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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古北口镇的雄关之下，有一座“杨令公庙”，始建于公元1025年，是为纪念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建造的。 杨业，著名的“杨家将”第一人，他的庙在古北口，让很多人误以为他就是在这儿抗辽的，当地很多景点资料也都如此宣传。其实，当年北宋对辽国的作战前沿，局面最好的时候也只是向北推进到现在天津海河口—霸州—易县拒马河一线，离古北口往南还要两三百公里。杨业抗辽，据考证主要发生在雁门关一带，他重伤遭俘后被押往辽国陪都南京（今北京），“绝食三日而死”。辽人对他非常钦佩，后来立庙纪念。巧合的是，离庙不远处有一座“古北口长城抗战七勇士纪念碑”，据说当年侵华日军也曾因为佩服抗日牺牲将士而为他们立起“支那七勇士之墓”的墓碑。 现在看到的杨令公庙并非原貌，经历多次重修，庙里面的人物也是按照说书人口口相传的杨家将塑造的，写实少虚构多，连杨门女将也置身其中。不过，古北口的杨令公庙始建于北宋倒是货真价实，最早被称为“杨无敌庙”，因为杨业与辽军打仗经常出奇制胜，敌人望风而逃，所以被赞为“杨无敌”。北宋诗人苏辙（1039-1112）出使契丹，曾写过《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中第六首就是《过杨无敌庙》，这事发生在1089年，苏轼专门写下《送子由使契丹》，“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当时辽国经常无故扣押宋朝使者，苏家“一门三进士”，名声远播，苏轼交代弟弟当心“务虚名而处实祸”，不要刻意流露才华，安全归来最重要，爱弟之情溢于言表。 比苏辙稍早的北宋名臣刘敞（1019-1068）也曾出使契丹，留下一首《杨无敌庙》：“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两鸿毛”。《宋史》记载当他走到古北口时，契丹人故意绕路，没想到刘敞熟知地理，马上纠正，让契丹向导惊讶惭愧。“奉使契丹，素习知山川道径，契丹导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险远”。可见，当时的古北口和杨令公庙已经知名于世，宋人往往借怀念杨令公而抒解大宋卑辞厚礼对待辽国的屈辱感，可谓“万里胡人犹破胆，百年将士独伤心”。 杨业之死，从根本上讲是死于北宋“重文抑武”的国策。宋朝富而不强，有人归罪于宋太祖赵匡胤以文立国，实在有点冤枉。北宋初立，五代十国的乱局尚未结束，“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思维惯性还在，赵匡胤本人正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倘若不整合军队、消解军阀，历史必定重演。到时不仅“求为匹夫而不可得”，恐怕又要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了。因而，强干弱枝、频繁调动将领、“杯酒释兵权”等等都是当时必要而又成本最小的办法。况且，赵匡胤本人行伍出身，军事才能突出，军内威望极高，治军很有一套，他在位时完全不用担心因此而导致的军队战斗力削弱问题。 对北宋积弱负主要责任的，应是宋太宗赵光义，他两次冒冒失失的北伐：第一次，御驾亲征，不仅轻敌冒进，还瞎指挥让军队摆队形，中了辽军埋伏，赵光义差点做了俘虏，中箭受伤后驾着驴车狼狈逃回；第二次，偏听偏信，盲目自大，不知己更不知彼，再加上用人不当，三路大军最终大败而回。赵光义不仅军事才能比赵匡胤差得太远，用毛泽东的话说“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又只会一味死守重文抑武的陈规，不能因时制宜做出改变，根本无法战胜辽国的草原骑兵。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这两次北伐失败均是因人祸而起，自此宋军元气大伤，被辽军吓破了胆，再也无力北进，战略态势由攻转守，治国方略彻底调整为重内虚外、由武转文。杨业正是在第二次北伐时，为了掩护军民撤退，而被辽军包围俘虏的。或许，杨业恰是一个符号——他的陨落，代表宋朝丧失了尚武精神。 古北口“南锁京师，北捍朔漠”，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清代皇帝出关狩猎避暑，每年也都从此经过，镇中至今仍存有古御道的遗迹。康熙曾赋诗《回銮抵古北口》，“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时平不用夸形胜，云物秋澄斥候闲”，粉饰自己治下岁月太平，地势险要也没什么用处，连负责侦察的斥候都无事可做。可是，斥候闲下来，是不是危险就来了？或许，康熙没有留意到旁边的杨令公庙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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