多。而阳明在运用时会在不同层次上一起使用，因此，不免会引起误解和误读。总的来说，阳明知行合一中的“合一”，并不是说知行指向同一对象，或者说二者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是不能割裂的，或者说，在阳明的规定中，二者是相互包含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件事。”“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若识此宗旨，说知行做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否则，便说做一个，亦有甚用，只是说闲话。”其实，这和宋儒通常意义上讲的“真知”是相互联系的，因为这里的“真知”包含着“必能行”，如程子就说“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 致良知是阳明晚年提出的，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可见阳明对“致良知”说的看重。 良知的说法是由孟子提出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这里，孟子显然是指每个人生来就有的一种道德意识。此外，孟子还有四端之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阳明则提出：“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在这里，阳明把孟子的“良知”和“四端”结合起来了。 良知首先是指凡人必具且随时知是知非的能力，所以它是不同于一般的知觉的，而良知之所以能够知是知非，又在于它是人人必具的至善之性，又是善性之知觉的落实与体现，所以阳明又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那么，它也就与天理，与心之本体联系起来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总的来看，良知是至善之性及其发用流行两面的彻底统一与灵活运用的表现。 从良知本体及其发用流行这一角度来看，它是本体的直下落实和人生实践的当下显现。另一方面，良知又有随时被私欲蒙蔽的可能，而正因为这才是生命的常态，因此，修养才成为必要，同时也成为了良知彰显的必要前提了。从良知到致良知即从本体论到修养论的过程。 “致知”的概念源于《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宋代，《大学》的地位被空前提高，“四书”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整个宋明理学无有不讨论《大学》者，特别是其中的“三纲八目”。而“格物致知”又是其核心。阳明提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可见，在阳明，“致知”即“致良知”。这样，阳明就把孟子和《大学》结合起来了。 阳明说：“致者，至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尔。”“致”就是“至”的意思，“至”既可以表达“极”的意思，也可以表示“至极”。因此，“致良知”一方面是说，要使人的良知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也指这个发挥到极致的过程。而发挥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孟子扩充四端之说的发展，阳明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其实，良知是事物本有的，但是却为私欲所阻，亦即“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刮磨一番，尽去驳蚀。”所以“致良知”就是要冲破私欲，不让良知受阻，从而扩充到事事物物之上。 因而，“致良知”也不是悬空的，而是实落在事物之上，“若鄙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同时，依照阳明的思想来看，“致良知”的含义更重要的还有“行”这方面的意思，“如知其为善也，致其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知犹水也，人之心，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在这里，只有“决而行之”，也就是说把良知实落到行之中，这才能称为“致知”。而在这里，“致良知”也就和“知行合一”统一了起来。 在阳明心学中，无论是哪个主张，其实本体、功夫、境界都是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体是实践工夫所以发生的逻辑出发点，工夫是本体现实存在的依据和表现，二者的区别在于，本体是形上的无方所、无定形，工夫则是具体的、实践的，关于具体的工夫，可以说有两种，一是事上磨练，一是静处体悟，但阳明又说“上根之人，世亦难遇，此虽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也就是说，这两种工夫，虽然一种是渐悟，一种是顿悟，但是顿悟只是针对上根之人而言，对于中下根的人来说，应采取渐悟的方法，在这里，则所有的人都被包含在修行工夫之中了。而工夫除了受本体规定外，同时又受境界的制约，境界则是指主体在修养功夫中的追求指向及其呈现。这样，工夫和修养实际上就是同一种实践活动，而本体与境界则是代表着这一实践活动的始末两端。这三者具有三位一体的特点：从形上的角度看，它统一于本体；从形下的角度看，它落实并实现于工夫；从指向上看，它又归宗于境界。然而，阳明的论述始终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和回溯的。 而在其统一的整体之中，始终贯穿着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天人合一的理解可以从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人来说，面对外物，就是要做到见机察势，顺应事物本有的规律，不把一己之意强加在外物之上，而是要使事事物物都按照天理自在，而面对自身，则应顺应自我之本有的良知明觉，让其不为私欲所阻，从而与天理为一；从物与物之间的角度来看，万物都应该是彼此相适的，是按照应有之理而存在发展的。同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概念之中所贯穿的精神是始终相同的。也就是说，整个宇宙的一切是一个整体，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应是按照自己的应有之势，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始终是变动不居的，随宇宙之大化，而天地万物为一体，蕴藏生生之机。因此，在阳明的三大主张中，其实都是在说，良知天理人本有之，但却为私欲意见障蔽，不能朗现，因此，识得此本心之良，人就应当使自己本有之良知扩充全体，由此，更落实在事事物物之上，便可使事事物物呈其本有的状态，从而与天地合一。在阳明，其哲学思想“居越以后，所操亦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现。” 阳明先生本人也用一生践行了知行合一以致良知的理论主张，离开龙场之后，他重返仕途，曾巡抚江西，总督两广，平定宸濠之乱，尽显儒将奇才。又开坛授业，著《大学问》《传习录》，流布心学，继宋元理学之后，开一时之新，焕然后世学风，立德、立功、立言“有明一代，皆居绝顶”，以其杰出的文道武德赢得了当时后世的祀奉与尊崇。五十七岁时，阳明先生以病乞骸骨，逝于返乡途中。弟子询问他有何遗言，先生的简短回答无疑是对自己一生知行的最好注解：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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